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價值、欲望與中美衝突

中美貿易戰持續進行，導致愈來愈多人對中美全面衝突甚至戰爭（無論是熱戰還是冷戰）的擔憂。這些年來，圍繞中美之間是否會發生戰爭的「修昔底德陷阱」命題在國際社會流行開來，就是這種擔憂的體現。很顯然，這種擔憂絕非杞人憂天，而是有現實根據的。

人們可以質疑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否可以用在中美關係上，但人們必須解釋歷史上一而再、再而三發生的戰爭。戰爭當然是殘酷的，所以人們詛咒戰爭。但不管怎樣，戰爭還是經常發生。因此，人們必須超越道德而對戰爭發生的客觀規律進行探討和研究。

價值、利益和欲望之戰

人類為什麼而戰？從經驗來看，歷史上那麼多的戰爭，但沒有任何兩場戰爭具有同樣的根源，每一場戰爭都有其發生的具體根源。從這個角度來看，戰爭似乎並沒有任何客觀規律可循。不過，同時，戰爭又表現出高度的普遍性。這使得從哲學層面來探討戰爭的根源成為可能。概括地說，戰爭有三個根源，即價值、利益和欲望。

首先，人們為價值而戰。每一個人、每一個組織、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文明都有自己的價值觀系統，正是這個價值系統把自身和他者區分開來。無論國內還是國際，價值是人們最重要的「認同」根源。再者，從自身的價值出發，人們總是認為自己是「正確」的，自己的行為具有「道德」含義。

為價值而戰，最典型的便是宗教戰爭。「上帝」是價值的「化身」，不同的「上帝」表明不同的價值。歷史上充滿宗教戰爭，到今天也沒有停止的跡象。儘管大規模的宗教戰爭已經不再，但各種宗教極端主義所造成的衝突仍頻繁發生。近代之後，發達的西方國家發展出其他「類宗教」的價值，如民主、自由、人權等等。正如西方的傳教士，被視為是世俗政權的西方國家也把西方價值推廣到其他國家，作為其「宗教使命」。為此，很多西方文獻歌頌和讚美戰爭，因為戰爭也是履行使命的一種有效手段。在理論上，西方學者有「正義」與「非正義」戰爭之分，正義的戰爭便是符合西方價值觀的戰爭。

當然，這種現象不僅僅是西方的現象，在所有其他國家也是如此。儘管價值的存在是客觀的，但如果價值被高度道德化，不同價值系統之間的衝突就變得不可避免。

其次，為利益而戰。為利益而戰不難理解。從經濟學角度來說，這個世界的資源是有限的，為了生存，人們不得不通過各種手段搶佔有限的資源，戰爭便是其中一種有效手段。通過暴力來獲取資源，在原始部落時代就開始了。為了生存和發展，不同部落之間戰爭不斷。

從歷史來看，部落之間的戰爭造就了更大的組織，直至國家的產生。國家起源於戰爭的理論，就是對這個過程的解釋。在帝國時代，帝國之間的大多戰爭都是為了搶奪資源，主要是土地與人口。近代主權國家也是通過戰爭而確立的；而近代國家產生之後，很多戰爭便是圍繞着工業化而進行的資源掠奪，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戰爭便是典型。到當代，國家之間的衝突已經發展到金融和互聯網空間領域。各國都在以各種形式搶佔資源，但國家間衝突的形式發生了變化，一些國家文明一些，另一些國家粗魯一些。

再次，為了欲望而戰。價值和利益本身就可以產生足夠的欲望而導致衝突。這裏所指的是動物性的欲望，即本能。在探討戰爭的根源方面，有些學者直指人的欲望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一個最簡單的觀察便是動物世界也存在着爭奪「領袖地位」的衝突。由此，一些學者得出戰爭是人的「本性」的結論。哲學上說，「性惡論」的確是具有經驗證據的。從古羅馬的角鬥到近代貴族之間的角鬥，再到當代各種血腥的「體育」比賽，無一不充滿着人類的「野性」和本能。

經濟史學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從經濟理性出發，曾經認為民族主義只不過是人類古老基因的遺留物，這種基因最終會消退，所以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但事實並非如此，甚至相反。近代以來，儘管人們的確可以通過非戰爭手段來獲取自己所需的，但戰爭仍然不斷，而且一直在惡化。可以說，性惡不僅普遍，而且永久。反映到決策者身上，欲望更是能夠影響政治人物的決策。欲望因素往往在利益和價值之上，甚至是最重要的決策因素。在欲望驅使下，戰爭的輸贏變得不重要。這也就是所謂的「非理性」決策。

價值、利益和欲望，任何一項因素足以導致戰爭的發生，但中美關係很可能是三者重疊，足以表明局勢的嚴峻性及其會嚴峻到何種程度。

兩分法鼓吹文明衝突論

價值觀的不同。中美兩個都是文明國家，美國代表的是西方文明，中國是東方文明。從經驗來看，這兩種文明不僅不是互相排斥的，而且是可以互融的。歷史上，中國文明對西方文明曾經產生很大的影響；近代以來，西方文明對中國發展的影響也很大。當然，不管如何互相影響和互相融合，中國文明仍然是中國文明，西方文明仍然是西方文明。文明的互鑒互學本來就是世界之「美」，但到了政治人物那裏，兩者便是衝突的，是勢不兩立的。

再者，西方簡單的「兩分法」思維，更促成了所謂的文明之間的對立。在學術上，美國（西方）總是把自己放在「自由」、「民主」、「人權」這一端，而把中國置於完全對立的一面。從古希臘到今天數千年，西方人理解中國只有一個範式，即「東方專制主義」。

