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新書探討香港2047前景及大灣區路向抉擇

前深圳市委常委、市委統戰部長張思平日前在內地出版，題為《粵港澳大灣區——中國改革開放的新篇章》（2019年4月，中信出版集團）的新著，深值關注，原因除了此書相信是內地第一本討論香港2047年前景的書藉外，書中還由對此前景的抉擇，系統性地歸結到國家、港澳、大灣區政府，在當前可採取的舉措，以進一步推動大灣區的國際化、全球化，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現代化進程的新典範。

被《南方周末報》稱為深圳改革史上「闖將」的張思平，在書中前言部分表示：

本書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探討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的方向、功能和前景，以及如何從制度、體制、機制、管理和政策創新的角度，發揮粵港澳大灣區的制度優勢，真正實現把粵港澳大灣區建成全球一流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發達、文明的大灣區」，並基於此等目的提出建議供「國家有關部門參考」。

2047年三種「一國兩制」選擇

張思平表示，未來30年後，粵港澳大灣區內「一國」肯定是不會有任何變化，關鍵是「兩制」會發生什麼改變？他認為大體上會出現三種選擇。

第一種選擇，大灣區將以珠三角九城市的制度為主體，以港澳納入內地經濟、社會、文化體系為導向的一國兩制。他表示，近年隨着內地經濟迅速發展，香港在產業升級及社會民生等方面出現了一些困難，加上「中國模式」受到某些方面的追捧，再加上近年社會意識形態保守思想和勢力抬頭，因此，「會在經濟方面通過給香港一些特殊政策，使香港分享部分珠三角經濟社會發展的市場紅利，使香港經濟愈來愈依賴內地，愈來愈納入內地的經濟發展體系和模式之中」。

他又認為，在經濟內地化的同時，香港也逐步向內地的體制和政策靠攏，甚至在政治領域，可能以消除「港獨」為理由，對基本法確定的中央和香港的特殊政治體制和政治安排做出一些重大調整。在意識形態方面，也有可能以「香港核心價值為西方的普世價值」為由，採取不同方式使香港的教育、文化及價值觀逐步被內地的意識形態所滲透和取代。這種社會形態在名義上可能仍然被稱為「一國兩制」，但實質上已是「一國一制」。從張思平的描述以觀，特區政府近年的施政看來是沿着這路徑，最終結果不也是已經寫在牆上。

第二種選擇，是以香港制度為主體，以國際化為導向的「一國兩制」，也就是珠江三角發展逐步港澳化、國際化，即發揮香港獨特的優勢，推動大灣區經濟、社會、文化等主要領域國際化、全球化，並同時兼有內地經濟、社會、文化體制某些特徵的特殊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新的社會形態」。對此，張思平具體政策建議包括：

• 由於文化領域的開放程度關係着人們精神文化生活的水平和質量，是現代文明社會的重要領域。再者，當前內地政府對文化領域的管理，例如對文化領域企業的嚴格審批以至對批發、銷售許可制，基本上還是沿用計劃經濟方法。他建議突破珠三角九城市地區內與文化領域有關的意識形態障礙，政府對文化領域的管理也需要有真正的突破。
• 解放思想，突破利益集團阻礙，形成大灣區共用一張電信網和互聯網，實現與世界文明的接軌，讓大灣區共享信息時代的世界文明成果。
• 促進大灣區金融服務自由化和一體化。張思平認為這與堅持「金融審慎」原則、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不僅沒有矛盾，反而有利於倒逼內地金融體系的改革，提高國有金融機構的活力和競爭力。
• 發揮香港教育的優勢，逐步實現大灣區教育國際化和現代化。
• 借鑒推廣香港醫療服務體系和衛生安全標準，提高大灣區醫療服務和食品衛生安全水平。
• 借鑒香港的法律制度，構築法治社會環境，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借鑒香港私有財產保護制度，使大灣區成為全球財富最安全的地區之一。

必須指出，張思平對於香港並非盲目推崇，例如他在書中也指特區將「經濟社會資源和財富更多向工商界富裕群體傾斜，使社會貧富貧富差距擴大」等，對特區施政，不乏月旦之詞。

對於2047年的第三種選擇，張思平認為是維持現狀的一國兩制。也就是說，在「一國」的前提下，雖然兩地之間的經濟聯繫和人員交流進一步密切和便捷，但彼此仍然處於物理隔離和互聯網信息隔離之中。

擺脫資社問題糾結尋求制度創新

張思平續稱，改革開放40年過去了，隨着思想的不斷解放，珠三角乃至整個內地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今天，珠三角九城市非公有制經濟在數量、規模及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實際上已佔據主導地位。現在珠三角的社會制度在本質上已經不是傳統的社會主義，早已不再糾結於姓社姓資的問題了。與此同時，香港的經濟、社會制度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體現社會主義的原則及要素也在香港得以發展，這包括公營房屋，公共醫療服務，12年義務教育，大專學位擴充，扶貧養老和其他社會福利措施，因此，可以說，當前香港的經濟、社會制度中，社會主義要素在相當多方面比珠三角更為豐富。

張思平表示，粵港澳大灣區今天面對的制度創新挑戰，不是指意識形態領域當中傳統的、所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制度創新，而是在堅持一國和共產黨領導的前提下，「使大灣區遂步向以法治、分權、制衡、文明為主要特徵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進行歷史性轉變」。在過程中，「更要重視發揮香港的獨特優勢，特別是要充分汲取其政治、法治與社會文明探索的經驗」。

最後，張思平提到，2047的最終前景如何，不僅取決於珠三角九城市的意志和願望，不僅取決於香港、澳門市民的意志和願望，更重要是取決於中國未來改革開放和發展方向，取決於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未來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歷史進程。順帶一提，張思平出身河南，他的資歷還包括前深圳市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廣東省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廣東省政府第一副秘書長、深圳市副市長等要職，被評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該新著也陳列於內地的大型書店。

我們不需要完全認同張思平的意見，在內地，雖然出版書籍是要經過重重審批，也不應視他的意見為官方意見，但他的分析卻值得探討，並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初步的回應是，第一，從張思平的角度出發，特區政府近年的施政，包括最近「逃犯條例」修訂的緊縮政策，是否真正有利於香港和大灣區以至國家的長遠利益和發展？第二，「愛國愛港」是否只體現在唱國歌、支持特區政府施政，可否有較高層次？第三，站得高才能看得遠，珠三角九城市的改革開放方向又在哪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