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是一直擁護毛主席在「解放」初期提出的搬去「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的政策，但是隨着我年齡的增長，我逐漸發現毛主席推行的「階級鬥爭」政策並不完全被我單位周圍的同事們所接受，除了黨支部書記以外。

 

 

上一篇文章我講到了毛主席在50年代初期到中期他的一些思想風格的變化，這屬於人之常情。從一個1935年還上山打游擊的頭頭，15年後，搖身一變，成為世界人口最多的「中華帝王」，人們見他三呼萬歲，對一個也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毛澤東來說，怎能經得起這樣的善頌善禱，歌功頌德，心態上怎麼會不起變化。他如騰雲駕霧是很自然的。他完全沉醉於他的皇帝欲中。

 

他最先提防的是劉少奇。建國後，當「少奇同志」被確認為國家主席，他在40年代寫的的《論共產黨員修養》一書，在全國傳播到最基層，並被宣傳部定位為「黨內必讀」文件，這無形中客觀上和毛澤東平分秋色。於是，1951年，由趙丹主演的電影《武訓傳》，非常受觀眾歡迎，劉少奇和周恩來都加以讚揚。就在此時，毛澤東忽然親自在人民日報撰寫《社論》加以批判，無形中針對劉的《修養》所用的語言上綱上線，成為了以後歷次的政治運動，動不動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教條。

 

 

他寫道：「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鬥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

 

「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在許多作者看來，歷史的發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不是以階級鬥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的封建統治者，而是像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鬥爭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

 

「我們的作者們不去研究過去歷史中壓迫中國人民的敵人是些什麼人，向這些敵人投降並為他們服務的人是否有值得稱讚的地方⋯⋯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為了上述種種緣故，應當展開關於電影《武訓傳》及其他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徹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我不厭其煩地引用毛主席這些話，因為後來成為經典、在每次政治運動中都成為那些黨棍必用的套話。

 

 

我隱隱約約感到，這些話明明是針對劉少奇《論共產黨員修養》一書中用的儒家「中庸之道」的否定階級鬥爭的語言來教育黨員。不久後《修養》一書就消失斂跡。接着，由於在抗美援朝期間出現了劉青山、張子善的貪污被判死刑的事件，毛主席在1951年在國家機關和企業中進行「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五反」（在私營企業中進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雷厲風行的政治運動，幾乎所有小店主也因此被店員們揪出當做剝削階級鬥爭來鬥爭，那些大點的資本家就更不用說了。大城市如上海、武漢、廣州的社會出現一片混亂。自殺的不計其數。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正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想團結他們發展國家經濟。

 

「兩條路線鬥爭」就是自那時起毛澤東提出的，我們當時在國家機關裏工作，都蒙在鼓裏，不知怎麼回事。

 

 

1953年6月，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意見》。10月，中國共產黨提出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1954年9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通過《公私合營暫行條例》，造成1955年不少大中城市出現了強迫公私合營現象，造成一些社會混亂和百姓的不滿。就在此時，胡風上書毛主席，提出他的許多對文藝理論的看法，結果被文藝界批判為偏離毛主席文藝理論，最後形成一個政治運動，竟被黨中央把他升級為「反革命」。認定78人為「胡風分子」，共清查了2,100多人，逮捕92人。我的兄長因自動承認也看過胡風的書，差一點也被批判為「胡風分子」。隨着運動的被誇大，毛主席就在此時，在全國展開了一場駭人聽聞的《肅清反革命運動》。該事件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一場大規模的政治整肅和清洗運動。幾十萬人被捲入。直到30年後的1988年的黨內16號文件，「胡風案」才徹底平反。

 

 

諸位讀者，不要小看歷次的政治運動，多少人好人，被報私仇、爭權奪利冤枉而死。1955年 6月15日，毛澤東為《關於胡風 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一書作序，他寫道：「我們的黨組織、國家機關、人民團體、文化教育機關或企業機關，在接收工作人員的時候，缺乏嚴格的審查。我們是勝利者，各種人都向我們靠攏，其中未免泥沙俱下，魚龍混雜，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作一次徹底的清理⋯⋯在很多部門，在很多地方，大量的暗藏的 反革命分子還沒有被揭露⋯⋯」接着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在這次運動中達到在機關、團體、軍隊、學校、企業（國營的、合作社營的和公私合營的）中徹底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目的。不完成任務絕不收兵。」

 

這一下，全國總動員，全國各機關團體從上到下尋找反革命分子。我們這個安靜的財政部蘇聯專家工作室也動員起來了，在十幾個工作人員中找反革命。但是除了三個東北來的問老翻譯家外，都是年輕大學生，事先都被審查過。最後黨支書找到了一個由東北來的俄文一流的無黨派人士遲一夫先生，當時他50來歲，為人正直，不像另外兩位唯唯諾諾的，結果成為被鬥爭的對象，逼他交代歷史問題。我和他同屋辦公，關係很好，覺得他是好人。最後支部書記說我失去立場，「溫存主義」，差點也把我拉進去一起批判。一人向隅，全家為之不樂，黨支書帶領大家把他整了幾個月，查不出問題，不了了之。但支部不作任何自我檢討。從此，我們過去的和和氣氣的專家工作室，再也振作不起來。對這兩年的政治運動，大家各有想法，都埋在心裏不說。經驗告訴我們，盡量少說為佳。

 

 

1957年春，中國共產黨忽然邀請全國幫助中國共產黨整風，所謂的大鳴大放大字報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可是，又有誰敢提意見呢？處處冷冷清清。毛主席於是到上海，專門在文匯報上動員，要求黨外人士、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向中共提意見，幫助中共整風。我本來也不敢說話，既然毛主席號召，我又是青年團員，應該響應。於是自動暴露了一些自己對三反五反和肅反運動，覺得搞得過火的想法。黨支部書記呂汪則希望我把外國語學院貼的民主人士的大字報抄寫下來念給大家聽。詳細經過我都在《浪》書寫了，這裏不再贅述。

 

萬萬沒有想到，毛澤東把大家所提的意見，把50多萬人打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進行秋後算帳，是事先就設計好的「引蛇出洞」。後來聽說，這一做法是他接受「匈牙利知識分子鬧革命試圖推翻現政府、要求推行民主」的經驗，先主動把他們引出來幹掉。這一做法確實起到一定作用，毛澤東把矛盾引到黨內的紛爭，從1959年廬山會議打倒以彭德懷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到他自己退居第二線，到北京7,000萬人的黨員聚會，和他發起的農村四清運動，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前後死了多少人，那就天知曉了。

 

2016年5，29日於漢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