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雖然尚未過去，然而各國向中國提出「索償」的行動已經開始，至今為止，德國、埃及、美國、英國、印度、意大利都有官方或民間機構提出「索償」，金額達到天文數字，例如印度律師協會指中國隱瞞疫情導致病毒在全球大流行，「追討」20萬億美元，該案已在美國得州聯邦法院入稟起訴。
提出巨額賠償而成功的例子，歷史上只見諸戰爭中的戰敗國，近代中國「割地賠款」的恥辱歷史，都是每次跟列強開戰戰敗而被迫賠償，中國只能討價還價但不能不賠。今年是庚子年，120年前（1900）義和團事變導致八國聯軍出兵，清廷戰敗被迫賠巨款，史稱「庚子賠款」；有評論把這次各國聯手向中國索償喻為新八國聯軍，到底這次中國會否再付出一筆「新庚子賠款」？
以中國今時今日的國力，怎會再向外國賠款！而且提出超乎一個國家可以支付的「賠償」（以印度律師協會索償20萬億美元計，中國2019年GDP總值為14萬億美元，一年GDP尚不足以支付索償額），看上去只像漫天索價「靠嚇」的政治宣傳伎倆，任何一個主權國政府都不會答應。
體現地緣政治對抗如何塑造「疫情政治」
新冠肺炎疫情的國家責任，是評論界近期熱門話題，不少文章引用的論據，都來自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網絡安全和全球健康高級研究員David Fidler的文章：COVID-19 and International Law: Must China Compensate Countries for the Damage?
在我看來，此文最關鍵的論述不在國際法是否可以起訴中國並要求賠償，而是這種國際訴訟背後牽涉的其實是政治角力而非法律論據。正如文章中說：看起來，所謂中國為疫情承擔責任的說法，與國際法關係不大，反倒是體現了中美之間的地緣政治對抗如何塑造了「疫情政治」。
兩國開戰，戰敗國要賠償的例子屢見不鮮，但19世紀至今因傳染病而向他國賠償所造成損害，則「於法無據」，包括2005年的《國際衛生條例》（IHR）都沒有關於「賠償」的條款。上面提及Fidler的文章稱，在政治和流行病學上的考量，各國都不願在傳染病問題上用國際法去規限國家責任，因為任何國家都可能出現具跨國傳播潛力的致命病毒，例如1918年西班牙流感、2009年美國的H1N1流感病毒，都因「病毒起源未明」而最終沒有追究疫情通報責任。
另一個涉及國際法的觀點，是關於「外國主權豁免」。美國在1976年訂立《外國主權豁免法》，給予外國政府廣泛的豁免權；如果中國在美國被起訴，美國也可能會在中國受同樣待遇，所以國家之間通常都傾向於支持「主權豁免」原則，法庭可能以「沒有司法裁決權」而撤銷案件控訴（參考〈肺炎疫情：從法律角度分析美國密蘇里州訴中國政府案〉，BBC中文網，4月23日）。
「正常」途徑起訴不易 但手法千變萬化
法律訴訟還有另一途徑，就是由美國國會通過新法案，令起訴中國具備法律基礎。2001年美國遭受9．11恐襲，受害者家屬起訴沙特阿拉伯政府資助襲擊計劃，要求數十億美元賠償。沙特政府當年一直否認資助恐怖組織，並以「美國法院對外國政府無司法管轄權」為由，要求駁回訴訟。
直至2016年美國國會通過《對恐怖主義資助者實行法律制裁法案》，終於為類似訴訟提供了法律依據。時任總統奧巴馬在法案草擬期間曾警告會否決議案，因為新法案會增加駐海外美國企業、軍人和官員在外國成為被告的風險。奧巴馬最後雖然行使了否決權，但國會參眾兩院以大比數複決並通過，令法案終於生效，《外國主權豁免法》中恐怖行動援助國的司法豁免權被強制取消，美國法院也接受了控告沙特政府的訴訟。
換言之，《外國主權豁免法》經美國國會「修例」，可以加入諸如「隱瞞疫情」之類的條款，令「控告中國」可以成事。在目前美國國內仇華情緒高漲之際，類似的「修例」事件極可能重演。
另一宗起訴外國政府案件，是1979年「伊朗人質危機」，當年被伊朗扣押為人質長達444天的美國人，在2000年曾經嘗試起訴伊朗，要求伊朗政府賠償人質在拘押期間承受的痛苦經歷，但聯邦法院法官最終裁定因為人質獲釋時達成了協議，人質不能從伊朗政府獲得補償，美國國會也無法通過法律給予人質賠償。
訴訟雖不能成事，「案件」卻有出人意表的結果。2015年一名法官裁定巴黎國民銀行因為違反對伊朗、蘇丹和古巴的制裁規定，須繳納89億美元罰款，這筆罰款中約10億美元會用作賠償基金付予人質事件受害人，每扣押一天可獲約1萬美元賠償。此外，法庭又判把28億美元用作協助9．11襲擊的受害者和家人。
有「案例」可援，如果控告中國政府不成，美國法院會否判處中國企業如華為違反對伊朗的禁令，判巨額罰款，然後用作補償新冠肺炎的美國受害人？
換句話說，美國循「正常」法律途徑起訴中國並不容易，現行法律未必足以應付，但國會可以循立法途徑賦予法庭新增權力，美國法院也可以判中國企業敗訴然後罰款用作賠償，總之手法千變萬化，法律訴訟可以纏繞不休，中國則不能以一句「外國法院無權受理」就以為可無後顧之憂！
美國聯同各國孤立 把中國塑造成大反派
國際法庭曾經受理菲律賓控告中國的南海爭議案件，法庭判決菲律賓勝訴，但中國堅拒承認結果，令裁決不了了之。國際法庭審訊沒有相應的執法機構，判決往往會變成廢紙；只有當一國戰敗、兵臨城下，才會被迫接受賠償條件。
歷史教訓，是一戰勝利國要戰敗的德國賠償巨款，德國被迫接受，成為了德人的奇恥大辱，也埋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禍根。現在各國向中國施壓，中國又不是戰敗國，怎會答應賠償！
新冠疫情被不少國家領導人形容為一場戰爭，如果以戰爭為比喻，各國聯手向中國索償巨額賠款，就等於要「戰敗國重創且不得翻身」，而美國對華政策的意圖，正是要遏制中國、令中國無法崛起成為強權，故此賠款是虛招，實際意圖是美國聯同各國合力在國際社會孤立中國、把中國塑造成大反派，而索償金額愈大，就愈能形象化地誇大中國的「罪行」！
世界變國策變港跟着變 國安立法無法迴避
中國推行改革開放，原意是要融入以西方國家為主導的國際秩序，成為其中一員，新冠疫情過後，中國會否被迫與西方世界分道揚鑣，建立另一套國際秩序，與美國分庭抗禮？
世界變，國策自然會變，香港也要跟着變。在「外敵」環伺之下，國家安全立法對香港已是緊逼任務，無法迴避。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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