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烏龜和蠍子的故事

有人以烏龜和蠍子的故事來比喻回歸過渡，認為蠍子礙於本性，明知螫烏龜的結果是同歸於盡，但最終仍會忍不住，導致渡河失敗。

我一向認為，隨着中英兩國的國力變化，中國收回香港是沒法改變的；至於會以甚麼方式完成過渡，則存在着很多變數。反對派只懂得說，中共本性難移，遲早不容香港有兩制的空間；卻不懂得如何延後這種情況發生，讓香港人可以享有長一點的兩制時間。現實是他們的舉措，每每都在刺激中共，驅使中共收緊對香港的政策。他們的策略，只考慮信念原則，完全沒考慮時空條件，以致回歸二十年，浪費了香港人大量精力，卻毫無回報。

反對派把責任完全推給中共，而不肯在自己身上找問題，這只會令情況不斷惡化。反對派最大的問題是對中共的本性認識不足，以至每次都弄巧反拙。佔中弄出8.31的決定；反一地兩檢令人大可以一言九鼎。反映反對派的做法，根本沒有為香港帶來好處。

反對派政治定位 並不恰當

昨天，我指出了反對派對中共的民族主義本性認識不足所導致的失誤。今天，我想談一談中共的威權主義的本質。不認識這一點，香港人就很難恰當定位，並以有效的策略，盡量保住自己原有的空間。

香港人必須明白，中共是怎樣看待自己手上的權力的。中共的權力是用槍桿子打下來的。用中共自己的說法，是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與頭顱換回來的。革命付出的代價遠大於一般的民主選舉。此之所以，革命成功後，大部分革命領袖都不會輕易放棄自己手上的權力。更何況近年中共治國有成，富國有功，自然認為建立在政績上的認受性，遠比建立在選票上的認受性更有威信。在中共看來，只有透過共產黨的領導，中華民族才能真正復興。

然而，香港的反對派卻在集會中高叫「結束一黨專政」，這樣去招惹中共，對香港有好處嗎？這不是言論自由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團體該如何定位的問題，強如美國，都不會這樣定位去把中美的關係弄僵，香港的反對派為何要這樣做呢？難道他們真的打算革命嗎？

現實是他們並沒有去革命，而是去選立法會議員；選到之後，又不好意思宣誓，因為誓詞的內容與自己的言行不一，只好以嘻皮笑臉的方式去扭曲誓詞的內容，以示自己對誓詞並不認同，結果引來DQ，這都是當初自己定位失誤所造成的。很可惜，反對派並沒有重新定位，而是把責任推給中共。難道反對派真的相信，只要他們在香港表演一下滑稽劇，就可以替香港人爭取到利益嗎？我最擔心的，是這樣做只會令蠍子的尾刺蠢蠢欲螫。

很明顯，現時反對派的政治定位是不恰當的；如果他們沒有革命的打算，就只能選擇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為港人謀取最佳的利益。這個一國兩制的一國，在可見的將來，都只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國。這個現實決定了香港政治活動的可能空間，只有那些能按實際時空環境作出恰當定位，善於利用現有憲政空間的政黨，才能真正為港人謀取利益。香港人對政治鬧劇已感到煩厭。

原刊於《am730》，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施永青

香港中原地產創始人之一，現任中原集團主席兼總裁。原籍浙江寧波，1949年出生於上海，4歲時定居香港，在港接受教育，19歲畢業後從事教育工作8年，後轉往地產行業任職。 1978年開設中原地產代理公司，從事地產代理事業至今。除房地產外，施永青在香港以私人名義創辦免費報紙《am730》，並開設專欄親自撰稿，專欄除議論時事外，更深入淺出分享其營商、管理實踐經驗及人生哲學等，廣受大眾歡迎。施永青還身兼香港房屋委員會成員、香港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香港地產代理監管局成員等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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