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訪李歐梵：三重身份下的寫意人生|本社編輯部

三重身份：文化人、學者和業餘愛好者

2015年香港書展年度作家是著名人文學者兼文化人李歐梵教授，他畢業於台灣大學，後負笈美國哈佛大學深造，並於多所世界一流學府任教，退休後定居香港，在中大繼續執教。興趣廣泛、身兼多職的李教授認為自己的身份有三重：「我的職業是教授，這是我第一個身份。但我寫了很多散文，當時在美國做了很多文化理論，為了做更多文化實踐，我決定放棄學術研究，去香港教書和寫作，因此我是一個文化人，這是我第二個身份。第三個是我以前不敢說，最近愈覺得重要的，我業餘的愛好。我發現愛好對於一個人的生命，特別是中年以上的人特別重要。我的愛好基本是音樂和電影，最近對建築開始有興趣。明朝作家也可以畫畫，叫做文人畫，那時不分職業與業餘，而職業（profession）這個詞是從西方傳來的。」

幾十年來在世界各國各地的生活學習經歷給予李教授文化上不同的養分，他在台灣學習英國文化，在美國學習中國歷史、文化，閱讀到台灣看不到的「禁書」。「1983年我到了中國大陸，見到了很多大陸作家如巴金，還有大陸學術界的朋友。學術研究是無國界的。文學是一種欣賞，可慢慢深入，是大家（都可以完成）的。學術是專業，而寫文章我寫得很淺，希望與更多讀者分享。」

理想的書展應更國際化、多元化

談到香港書展，李教授認為目前的香港書展還不夠國際化，他建議邀請更多國家的作家，並為小眾書籍提供平臺。「以前我提出，現在我重新提出，僅僅是買英文書也不夠，這次邀請了英國作家，為什麽不可以請法國、德國等國作家呢？現在每年請一個不同國家的作家來做年度作家，為什麽不能有雙料作家，一個香港作家，一個外國作家，兩人展開對話？書展可以做到多元化。現在香港書展只是計算多少人來看，書展這樣發展不是很好的現象。對我來說，讀書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應鼓勵人接觸不同的書，而這些書是只有書展上才能看到的，應該有舊書、孤本拿出來的。現在的書展就是減價，明星簽名，很多人一年買一次書，買漫畫書。書展能不能提供空間給真正的愛書人聚在一起？」

談到理想書展，他舉例道：「我心中理想書展可以提供小眾口味的書籍，歐洲就有很多小眾書店，書由老闆自己選，有自己的個性，有新書有舊書。我在德國慕尼黑大學附近見到一家舊書店，裏面全部是宣傳歐洲文化的書，原來店主是從上海來德國的留學生，喜歡文學，買了這家舊書店，擺放自己的書和其他書店買來的書，不求賺錢只為興趣。這樣的書店英國也有很多，香港70年代時也有很多，但現在少了。而如今香港租金高昂，這樣的書店在香港難以生存。香港書展能不能提供一個方式支持？」

結緣香港選擇留下

當年李教授對香港產生興趣就是因為香港中西交雜、兼容並蓄的文化氛圍。「1970年我第一次來香港，中大請我做講師，老朋友帶我來到尖沙嘴香港酒店（現馬可波羅酒店）飲茶，我途中看見路牌『窩打老道』是英文 Waterloo Road，於是產生興趣，我喜歡這個城市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夾雜。香港是資本主義下中國文化主導，與華人主導的新加坡不同。我覺得這個城市是我的城市，我不喜歡太純的城市，不喜歡全部都是一模一樣的。以前我在中大教書，發現我的同事真是南腔北調，那時香港社會上各種人都有，左派的、右派的，我當時覺得香港好自由，華人社會只有香港一個這樣的城市。」

於是在美國任教的他在1997年香港回歸後、當很多人離開時決定回來香港。2004年他在美國退休，第二年返回香港，回到中大教書。「我對香港有種特別的感情。我的第一本小說《范柳原懺情錄》就是寫1997年6月30日前一晚，張愛玲小說裏面的人物白流蘇來到皇后像廣場。這代表我對香港的懷念，我用小說的方法帶出我自己的感情。香港是我心目中的『那個女孩』，我用抽象的方法表達自己對香港的感情。」

已成為香港永久居民的李教授認為因為對香港的喜愛，「香港因素」早已不知不覺深入他的寫作。「我在美國研究中國當代文學時，我是第一個將香港放進去（研究對象）的，我從香港開始講，用香港視角。我研究過周星馳的電影，之前研究過吳宇森、徐克的電影，這些都是香港的視角。」他認為中國近代史從香港視覺來看和大陸、台灣是不同的。他還曾以香港角度出發寫過英文書 City Between Worlds: My Hong Kong，在美國有不少學者引用過。

而香港近年有人選擇移民台灣，李教授卻表示：「我會留在香港，是因為我個人經驗，我感受到香港文化混雜的『國際主義』，對我吸引力很大，我可以在台灣住得很舒服，但香港對我有更多 stimulate（刺激），我可以在香港看到很多奇特的東西，也可以見到很多朋友。」

