區選政治

數以十萬計的市民在酷熱天氣下上街遊行，反對政府的一項立法，不能不令人想起2003年。跟2003年一樣，今年11月是區議會換屆選舉。

研究香港選舉的人都看到，在回歸以來的歷次立法會選舉，建制派在地區直選的得票總數都少於非建制派。這並不妨礙建制派贏得一部分議席，因為立法會地區直選採用的是比例代表制。另一方面，區議會選舉是單議席選區、得票最多的候選人勝出；所以，如果建制派同樣是得票少於非建制派，區議會的大部分議席便會落到非建制派手中。然而實際上，在歷次區議會選舉中，建制派贏得的議席總是遠多於非建制派；以最近一次選舉（2015年）為例，除了在沙田和深水埗兩派勢力十分接近之外，在其他16個區議會，建制派都佔了議席的大多數。這反映了兩大陣營的得票對比，在區議會選舉跟立法會地區直選恰恰相反。

對於這現象，最常見的解釋是在兩級議會的選舉裏，選民對候選人的要求不同：在區議會選舉，選民看的主要是候選人在地區服務的表現；但在立法會選舉，選民卻比較重視候選人的政治理念。一般都認為，建制派憑着充裕的資源，大搞「蛇齋餅糭」，地區服務表現較佳，所以在區議會選舉佔了優勢；但在政治主導的立法會選舉，「蛇齋餅糭」便不奏效了。這理論雖然流於片面，也並非完全沒有根據。

2003年的區議會選舉卻是顯著的例外。當年春夏之間「沙士」疫情爆發期間，建制派特別是民建聯在社區裏做了大量「急市民所急」的服務工作，除了派發市民急需的口罩和清潔劑，還到公共屋邨協助居民做大掃除，贏得很多街坊的讚賞。可是，當年7月1日發生了反對23條立法的大規模示威遊行；四個多月後的區議會選舉，民建聯在多個選區的候選人都被幾乎沒有地區服務的對手擊敗；而對手的競選政綱，只是「踢走保皇黨」五個字。

該次選舉結果似乎證明：即使在區議會選舉裏，一個政治事件在社會上引起的廣泛而強烈的反建制情緒，可以壓倒地區服務的重要性，成為決定選民投票意向的主要因素。

選民投票取向原因複雜

不過，如果觀察多幾次其他選舉，對這個結論當會有所保留。例如，在2004年的立法會選舉，很多人都以為「七一大遊行」的政治效應依然存在，而且影響會比對區議會選舉更大。泛民主派信心十足地提出「立會三十，香港新天」的口號，認為可以贏得全部60個議席的半數；有部分泛民候選人再次祭起「踢走保皇黨」的旗幟。可是，泛民陣營結果一共只贏得25席；其中30個分區直選議席，泛民只取得18個；當屆新增的六個直選議席，有四個落到建制派手中。民建聯全部直選議員成功連任，還比上一屆新增了兩個直選議席。

再看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該年3月的行政長官選舉，令建制派陣營分裂；新政府一上場，民望已陷於低谷。然後，在立法會選舉期間，爆發了「反國教」大規模示威，「國民教育等如洗腦」的宣傳不絕於耳。國民教育成為立法會選舉的主要議題；民建聯候選人在選舉論壇上堅決支持國民教育，被一眾反國教的泛民候選人圍攻。在投票日前夕，政府竟宣布撤銷原定該年9月開設國民教育科的計劃，令建制派進退失據，反對派氣焰高升。結果呢？在地區直選的35席中，建制派取得17席，是歷史上最好的成績；其中民建聯佔了9席，多於任何一個泛民政黨。

又例如2015年的區議會選舉，緊接在「佔中」和「雨傘運動」之後。當時，社會撕裂，一部分市民特別是年輕人對未有普選的失望轉化為對政府和建制派的不滿，選舉議題高度政治化。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不少選前分析都預測，多了一批對政府不滿的「首投族」，對建制派十分不利。該次選舉的投票率果然創了歷史新高；但選舉結果，建制和泛民雙方各有老將敗於「政治素人」，兩個陣營各佔議席總數的比例卻基本維持不變，沒有重見2003年「踢走保皇黨」的現象。

歷次選舉的經驗說明，選民的投票行為是由多種複雜的因素決定的。選舉前或選舉期間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固然會影響選舉結果，但影響多大、怎樣影響，都會因時因勢而異。某一次選舉呈現的規律，不能簡單地套用到另一次選舉。

原刊於《am730》，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曾鈺成

香港政策研究所副主席。2008至2016年出任香港立法會主席，曾參與多屆立法會地區直選。現擔任培僑書院和培僑中學校監及培僑小學校董。1968年在香港大學畢業後，於培僑中學任教，後擔任校長。香港大學教育文憑及碩士。1992年與一群志同道合人士成立民主建港聯盟，並出任創黨主席，2003年改任會務顧問。回歸前，積極參與香港過渡期工作，曾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成員，並擔任全國政協委員。2002-2008年擔任行政會議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