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智鵬倡歷史科少講政治史多講邏輯理性證據

上文談到，劉智鵬教授倡議特區政府放寬新界土地發展的地積比率（Plot Ratio），以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他也倡議改革中學文憑試課程，以騰出課時讓學生學習中西史，以便從前人的經驗學到做人做事的道理。

「新九龍」劃界市區土地大增

劉智鵬指出，1937年，港英政府刊出「新九龍」的圖則，劃定了「新九龍」的範圍，涉及界限街以北一大片新界土地，由東到西包括現在的鯉魚門、茶果嶺、觀塘、牛頭角、牛池灣、九龍城、九龍塘、深水埗、荔枝角，南至界限街，北至獅子山腳下，面積達3000公頃。

「新九龍」出台之後，這片原屬新界的「租借」土地，一夜之間變成九龍市區的延伸部分，用了市區發展的方式發展新界土地，這一招儘管屬於「巧立名目」，但卻非常有效地為香港增闢了大量土地，面積比原來的九龍多出數倍。根據近年的人口普查顯示，「新九龍」地住了大約150萬人。

劉智鵬說，歷史學者的基本訓練是探索問題根源，基於理據作出分析，總結成為結論，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案。他認為，為香港的土地問題謀出路，需要理性、有據、持平的精神。

教中史趣味不足 DSE為難考生

另一個需要理性、有據、持平地解決的，是學校如何教中國歷史科的問題。「幾年前我被邀請參加修訂小學常識科，主要是為小學課程加入中國歷史和香港歷史的元素，因此現在小學生也會認識一些中國歷史和香港歷史。」劉智鵬說：「當然這並不足夠，因此自去年起，中國歷史納入了初中必修科，同時，希望修讀中國歷史的高中學生增加。教育局今年又推出全新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取代通識科，通識科改革後，騰出的課時可否吸引更多高中生修讀中國歷史，甚至將來成為必修科？我覺得這是個可以努力的方向。」

劉智鵬指出，上述只是課程上的安排，「今天中學中國歷史科，無論是課程、教學方法或是考評的設計和安排，都需要審視和重整。最主要的原因，是整個歷史科在整個中學教學過程中，都欠缺了『趣味』二字，反而在大學教中國歷史課，修讀的學生更開心，因為所學的跟中學完全不同。因此，中學歷史科從課程設計、課本編寫，以及考評方式，都有很大的修訂空間。」

劉智鵬又批評中學文憑試（DSE）中國歷史科的試卷，「實在是為難考生」。他說：「三年高中的中國歷史科，不是要考學生記憶力」，又指中國歷史的「治、亂、興、衰」是很重要的方面，因此中國歷史科經常有「西漢興盛的原因」或「西漢覆亡的原因」這類題目，但這樣大的問題又豈是三言兩語可以「總結」的，那不是開玩笑嗎？改朝換代，一定有「荒淫無道」的皇上、天災人禍，加上大反派「宦官、外戚、藩鎮」。不同朝代的「覆亡原因」，只要把這些「重要元素」進行不同排列，便是「答案」，完全沒有意思。

因此，劉智鵬倡議，中國歷史科要盡量少講政治史，「正如我們生活在今天的香港，有多少人能夠說清楚香港的地方行政呢？學校的老師卻要講授兩漢的中央及地方政制，什麼西漢的郡、縣二級制、東漢的州、郡、縣三級制，說說可以，真正懂得這是什麼一回事嗎」？

他奉勸不要再教一些「自己都不懂」的歷史，不必要求學生記住這些他們不會懂的知識。

考古新發現顛覆前人觀點

劉智鵬認為，中學歷史科的史觀深受前輩史學家「救國救民」，擔心中華民族「花果飄零」的思想影響，當時在抗日的大背景下，「主戰」當然比「主和」顯得正氣凜然，問題是20世紀以來，考古的發現已經修正了許多前人的觀點，至於對近代史的解讀，更是千變萬化。

他舉例說，宋遼「澶淵之盟」，傳統的解讀每多負面，甚至有些老師認為是「國耻」，然而，劉智鵬認為，「宋真宗實際上是一個偉大的外交家」，原因是「澶淵之盟」前，北宋與遼國已交戰數十年，每年光是布防就得花費數千萬銀元，一旦開戰，開支更難估量。現在只是給每年給遼國「歲幣」10萬銀元、絹20萬匹（遼人也會用來賣錢），就能夠維持和平數十年，而且遼人也會來宋國購物消費，難道不是「除笨有精」？兩宋共享國祚319年，比西漢和唐代更長，當中自有其道理。

清朝國運太平軍是催命符

再說中國近代史，劉智鵬指出，清朝的國運，早在太平天國時期（道光至同治年間）已現敗象。太平天國沒法用傳統的「八旗」軍事力量解決，唯有起用湘、淮地方武裝，「曾胡左李」打出名堂，加上列強侵華，中央財政一路向下，地方以「收陀地」方式養兵。甲午戰爭後練「新軍」，「小站練兵」練成了唐代藩鎮割據的模樣，各地擁兵自重，埋下日後軍閥割據的種子，而辛亥革命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總之，「中央與地方要有一個平衡，地方永遠要處於中央之下，否則一定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