香港國際化 V.S 本土文化

在台灣、美國和香港生活經歷造就了李教授開明包容的心態，認為香港的國際化和本土化並不衝突。李教授強調自己是「多元文化者」，不贊成自以為是的偏見，不可閉關自守，每個人可以有自己的理想。「我是個國際主義者，對全世界的多元文化包容，這個信念我不會變。我一直覺得自己在香港生活很幸運，香港是國際大都市，我希望香港能保持這種國際化。全球化的視野對我很重要。國際主義者對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都保持興趣，堅持多元化。我的名字李歐梵，歐是歐洲，梵是印度國家，我是西方東方加在一起，裏面有顆中國心。我對中國傳統文化非常尊敬。我最喜歡的朝代就是唐朝。我是中國文化培養出來的國際主義者。我相信中國文化本身就是多元化的。」

「文化上的本土和國際主義沒有什麽衝突。我在台灣經歷過鄉土文學和現代文學的論證，我兩方面都支持，我自己覺得中國文化本身就是多元的，不是單一的。李白可能有胡人血統，歷史上有南北朝，開封歷史上曾經有猶太人。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於它的多元，不同文化融合。」

「以前上海和香港文化上交流很多，文化界海派和港派間往來很多。現在，上海城市變化大，變得不認識了；而香港城市面貌沒有什麼變化，仿佛各自行各自的路了。香港很特別在於它處在不同文化之間，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受到各種影響。」

「香港多元文化少了，變成一元、對抗性文化。70年代任何話都可以講，現在只有英語和粵語，真正多元化，現在沒有。」李教授直言香港經歷的2003年的SARS，2007年皇后碼頭被拆卸等事件象徵意義很大，處在轉折點的香港有覺醒。「僅思考如何賺錢、賣屋，這樣的人生沒有意思。城市需要思考，才有意思。」

對於李教授而言，旅行與閱讀相結合是反省文化、反省自己的方式。「前一陣我在德國旅行，參觀各種文化歷史博物館，還去了當年審判納粹黨的紐倫堡。我回來後就開始看德國人講自己文化的書，寫為什麽德國文化會變成希特勒如此恐怖的時代，德國人一直在反省。我作為國際主義者從另一個文化裏學到如何反省自己的文化。我旅行前和回來後都看很多書。我每去一地不僅是看風景，而是瞭解當地和文化有關的東西。比如，某咖啡館有什麽作家以前來過等。旅行回來就會看一些和這個國家歷史文化有關的書，我收穫很大。」

李教授認為香港對於多元文化的表現還不夠。「例如，香港應該尊重菲傭的文化，應該為菲律賓人提供一個平臺，讓他們將自己文化呈現出來。一位菲律賓小說家被翻譯成中文在台灣出版，其中『imagined community』理論被廣泛運用，為什麽不能將菲律賓小說介紹到香港？還有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印度等等。在台灣，有很多一流的馬來西亞留學生畢業後留在台灣成為文學家、評論家，而香港一個都沒有。菲律賓和印度都是。我同情少數民族，因為我在美國一直都是少數民族。」

致焦慮的年輕人：放寬胸襟擁抱未知

當今香港年輕人面對迷茫和壓力，李教授鼓勵以正面積極心態面對困難。「年輕人都經歷過幻滅的過程，應將焦慮變成積極的。我年輕時曾經在台灣也感受過相同的，台灣那時很窮。我看到美國好萊塢電影後就會幻想自己去另一個地方。直到現在我都沒有買樓，我喜歡聽音樂會，旅行，這是我的價值觀。我父親曾對我說，我們李家的就是行不同的路。我是一個另類的教授，都是自己做的選擇。我反對一定要怎麼樣的家長。」談到給年輕人的建議，他說：「人生中很多事出於偶然，很多緣分，很多奇妙的事情。對人生要有好奇心，才可以擁抱不同的自己。比如我喜歡德國文化、法國文化，後來又開始喜歡香港文化。對我來說，人生是一本很大的書，書裏面充滿我不知道的智慧，我一頁一頁地看，不斷看，看不完，覺得我的人生很豐富，所以人的心態很重要。這個世界上，比我們更窮更無希望的人很多。放寬胸襟，為什麽不可以闖蕩天下？」

讀書可能「一見不鍾情，再見鍾情」

談到薦書，他表示：「《卡拉馬佐夫兄弟》對我影響很大，讓我後來學習了俄國思想史。我現在喜歡的書都是怪怪的小說，比如我正在看《聊齋志異》，看人看得太多我開始看鬼。德國書我也看得多。最近在看奧匈帝國小說的英文版。」

對於書展主題「從香港閱讀世界·一讀鍾情」，李教授表示：「我有時看書一見不鍾情，可能再見鍾情，比如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一見可能覺得悶，再讀可能覺得很好。《紅樓夢》慢慢看，愈看愈鍾情。

『從香港看世界』，我是很嚴肅地對待，怎麼從香港立場如何看西方世界，研究文化理論。另一方面，如何從世界來看香港。我邀請的嘉賓之一，香港教育學院助理教授，來自馬其頓的 Zoran Poposki 看了董啟章《地圖集》，開始以香港為題材創作藝術作品。馬其頓是了不得的國家，為什麽現在沒人討論了？馬其頓藝術家怎麼看香港，對這個我很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