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備忘錄──魏徵〈諫太宗十思疏〉

研讀中國歷史很容易產生以朝代為單位的「家天下」史觀，隨之而來的，是「興、盛、衰、亡」的核心課題。儘管歷朝各有時代和族群的背景，不過所面對的管治危機與應對之道仍可歸納出具有普世意義的政治綱維。

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總結是漢朝賈誼的〈過秦論〉^（註1）和唐朝魏徵的〈諫太宗十思疏〉^（註2）。前者宏觀春秋戰國至秦漢的變局，指出那個強大帝國速亡的原因是「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後者則微觀歷代當權者的管治危機，作出拾遺補闕的具體建議。

政統與道統的融合

〈諫太宗十思疏〉以十個反省項目的諫議為主要內容，它的導言辭情懇切，鋪排有序，篇幅較長而用心良苦。

魏徵承接賈誼標舉仁義、以儒術治國的主張，提示唐太宗，要擺脫家天下「興、盛、衰、亡」的命運，必須以德治國──「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因為「德不厚而思國之安」就如「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那樣不切實際。他認為「國之所安」的關鍵在於主政者涵養「德」與「義」。

〈十思疏〉的高明之處在於秉承德治思想，把「政統」（政治倫理）與「道統」（道德倫理）融合，超越一般技術主義的論述，開宗明義，嚴正指出當權者個人操守的重要性，然後把具體的建議精簡濃縮，羅列於諫議的後半部，再呼應先哲的「九德」^（註3），引出選賢任能、移風易俗，達致「鳴琴垂拱」，得享「松喬之壽」的無為境界。

政統與道統的融合其實是政治倫理與道德倫理之間的互相折讓。以道德作為制衡威權的軟性力量，對個別君主可能產生一定的效用，不過付出的代價是容許君臣、父子、夫婦等「三綱五常」的威權價值觀植入道德倫理，造成文化底蘊的桎梏。

這是時代與族群背景的侷限，只有少數開明聖主與敢於擔當的儒生能有所突破，李世民與魏徵就是一對天可憐見的絕配──本來要誅殺那個「田舍翁」的唐太宗不但收斂怒火^（註4），更在魏徵辭世之後，感嘆失去了一面「明得失」的鏡子^（註5），古今稱孤道寡的，能有幾人？而魏徵的抗顏極諫，正好體現殿堂上不屈從於君臣名位的風骨，盡最大努力收復道德折讓的失地。

初心──建政的危機感

「玄武門之變」戲劇性地改寫了李世民的命運和唐朝的國運。貞觀之治成為歷史亮點之前，其實唐太宗正面臨嚴重的族群和政治倫理危機。不過回顧歷朝興替的往蹟，除了傳說中的禪讓交接，每個奪得君權的「叛徒」都面對類似的認受性質疑──且看周武王伐紂儘管天下歸心，尚有伯夷、叔齊兩位義人堅持「不食周粟」^（註6），其他兄弟鬩牆、弒父殺君的謀反政變就更不用說了。

於是，在那些還沒有什麼什麼「主義」支配族群命運的年頭，造反的團夥都標榜「替天行道」，登上皇座的就貴為「天子」，頒下的聖旨都以「奉天承運」作開端。這些虛擬的認受性，對那些太平盛世慣於聽命的順民來說，或者有點馴養的作用。不過一旦禮崩樂壞，民不聊生，上至宮廷，下至民間都成了困獸鬥的生死場，重新建立可靠的民望是每個勝利者懸崖勒馬的唯一抉擇。

唐太宗奪取君權的手段其實觸犯了天下的大不韙，他尚幸還有一點胸襟，接納那個敵陣的硬漢不計前嫌留在殿上執勤效命，建構威權的認受性。

謙卑自律──威權的救贖

在綱常解紐，禮崩樂壞的生死關頭，基於重整秩序的求生本能，很易產生「治亂世，用重典」的高壓管治思維。劉邦率軍攻入咸陽，馬上「約法三章」就是典型例證。重整秩序第一階段的任務在於維護族群的基本生態，不過一個家天下的皇朝能否長治久安，還要看能否建立合乎民望的管治架構，確立政統和道統的和諧關係。

這是當權者延續國運的嚴峻考驗，魏徵以悲觀的歷史教訓提醒唐太宗：「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跟着指出悲劇的關鍵在於打天下之時以憂患意識「竭誠以待下」，君臨天下之後則志得意滿，「縱情以傲物」。

然後鋪陳社會因而分化之後的惡果：「雖董之以嚴刑，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欠缺民望，單憑嚴刑峻法治國只會釀成虛偽的順從，隱藏的叛逆，一旦到了洪水覆舟的臨界點，家天下的皇朝就如奔車朽索，傾頹委頓，欲救無從。

魏徵認為長治久安之道在於主政者以「謙卑自律」的操守，取代「嚴刑峻法」的思維。他提示唐太宗的十個反省項目都涉及運用權力的自我制約：

「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忌窮奢極欲）
「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忌好大喜功）
「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忌妄自尊大）
「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忌驕矜自滿）
「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忌貪圖逸樂）
「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忌荒廢初心）
「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忌剛愎自用）
「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忌縱情任性）
「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忌以個人好惡而妨礙賞罰的公正原則）

前兩項涉及日常的行事舉措，之後的六個項目都是憂患意識的體現，最後兩項則關乎管治團隊的賞罰原則，全都是針對當權者個人修養及官僚質素而提出的忠告。〈十思疏〉的底蘊，就是「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的問責精神^（註7）。

後記

在魏徵面前，一邊是掌握生殺大權的君王，一邊是危機四伏的國運，他始終堅持嚴正的立場，絕無寬貸討好之意。

撫今追昔，在威權至上的年代，議事堂上那些受皇恩、食厚祿的官僚說客，究竟多少人有他的風骨，又能讀懂這篇初心備忘錄？

註釋：

〈過秦論〉
〈諫太宗十思疏〉
「九德」
「田舍翁」：老農夫，唐太宗對魏徵的鄙稱。唐太宗一次罷朝後回到內宮，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幸得長孫皇后好言勸慰，魏徵免卻這次災難。
「明得失」的鏡子：唐太宗悼念魏徵離世，感歎：「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不食周粟」：商末周初，伯夷、叔齊兩兄弟認為武王伐紂「不孝」、「不仁」及「以暴易暴」，義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見《史記‧伯夷列傳》。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身為一國之君）百姓有罪，都應歸咎到我身上。見《論語‧堯曰》。

許志榮

資深語文教師，《信報》前「教育眼」專欄作者，致力於反芻成長經歷及總結教學得失，化作春泥更護花；並以教育工作者的心眼、文化傳承的觸覺和視野探究時事課題，回饋社會於萬一。此外，嘗試以傳統文化元素融合社會生活題材，推廣經典教育和開拓寫作意境。主要著述：《教育三重奏》。與教育相關的研習興趣：語文教學、語文考評、經典教學、文化傳承、啟蒙教育、全人教育、道德教育、國民教育、公民教育及成長規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