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孩媽頸項鎖鏈被拐賣苦海無邊

一滴滴眼淚，灑滿她的流浪之路；沒有彩虹，只有驚慌、無助和痛苦。唐詩人杜甫筆下的「無邊落木蕭蕭下」，或可借用來描繪她半生的場景：像一片片凋殘的樹葉，隨風而飄，不知何處是落腳地，正是苦海無邊。

她就是生了八孩的楊媽媽（小名小花梅），年約45歲（1977年生？）。

落木蕭蕭下天涯淪落人

楊媽媽本是雲南省怒江州（相當於地級市）福貢縣亞谷村僳僳族姑娘，1998年約21歲（？）時，被人販拐賣到江蘇省東海縣徐家（販賣價5000元）。後轉賣徐州市豐縣歡口鎮，買主是鎮上居民董某。她淪為洩慾和生孩工具，神經漸漸失常。

今年春節前，有人把她被鎖鐵鏈的畫面上了社交平台。在寒冬的破屋，她衣著單薄，模樣十分可憐，引發許多網民看後留言，表示同情她的遭遇，指責地方官吏不負責。

本文略析「鐵鏈女」事件，要點是：地方官吏搪塞，法律白條，農村土霸與「尋租現象」（rent seeking）。

燈下黑現象鐵鏈鎖自由

「鐵鏈女」之引起轟動，除了受害人楊媽媽等同毫無自由的奴隸，還在於買主怎麼能和她生8個小孩？這些小孩都是「一胎化」時出生（1998—2020），「超生」那麼多的背後，是否有鄉村官吏之弊？

轟動的另一原因，是徐州市有「最有幸福感城市」之稱。「鐵鏈女」曝光後，人們議論「最有幸福感城市」竟有「燈下黑」。

燈光燦爛之處，是人民當家作主、幸福感強烈；燈下陰暗之處，則有拐賣婦女、兒童的惡行，受折磨者並不知道什麼叫「幸福感」？

「燈下黑」還在於地方官吏對事件的搪塞。1月28日徐州市豐縣官方發布第1份通告，稱居民董某與楊女是「領證結婚，不存在拐賣行為」。在網民持續調查揭發之下，官方再發通告，改稱董某收留流浪乞討的楊女。到2月10日發第4份通告，才承認有拐賣行為。

網民懷疑地方官吏隱瞞實情，更質問為何不早解救受害人。還有民間的調查報告稱，受害人的年齡，最初說約38歲，據豐縣官方公布的結婚證卻是52歲，質疑官方造假；受害人實是四川省南充市的李瑩（約38歲），1996年讀小六時失蹤，疑被綁架帶走。

拐賣產業鏈買方市場旺

「燈下黑」的存在，暴露不少地方吏治腐敗，公權擴大缺乏制約，弱勢群體人權缺保障，農民備受「極左折騰」^（註1）貧困地區的貧窮人家處境艱難。

拐賣婦女和兒童，強暴受害女子，迫兒童行乞謀財或賣入黑窰當童工，早已司空見慣。被拐賣者往往淪為性奴、黑（工）奴，很難自救逃出生天。

拐賣也早成為「產業鏈」，有賣方（拐賣、綁架）市場、買方（購入拐賣人口）市場和中介市場；三方的長期互動，與官黑介入謀利交纏。

官方的打黑肅貪文獻，亦提到掌相關公權的一些官吏，成為黑道保護傘。在官黑合流、權力與暴力結合之下，拐賣、圈地、暴力強拆、黑窰童工事件頻仍。

戶籍管制下不難阻拐賣

在權力極度集中的體制下，社會管控包括戶籍管制極嚴密，整治拐賣人口本是輕而易舉。

原因是新來的人口必須報戶籍，控制戶籍可截斷買方市場。事實恰恰相反，拐賣人口一直是能運轉的「產業鏈」。

「產業鏈」的背後，一是官黑合流下的保護傘，加劇受害人舉報、逃亡的難度；二是不少地方官吏未盡職責，缺乏問責制的有效約束，有告密經驗的紅大媽，則懶得監視拐賣，其因或因「好處費」不多；三是地方官吏以公權提供方便，以換取權力的「租金」，給買方開綠燈，這是權錢交易即「尋租現象」。

