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時今日，智能手機幾乎人人都有。不過，在享受智能手機帶給我們方便的同時，又有多少人想過這些消費背後，隱藏了多少不公義？在2011年有應用程式發展商開發了一個名為「手機故事」（Phone Story）的手機遊戲，但旋即被蘋果公司踢出應用商店（AppStore）。在遊戲中，玩家要追蹤一部智能手機由生產到被遺棄的各個階段：首先，你要扮演剛果鈳鉭（Coltan，鈳鉭是生產手機和很多電子產品所必需的原料）鐵礦的軍人，逼迫「奴工」們完成他們的工作。過關後就要用安全網嘗試去接着跳樓的富士康工人（為了應付iPhone 6的生產，富士康在河南省增聘十萬名工人）。最後，你要扮演一個巴基斯坦童工，處理無窮無盡的有毒電子垃圾（很多舊手機會被送到發展中國家處理和回收）。全球化的浪潮無遠弗屆，具體而微地影響我們生活的每一方面。另一個例子是，2012年11月24日孟加拉首都達卡市郊一家成衣廠發生大火，令一百多個工人喪生。當地消防部門發現，整幢建築物都沒有安全逃生出口，很多工人是試圖從窗口跳樓逃生時跌死的。更嚴重的慘劇發生在2013年4月24日，達卡市的另一間製衣工廠整幢倒塌，導致1100多人死亡，超過2500人受傷。事發前一日有關當局已發現該建築物出現明顯裂痕，要求疏散，但廠方拒絕，終釀成慘劇。孟加拉近年迅速發展成為製衣業重鎮，不少國際知名品牌例如H&M、Zara、GAP以至高價的Armani、Ralph Lauren和Hugo Boss等都有在當地設廠。可是，工資微薄、童工、工時過長、工作環境惡劣、打壓工會等問題非常普遍。假如你在谷歌（Google）搜尋「孟加拉」，其中一個搜尋建議便會是「孟加拉血汗工廠」。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人，我們有必要問，在購買這些服裝的同時，我們對於這些工人的處境是否毫無責任？
社會正義與全球正義
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是當代政治哲學的核心議題，其目的在於為社會制度尋找公平合理的基礎。然而，近年愈來愈多哲學家及經濟學家意識到從單一社會層面討論正義已不足以處理很重大的道德問題，因而開始關心全球正義（global justice），希望找出超越國界的正義原則以建立一個更公平的世界。事實上，超越國界的道德關懷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思想中，都可謂源遠流長。
我們現在所講的「世界公民」可以追溯至古希臘的狄奧根尼（Diogenes，412-323 BCE）。相傳有一次別人問他來自什麼地方，他便回答說：「我是一個世界公民。」拒絕承認他對自己出生的城邦有任何特殊義務，但由於城邦（polis）的公民身分在古希臘世界對界定個人身分非常重要，狄奧根尼的想法在當時簡直是離經叛道。但現代英語中的普世主義（cosmopolitanism）一詞其實就是源自古希臘文中的世界公民（cosmopolis）。此外，伊利斯辯士希庇亞斯（Hippias of Elis，約公元前5世紀）亦揚言：「我把你們都當作我的親友和同胞，這是根據本性來說的，而非依據習俗。依據本性，那麼同類相聚，但是習俗是人類的僭主，會對本性施加暴力。」在這裏希庇亞斯所強調是人的本性，而這本性是所有人共有而且是自然的。相反，政治身分只不過是約定俗成的概念。這種本性可以包括人的理性和語言能力，亦可以包括人的道德能力，人有愛護自己的傾向，但同時能夠將這種傾向推廣至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兒、然後到自己的村落、城邦，再遍及外邦人以至全人類。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亦提出了普世道德理想，《禮記‧禮運》篇就提及所謂「大同」社會：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儒家最高的理想社會是「天下為公」，而文中「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的講法，也有普世主義的色彩。另一方面，儒家一向孜孜不倦地提倡的「仁」，就是一種普世價值。例如樊遲問何謂「仁」，孔子便回答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論語‧子路》）他認為仁作為做人的原則，是不分種族和文化的。雖然儒家希望將仁推廣至天下的每一個角落，但他們始終認為我們的道德責任和情感都應該是由親及疏，而且強調親疏有別的。
就這一方面而言，墨子提出的「兼愛」，則顯得更為激進。墨子曾言：
「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禁愛。」（《墨子‧兼愛上》）
墨子認為，只要人們能夠將對自己的愛護加諸他人，做到「愛人若愛其身」、「視人家若其家」、「視人國若其國」，就可以令天下擺脫混亂。雖然儒墨在「兼愛」問題上對立，但他們同時認為有普遍適用於所有人的道德原則，而我們的道德責任和關懷不應以家國鄉族為限。簡而言之，由狄奧根尼以至墨子，都有一種道德普世主義（moral cosmopolitanism）的立場。當代學者湯馬士．伯格（Thomas Pogge）就將道德普世主義歸納為以下三項原則：
一、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普世主義的道德關懷最終是放在個人而不是家庭、部落、民族、國家等群體。因此，對任何制度的道德評價都需要考慮到它如何影響個人的生活和福祉。
二、一視同仁（universality）：每個人都是道德關懷的最終對象，而在道德上，所有人的福祉都是同等重要的，無分國族、性別、社會階級。
