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人談創作——周凡夫（上）

周凡夫，原名周卓豪，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IATC）香港分會副主席，活躍於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台灣兩岸四地知名音樂藝術評論家。

五十年代解放後在開平出生後，舉家搬到廣州，在澳門讀書，後到香港攻讀紡織學，在香港從事紡織業務。

從事藝文寫作四十餘年，出版過十多本與音樂及文化藝術評論有關的書籍，其中包括：《聽萬里樂—穿洲越嶺樂旅見聞》（2014）、《現代香港的起跑點-大會堂五十年的故事》（2012）、《四季集—文化澳門十年評論集》（2010）、《雪泥鴻爪譜樂緣—香港中樂團環球巡演紀實回望》（2008）、《美樂‧人生》（2006）、《愛與音樂同行—香港管弦樂團30年》（2005）、《香港文化藝術評論集》（1998）等。

2011獲頒香港特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

2005獲頒香港特區政府頒授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獎章。

近年，周凡夫與太太經常都處於「周遊列國」的狀態，要相約今次訪談，少說也等了四、五個月。認識他這麼多年，只略知他曾是一位紡織工程師，推掉出任廠長的機會，究竟他如何搖身一變成為藝評人，實在一無所知。透過今次訪談，希望了解到這位成功藝評人背後的故事和經歷。

問：你是在澳門出生的嗎？

周：我是五十年代解放後在開平出生後，舉家搬到廣州，三兄弟中我排行最大。

問：甚麼時候移居澳門？

周：一九五六年來澳門的，當時在廣州讀小一，還未讀完就來了澳門。

問：為甚麼會移居澳門？

周：我家祖籍開平赤坎塘口村，這個地區一直都不富裕，所以，為了生計，太爺那一代就已經被「賣豬仔」到加拿大工作。解放後五十年代內地進行「三反、五反」運動，有華僑關係的家庭，都希望可以離開。

問：家庭經濟環境如何？

周：我爸爸是教書的，在漢文小學教過一段日子。當時爸爸教書，人工一個月是九十八元，而媽媽則在家裏工作。

問：媽媽在家中做些甚麼工作？

周：五、六十年代很流行「家庭手工業」，而且有很多選擇，除了穿膠花，還可以編織毛衣，亦曾養雞，後來還曾飼養白鴿，有人上門來買雞蛋、買乳鴿。在那段日子，很多人都依靠家庭副業來幫補家計，這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印象很深刻。

問：來澳後，在哪間學校讀書？

周：最初入讀的是在大興街的崇新小學，應該是右派台灣方面在澳門開辦的學校，當時的澳門，左右兩派都有勢力。我在崇新讀了一年多，就轉到宣道實用小學讀小三，直到小學畢業。之後就到馬大臣街的蔡高中學升讀中學。

問：讀書時期有甚麼愛好？

周：我在小學時就已經很喜歡畫水彩畫，一直畫到中學三年級，那時我還以為長大後會成為畫家。那時候，做完功課、吃完飯，才開始畫畫，其實都已經差不多要睡覺了。由於畫水彩畫必須要掌握好水份，把畫紙弄濕，又要等它乾到一定程度才可以畫。如果等到第二天早上才畫，畫紙就已經完全乾掉。畫水彩畫一定要掌握好時間，特別是當開始畫一種新題材時，往往會嘗試用不同方法去畫很多幅。很多時會因為畫水彩畫而睡得很晚。在小學時候，我已經習慣畫到凌晨一、兩點。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對畫畫真的是有點狂熱。這個狂熱有個好處，就是培養出美感。任何畫都是在追求構圖、色彩、明暗，這些東西都是很自然地在你畫畫的時候會學到的，這對我日後幫助很大。

問：何時喜歡上音樂？

周：在中學三年級的時候，來了一位音樂老師，這位音樂老師是中央樂團合唱團中的一位男高音。他來澳門，教我們唱歌，在班裏示範唱歌時，我嚇了一跳，讚嘆怎麼唱歌可以唱成這個樣子？完全和以往聽的唱歌是兩回事。聽慣了一般的流行音樂，突然聽到一位男高音，用丹田之氣，用藝術歌曲、西洋歌劇的美聲唱法，那種感覺印象很深刻。

問：這位老師對你有何啟發？

周：那時在學校的音樂課就只有唱歌，這位老師來了之後，就為我們成立合唱團，鼓勵我們去學樂器，但學校沒有提供樂器，因為在當年的澳門，很難想像去學樂器。但即使如此，這位老師對我有很深的影響，令我發現音樂的世界原來是很不一樣的。

