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蜜蜜,又名周密密。1953年出生,原籍廣西羅城,1979年來港定居。曾任電台及電視編劇、報刊編輯、雜誌執行總編輯、出版社副總編輯。1980年開始業餘寫作,至今已出版100多本著作,兒童文學作品有《神面小公主》、《兒童院的孩子》、《杜鵑花開了》、《尋龍探險記》、《跳跳和妙妙》、《愛你!愛你!綠寶貝》等,散文集有《蜜語》、《留英風情畫》、《雲影浪跡集》等,小說集有《蜜蜜小說選》、《世紀末雙城記》、《飛越情空》等,學術編著有《香江兒夢話百年──香港兒童文學探源》(上、下冊)。曾獲市政局中文兒童讀物創作獎、青年文學獎、香港80年代最佳兒童故事獎、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兒童文學組)、中國張天翼童話獎、中國冰心兒童圖書獎等。曾任香港兒童文藝協會副會長,現為兒童文學藝術聯會會長、香港作家聯會副會長、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委員會評審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等。本訪問稿經周蜜蜜女士審閱定稿。
訪問日期:2020年9月29日(星期二)
蜜:周蜜蜜;何:何紫薇;沈:沈舒
父母薰陶引起寫作興趣
何:蜜蜜女士是如何開始寫作的?你的父親周鋼鳴和母親黃慶雲同是作家,請談談父母對你從事寫作的影響。
蜜:我是由喜歡聽故事開始的,小時候母親在廣州電台講故事,我每天都會透過收音機廣播聽她說故事,那時候我只有一、兩歲。後來,母親給我看許多圖書和雜誌,包括她主編的《新兒童》半月刊,以及國內作家如秦牧、鷗外鷗的作品等。50年代,中國的文學藝術氛圍深受蘇聯影響,我母親在電台亦會講《一朵小紅花》、《七色花》一類的蘇聯童話,記得我小時候常跟父母去看芭蕾舞表演,蘇聯最著名的舞蹈員烏蘭諾娃也曾來演出。那時父親任國內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我經常有機會現場欣賞各類文藝表演,當時我看不懂的京劇、粵劇如梅蘭芳、紅線女的演出也看過。
何:看來蜜蜜女士自小受父母的文化薰陶,影響你後來對文學寫作的興趣。
蜜:是的,但有一段時間我們沒有書看,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我讀小學六年級時,父母被指定要進到幹校,家中沒有大人,連傭人也走了,剩下我們四兄弟姊妹。後來我的外公黃子由來照顧我們,他是從事文史研究的,在廣州越秀山鎮海樓(即五層樓博物館)工作,專門收購古董,他曾經留學日本,並且懂英文,翻譯過很多書。我自小家裏藏書豐富,書房及其他地方都布滿書,但文革期間,我家的書櫃全部被封,我們被禁止取入面的書,有一次我弟弟周樂樂從書櫃中偷了一本《伊索寓言》來看,被人發現後告發到幹校給我父母,結果弟弟被當成罪犯要受罰。我受到此事觸發,文革後期大概是1976年,我創作了第一篇童話發表在《少年報》,題為〈一本書的遭遇〉,故事講述一本原擁有許多讀者的書,被人囚禁在書櫃內,歷經波折後才得解禁,與讀者重遇。
回想文革的日子,我當上知青,被分配到廣州市郊區,少年人要自己興建學校,打泥磚、砍大樹,每天辛苦勞動。想起來是寫作救了我,因為我懂得寫,不久被派去編寫教科書,我編完還要講課,有多間學校的師生來觀課。那時我只有15歲。後來,有的學校領導想留我任教師,但我父母當時被視為走資派黑作家,成分不好,未能通過駐校工人宣傳隊和解放軍宣傳隊的政治審查,因而不許我留在學校教書,要我到廣州市郊的農場,幫手割草餵牛和擠牛奶。我到農場翌日,場長知道我懂得寫作,請我做他的寫手,1971至1975年間,我幫場長寫報告、寫總結,還有負責廣播站的工作,做採訪、撰稿和播音員,又兼做電影放映員,總共做了5年,直至我父母從幹校返回廣州,我才能回到廣州市區的家裏。文革結束後,我進到廣東的作家學習班,開始文學創作,文章發表在《廣州文藝》、《廣州日報》副刊、《少年報》等。