三、普遍關懷（generality）：我們的道德關懷應遍及所有人而非局限於自己國家、宗教或其他社群。
有人認為普世主義是一種要求嚴格地「無私」的道德立場，但這豈不是違反人性？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難道不是很合理嗎？況且將個人的道德關懷擴展到涵蓋全人類根本就絕不可行。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認為個人可以擁有的朋友數目是有一定限制（雖然亞里士多德認為同一城的公民關係本身是一種朋友關係）。一個聲稱跟所有人都是朋友的人，其實就是沒有朋友。同一道理，如果我們宣稱自己關心所有人，是否也等於沒有關心任何人呢？
然而，普世主義並不反對人與人之間的特殊道德責任，所有人都可以優先照顧自己親友的福祉。這與普世主義的原則並無衝突，因為即使所有人在基本的道德權利（moral rights）上都是平等的，但維護與實踐這些權利的責任卻可以落在不同的人身上，並且有優次之分。例如我們大可以認同所有兒童皆有接受基本教育的權利，而這種權利是平等的，但在不同的學校之中，老師在教學上應優先照顧本校的學生。
到底普世主義能不能接受因特殊關係造成的等差，還是要持一種接近墨家「兼愛」的觀點，否則就不能稱為普世主義？這問題牽涉到我們該如何理解上文提及的「一視同仁」原則。如果我們認為這「一視同仁」的原則是適用於個人選擇的層面，則普世主義必然會與我們由特殊關係所衍生的責任有所衝突。不過，普世主義所強調的「一視同仁」，是指在考慮個別的制度安排是否合乎正義的時候，所有人的福祉不論其民族國籍都應得到平等的關注，而非厚此薄彼。例如在國家層面上我們可要求任何社會或政治制度都應該給予所有公民平等的尊重和關顧（equal respect and concern），但這些制度一經確立，各人亦可在這些制度之下建立各自的私人關係，並在這些關係的基礎上活出自己的人生。另一方面，從普世主義的觀點來看，這種優先性並不是絕對而且需要考量實際情況的──假如在一個貧窮國家不能有效地維護他們的權利，那麼其他國家尤其是富裕國家的人就可能有道德責任向他們提供援助。此外，雖然普世主義認為有些道德原則或正義原則應該是普世的，但這並不表示所有道德和正義原則都必須是普世性，亦不表示同一條道德原則或正義原則可以應用於所有領域。例如一個國家以內的正義原則和國際之間的正義原則可以是有所不同，又或者說規範戰爭行為和規範國際貿易的原則應該是不同。
全球倫理與全球正義
現在我們可先看看全球倫理（global ethics）和全球正義的區別。簡單來說，全球倫理的範圍比較廣泛，可包括制度和個人選擇的道德判斷，而全球正義則比較重視制度和個人選擇的道德判斷。例如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1921-2002）在其經典著作《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便開宗明義地說：「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如真理為思想體系的首要德性。」（”Justice is the first virtue of social institutions，as truth is of systems of thoughts.”）當然，強調正義在社會制度上的角色並不等於忽視其對個人選擇的重要性。事實上，在古典哲學中正義往往被視為一種人的德性，例如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Nicomachean Ethics）中，就將正義視作一種「完整的德性」。而我們可以說一個正義的人便是一個能履行自己的正義責任（duties of justice）並且願意支持正義制度的人。全球倫理和全球正義非但不是兩種互相排斥的概念，而是互相緊密聯繫的。例如討論國際貿易的問題，可以從公義的角度出發，探討現今貿易制度是否不公，或者不合理地向富國的利益傾斜。從個人的層面來看，作為消費者我們應該如何作抉擇。例如支持或杯葛某些產品，亦是一個值得深思的道德問題。同樣重要的是，我們作為個人或某種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是否有道德責任去改變現有制度或支持另一種更符合正義的制度？這些問題實在是不能迴避的。而羅爾斯的《正義論》中亦提及人有一種自然責任去服從和支持與自己有關的正義的制度。因此，本書將從廣義上理解全球正義的問題，並希望引領讀者思考全球正義和自己生活的關係。
全球正義與普世價值五之一
新書簡介
書名：《全球正義與普世價值》
作者：葉家威、曾瑞明
出版社：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年12月
作者簡介
葉家威，牛津大學政治學博士，香港浸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部講師、政治與行政學系及公共政策社會科學碩士課程兼任講師。著有Egalitarianism and Global Justice: From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
曾瑞明，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碩士，香港大學哲學博士。現職通識教師及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兼任講師。著有《參與對等與全球正義》、《香港人應該思考的40個哲學問題》、《上有天堂的地方》，編有《守住這一代的思考》及審訂《哲學百科》（韋爾．白金漢〔Will Buckingham〕等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