問：有沒有學過哪種樂器？

周：除了加入合唱團以外，自己也嘗試去找尋一些書籍，去了解音樂到底是甚麼回事。也有趁着周末回去宣道小學母校參加團契，嘗試在禮堂那台直立式鋼琴上「滿足手指之欲」，我就開始想，是否可以自學鋼琴呢？當時宣小的宗教主任，給我印象很深刻，因為他彈鋼琴也是自學的。我心想自己也可以吧，於是就試着自學，但覺得很困難。之後，有一位高班同學有把二胡，我就借他的二胡來拉，也覺得難以上手。後來和我的音樂老師聊天，發覺原來學樂器最好是五、六歲的時候，十多歲的手指關節都硬了，而且我的手很細，鋼琴八度都彈不到，令我很灰心。也試過吹笛子、複音口琴，很多樂器都試過去學，但都很失望，覺得自己沒有希望在演奏樂器上取得成就，要演奏鋼琴像魯賓斯坦、拉小提琴像海費茲，是不可能的了！

問：有學習過作曲嗎？

周：當時，音樂老師教我們基本的作曲技巧， 而我因為對音樂有很大很大的興趣，所以也看了很多音樂方面的書。記得高中音樂畢業試是要求每個同學選取李白的三首詩去譜曲，老師比較緊張，畢竟他是一位專業音樂家。對我來說，無論將李白的五言絕詩還是七言絕詩來譜曲，都將之視為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但有些同學卻覺得很困難，所以我會當他們的「槍手」。一首李白的詩，我可以隨時寫出很多個不同版本的樂曲出來。我還習慣在睡覺時，床邊總會放着一張紙，因為腦海中會有很多旋律出現，一出現就馬上把它們寫下來。當時我寫了不少的樂曲，甚至有樂器配樂的歌曲，也曾經嘗試過把世界名曲改編為口琴曲譜。

問：高中時期發生的一二‧三事件，對你有何影響？

周：一二‧三事件對我影響很大，甚至可以說是改變了我一生。當時我是中學四年級。那個時候，全澳左派系統都十分亢奮，那種鬥爭的意識很強烈。當時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那一年印象很深刻，因為在升中五之前，我被選當上學生會會長。

問：之後發生了甚麼事情？

周：一二‧三事件後，右派勢力全部撤出，蔡高中學的辦學團體中華基督教會也對未來沒有信心，所以，將整個學校轉給聖公會接辦，大家都意識到澳門將會有一個很大的改變。而更加重要的一件事情也發生在我身上，記得有一天下午放學回家時，經過就在我家相隔一條羅利老馬路的學聯（現為葉廷故居）附近，有幾個大哥哥走過來主動跟我聊天，態度很友善的，但他們竟然知道我在蔡高唸書，更知道我下一學年會當學生會會長，並叫我多些去參加他們的活動。我爸爸得知後有點害怕，因為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情。他對我要當學生會會長本來已經有點意見，所以更加覺得我需要離開澳門。結果唸完中四，爸爸就安排我去香港繼續讀中學。

問：在香港讀書，對你人生有多大影響？

周：在香港那半年認識了很多「文社」的人，有部分是夜校裏認識的，有部分則是在校外的文化活動中認識。六十年代的香港有很多「文社」組織，後來很多投身傳媒、文化界的人都是出身於文社。當時我認識了幾個很活躍的人，他們對於後來香港發展影響很大。那時香港大約有不下五、六十個文社組織，有以單一學校為背景的，也有些是跨學界的，大多是用油印方式來搞出版物。後來有好些朋友出版一些文藝刊物，內容多包括兩大類，一類是文學、小說、雜文、散文，另一類是藝術。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歡音樂，所以，他們一想起藝術，就想起我。他們以為我凡是藝術的東西都懂，所以畫評、影評、劇評都找我來寫。

問：為甚麼後來又回到澳門？

周：在華仁讀夜校讀了半年後，即一九六七年十二月，香港五月風暴結束了，澳門局勢也已經穏定下來，所以，我重新思考應否繼續留在香港？如果打算中學後不再唸大學出來工作，最快捷的方法是回澳門完成中五下學期。當時我就找學校商量，學校答應了，但我以往是唸甲組，學甲數的，回來後只可以唸乙組，讀乙數、簿記，也就是只能讀文科，所以，我最後是文科畢業的。