這種簡單的「兩分法」也反映在國際政治上。美國總統特朗普經常在推特上稱呼他方「敵人」或「朋友」，「好人」或「壞人」。儘管這種稱呼方法具有特朗普特徵，但這絕對是西方文明對外在世界的看法，具有深厚的文化哲學基礎。這也不難理解，在西方，無論在學術界還是政界，從來就不缺乏鼓噪「文明衝突論」的人。近來，美國更是把「文明衝突論」應用到中美關係上。

從西方的價值邏輯看，這一點並不難理解。「改變中國」一直是近代以來美國的「宗教使命」。中國改革開放早期，美國人相信中國會隨着改革開放而變化，最終演變成一個像美國的國家。因此，當美國人以為中國是朝着美國所期望的方向發展時，就欣喜若狂；但當美國人以為中國的發展方向並非美國所期望的，就變得極其失望。

今天，中國的改革開放促成了中國的崛起，而中國變得更加中國的時候，美國人的「失望情緒」達到了最高點。尤其是當美國人認為中國的發展和制度模式對美國構成挑戰的時候，他們便毫不猶豫地把中國置於「對立面」，即「敵人」的位置。

其次，利益的不同。利益的不同導致利益衝突，利益衝突表現在方方面面，包括經濟、安全、政治等。一些利益衝突更為具體一些，例如經濟利益，而另一些利益衝突經常表現在認知上或心理上，例如安全領域。

在經濟利益方面，經過數十年的交往和融合，中美兩國經濟實際上已經高度互相依賴。儘管經濟利益是一個相對收益概念，而非絕對收益概念，即雙方不可能賺完全一樣的錢，但美國經常從絕對收益概念來看待與中國的經濟交往。這次特朗普政府從貿易逆差入手發動對中國的貿易戰，就是絕對收益概念的表現。

儘管從貿易數據上看，中國有很大的順差，但這裏並不包含中國所付出的巨大代價，包括環境和人力資本。在過去數十年的交往中，美國也從中國獲取了巨大的利益，而且美國的問題主要是內部分配不公造成的，但美國還是把內部問題「外部化」，成為中美之間的貿易衝突。

政治和安全利益的不同更為明顯。中美兩國具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因為它們體現的是兩種不同的文明。不過，不同不一定會發生衝突，只有當一方要改變另一方的體制和意識形態時，衝突才會發生。安全方面也是如此。兩國都有國防的需要，國防並不一定會發生衝突，只有當一方要征服另一方時，衝突才會發生。

中美的欲望之爭

經貿關係經常被視為中美關係的壓艙石，緊密而穩定的經貿關係可以減輕政治和安全方面的擔憂。但現在，當這個壓艙石變輕甚至面臨消失的時候，政治和安全方面的擔憂便浮上台面。這也就是中美貿易戰開始以來，美國的對華強硬派、反華派（尤其是安全和軍工系統）的聲音變得愈來愈大的原因。這種局面使到很多人擔心，中美兩國的衝突會很快超越經貿而延伸到政治和安全領域。

欲望之爭。中美兩國實際上是當代國際關係（或國際秩序）的兩根柱子，缺一不可，哪一根柱子倒了，國際秩序就會馬上出現問題。這就是人們經常說的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問題是，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霸主，要維持霸主地位，就必須有強力的欲望來支撐。一旦美國感覺到霸主地位面臨中國的挑戰，或者感覺到會被中國取代時，其恐懼感不言而喻。受恐懼感支配，美國會千方百計，盡其所能來防治中國的挑戰，更不容許被中國所取代。

另一邊，中國的快速崛起逼使中國必須改變自己的一些國際行為，即從早先的「韜光養晦」到今天的「有所作為」。早先中國落後，經濟體量小，很難影響外在世界，那個時候即使想高調也高調不起來，很容易做到「韜光養晦」；現在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貿易大國，往日形態的「韜光養晦」便不可能了。

更為重要的是，一個已經崛起的中國，國際社會（包括美國本身）也要求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提供國際公共品。這必然促成中國的「有所作為」。不過，中國的這些行為被美國解讀成「挑戰美國」、與美國爭霸。再者，一旦美國借此試圖圍堵和遏制中國，中國也必然會感到恐懼，也會有自己的欲望來反制美國的行為。

中美不僅是意志力而且是理性的較量

價值可以融合，利益可以妥協，但欲望很可能變得不可克制。如上所說，中國是世俗文化，西方的很多價值並非必然和中國的價值發生衝突。不過，價值的融合的確需要很長時間。中美兩國之間的利益已經變得不可分。這不難理解，貿易戰以來，人們所看到的是美國「傷人一千、自損八百」的情形。

也就是說，無論在價值還是利益層面，中美之間的衝突不是必然的，而是可以避免的。問題是，如果欲望佔據了主導地位，那就是非理性的開始。在很大程度上，很多人不理解美國為什麼而戰？要圍堵中國嗎？要征服中國嗎？美國的決策者可能從未認真地思考這些問題。今天，美國的對華行為更多地表現為情緒，而非理性。

這便是中美兩國目前的一個大趨勢，一個誰也不想看到的大趨勢。如果不能糾正這個大趨勢，最終可能會是一場誰也很難避免的大悲劇。對中國來說，和美國的較量不僅僅是一場意志力的較量，更是一場理性的較量。如果中國自身足夠理性，也有可能把美國從欲望的泥潭中拖出來，使之回歸理性。這不僅符合中美兩國的利益，更是整個國際社會的利益所在。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