法律禁拐賣官吏未盡責

禁止拐賣人口、保護婦女和兒童權益，早有法律的規範，諸如《刑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

《刑法》第二編第4章關於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240條、241條，規定拐賣婦女、兒童處5—10年徒刑，「特別嚴重的，處死刑」；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的，「處3年以下徒刑、拘役或管制」。

賣方、買方的刑罰差異較大，買入被拐者的刑罰偏輕。在地方官吏未盡責處置拐賣行為之下，買方的風險成本並不高。

除了法律層面的「禁拐」，中共中央或國務院還有相關「宏觀行動」的紅頭文件。例如2021年4月，國務院下達國辦［2021］13號文件，題為〈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印發中國反對拐賣人口行動計（2021—2030）的通知〉^（註2）。但是，這些紅頭文件或行政命令，因「執行短板」而白條化，「打拐」的實際效力低。

法律白條化法治仍遙遠

有北上廣的大學法律教授，關注「鐵鏈女」並發表談話，建議提高買方刑罰達致足夠的阻嚇力^（註3）。

提高刑罰未必是遏制拐賣的良方。社會能否走向真正的法治軌道、人們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必須有善法良治，官民都要尊重、遵守法律的規範，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地方官吏如果按政治需要選擇性執法，或者讓法律白條化^（註4），就不可能有大家期待的限制公權、依法保障人權的法治。

禁止拐賣、僱用童工一類的法律條文，是保護人身自由的規範，但遇上一些地方「執法者」的瀆職，便成為白條，沒有實際效力。這正是拐賣猖獗的關鍵因素。

地方土皇帝忙於錢與色

《刑法》第二編第7章416條有相關瀆職罪的規定：對被拐賣、綁架婦女或兒童的解救請求、舉報不予解救者，「造成嚴重後果的」處5年以下徒刑^（註5）。

對於官吏的瀆職，不少地方並未援引此條而懲處。瀆職或行政管理不善背後的貪污、受賄猖獗，拐賣、綁架事件就難以消除。

北京官報曾刊出署名評論，提到「基層幹部尤其是村官漸成腐敗重災區」，有貪污者竟說「我當村幹部不就是為了撈兩個嗎？」又提到有些村官「拿自己當土皇帝」^（註6）。

拐賣人口成為長期的「災難」，正就是有「絕對權力」的「土皇帝」，也因相關職權機關缺乏遏制拐賣的決心，有「話語權」（話事權）者若有決心、魄力，便可能遏制拐賣人口。

註：
1，養雞3隻5隻姓資還是姓社
2，中央政府網2021.4.28。
3，BBC 2022.2.11。
4，百色遊街示眾重演和尚打傘
5，《法律法規全書》第11版，1746頁。
6，〈以治理法治化鏟除「村官腐敗」〉，人民網2014.11.5。

本文原題〈八孩媽脖子鎖鏈被拐賣苦海無邊〉，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站發表。

丁望

在早期《明報》曾任資料室主任、副總編輯兼中國新聞主編，《明報月刊》叢書部總編輯；70年代金庸全力修改武俠小說時，他與兩位同事兼任主筆（總主筆金庸），代撰寫社評。後來，曾任《潮流》（月刊）總編輯。政治類著作有《北京跨世紀接班人》、《六四前後：對八九民運前後的政治分析》等。文學類著作有《夜讀隨筆》、《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初夜權》、《假大空與〈雍正王朝〉》等。譯成外文出版的，有《華國鋒評傳》（加拿大麥基爾／皇后大學英文版，日本新泉社日文版），《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韓國成鈞館大學韓文版）。主編的史料導讀，有《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一至六卷（明報月刊1967－1972），《中國大陸新聞界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1973）；與人合編的《中國的文學（1949－1978）》，譯成英文（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出版（美國印地安那大學，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