問：為甚麼中學畢業後又回到香港？

周：一九六八年讀完中學，當年如果不升學的話，大部分同學都會選擇離開澳門去香港工作。我的中學同學，離開的超過一半，因為香港行頭闊、發展大。由於我母親有很多親戚在香港，所以就決定再回到香港去找工作，記得當年還是要去二龍喉附近的英國領事館拿申請紙，才能到香港去。

問：在港第一份工作是甚麼？

周：人生的際遇很難估計，但有一件事我經常對人說的，當年的感覺就是人生一定要有一份養妻活兒的職業。在那個年代的香港，做甚麼工作最容易養活自己呢？答案是紡織業，所以如果要說到我的真正專業，其實是紡織業。當時全港最大的紡織廠是南海紡織廠，它不依靠理工學院（現稱香港理工大學）畢業的學生，而是自己開辦紡織訓練班，招考實習生，培養自己的人才。廠內為考進來的實習生提供宿舍和每個月三百五十元津貼，簽訂五年合約，前兩年唸書實習，後三年是到工場內邊學習邊管理。這個對我這個澳門人最適合，有宿舍提供解決住的問題，有收入，有書讀，又可以取得專業資格，所以，我就去了報考。當年，廠方在飯堂設考場，坐滿了千多人，但只有十二個名額。當時我也沒有多大信心，幸好還是幸運地考上了，但還要鋪保才能進廠呢。

問：受訓期間有何難忘經歷？

周：頭兩年的訓練是很辛苦的，朝早六時多起床做早操，因為強調要身體好，要捱得，因為紡織廠是三班制，要輪班，有機會要做通宵夜班。訓練的教官是台灣軍官出身，上課由早上到夜晚，下午到廠內實習。廠房很大，設有足球場、籃球場和乒兵球場，訓練初期，逢星期一、四踢足球，二、五打籃球，星期三是乒兵球，有一種軍訓的感覺，但好處是學習到嚴謹的生活態度。我在這間廠工作了二十三年，後期我是做生產計劃的工作，計劃整個工廠的紡布，或織布的各個生產工序。所以，我在管理、組織、思維方面很強，要看得很通，整間廠就按照你的生產計劃工作，任何意外亦要預計作出變通，都要考慮到。所以，我的專業其實跟文化藝術沒有關係的。

問：最後為甚麼離開紡織廠？

周：因為紡織廠要搬去馬尼拉，所以，我要作出抉擇，決定跟不跟隨工廠離開。當時考慮很多，女兒差不多要讀大學，兒子正在加拿大讀大學，如果離職，到底日後經濟上能否支持呢？當時太太一句說話：「賣掉房子就一定能讓他們兩人讀完大學。」就這樣，變成自由身。老實說，當時自己也沒有太大信心。有趣的是，二十三年來我都是雙面人，在工作以外，我一直都從事寫作。一九八二年還在電台客串做廣播節目，到一九九一年離開紡織廠時，都差不多工作了十年，但從來沒有人知道。

問：沒有全職工作，生活過得怎樣？

周：還好，餓不死，因為不用供樓。其實離開工廠一年後，雨果唱片老闆知道我離開了紡織廠，又知道我一直是做管理的，而且對音樂又熟悉，所以請我到唱片公司幫忙。結果我在他公司做了兩年總經理，之後轉為顧問。沒想到這兩年的工作，拉回了很多澳門的關係。

問：自由工作需要甚麼條件？

周：自己為自己創造條件，前題就是為自己創造一些條件去幫你能去選擇生活的方式，這些條件老實說可能是要作出一些犠牲的。例如，我工作需要輪更，業餘時間會減少，別人看電影，我也看電影，但我是為了寫影評才去看電影，而我陪家人的時間就減少了。犠牲的東西就是用來為自己去創造一些條件，那些條件會給你更大的彈性去選擇生活的空間。

問：沒受過正規音樂訓練，做樂評工作時會遇到困難嗎？

周：很多事情不一定要經過學校正規教育才做得到的，只要真心追求，也是可以透過自學的方式去做到的。自學有好，有不好。好的地方是可以完全自己控制，做評論時亦不會受到師承方面影響；不好的地方是需要在過程中找到一個系統，因為自學始終不是一種很有系統的方式。

問：藝評工作有甚麼樂趣？

周：寫藝評可以迫自己有一個動力去追求。當年真的「膽粗粗」，其實自己甚麼都不懂，但也有一個好處，就是要把不懂的東西弄明白。

問：是否要做很多準備工作？

周：當時我每次去聽一場音樂會，都會做很多準備功夫，要想辦法去弄明白。這也可以說是我小時候已懂得的一件事，就是要負責任，做評論其實是一種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