黃慶雲與何紫的交情
何:父親何紫童年時是黃慶雲(雲姊姊)的忠實讀者,長大後有機會親身認識雲姊姊,請蜜蜜女士談談何紫與令堂黃慶雲相識的經過,並憶述你們第一次會面時的印象。[1]
蜜:1978年,我有機會跟母親參加一個作家交流會,是由廣東作家協會主辦,在廣州沙面賓館舉行,全國各地許多作家也來了,記憶中有賈平凹丶王安憶、程乃珊等等。香港作家有何紫、何達、吳其敏、吳羊璧、陶然、潘耀明、黃河浪等等。有些香港作家還趁這次機會,採訪當時文革結束後釋放出來的中國作家,記得到過我母親家訪問的有何紫、何達、潘耀明等,印象最深的,是何紫一進門便高呼「《新兒童》萬歲!」然後聽他說小時候如何愛讀《新兒童》雜誌,我當場很驚訝,一個香港作家竟對我母親昔日主編的刊物如此著迷。
那是第一次見何紫,他很熱情,與我母親一見如故,談得很投契,我雖是後輩,跟何紫亦沒有隔膜,所以我1979年移居香港後,自然很快便再聯繫他。
沈:何紫曾對蜜蜜女士說想在香港為《新兒童》雜誌復刊,後來沒有成事,他卻創辦了山邊社。[2] 蜜蜜女士知道未能成事的原因嗎?
蜜:1980年,我在香港產下孩子,休息過後,打算恢復工作,與何紫傾談間,他表達一直想在香港復辦《新兒童》的念頭,當時他談得興起,說趁我已來香港不如立即行事,還提議即刻打電話到廣州,問我母親的意見,我母親回應說:「先不要急,辦《新兒童》復刊不是那麼容易的,《新兒童》歷史久遠,新讀者對它的反應難預料,你倒不如辦一間兒童書出版社更好。」結果,何紫接受了雲姊姊的意見,1981年成立山邊社。
何:何紫認識雲姊姊後,將自己寫的幾本兒童小說送給她,後來雲姊姊把它介紹給國內的出版社,據蜜蜜女士所知,雲姊姊在扶掖何紫上提供過什麼幫助?你認為雲姊姊對何紫的兒童文學事業有哪些影響?
蜜:母親接過何紫送給她的兒童小說後,真的把它讀完,母親很欣賞,還把它介紹到中國大陸出版,[3] 據知後來決定出版的有四川少兒出版社、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和廣東人民出版社。母親又介紹了一些大陸作家給何紫認識,包括冰心、陳伯吹、任溶溶、張秋生等。我母親很早已認識冰心,她年輕讀中山大學時,擔任學生代表,曾接待冰心到她學校演講。母親跟陳伯吹則是老朋友,陳伯吹為香港《文匯報》的兒童周刊、綠島出版社寫的稿,往往會請我幫他發稿到香港,然後請我幫他用稿費在香港買水晶小擺設,後來,陳伯吹用稿費設立了一個「陳伯吹兒童文學園丁獎」,1981年第一屆得獎人是我母親,記得母親領獎時,笑嘻嘻地對陳伯吹說:「不好意思,我得獎了。」情景很有趣。
之後,何紫與國內不少兒童文學作家和出版社有密切的合作交流,母親很鼓勵何紫做兒童書出版,她認為香港缺少專門出版兒童文學的出版社,覺得辦童書出版社比辦兒童雜誌的影響力大得多。何紫的山邊社辦得很成功,我母親亦有著作和翻譯作品交何紫出版,後來母親於1989年退休來港定居,更常與何紫見面。
何:我知道父親曾出版雲姊姊的散文及兒歌精選集《歌聲滿路》,入面還附錄了一篇何紫對《新兒童》半月刊感思的文章。[4] 他亦曾出版雲姊姊編譯的兩本書《天鵝之歌》和《溫妮啤啤》。[5]
開始為兒童寫作的機遇
沈:蜜蜜女士比雲姊姊更早來港定居,請問你來港後從事什麼工作?如何開始為兒童寫作?
蜜:我在1979年隨夫羅海星移居香港。1980年,經一位曾進廣東作協寫作班、之後來港進麗的電視(後改名亞洲電視)任編劇叫黃啟基的朋友介紹下,認識他的主管梁立人,我把我的文章給梁立人看後,他便收我入編劇組工作,我剛進去時每月只有600元底薪,後來兼顧的節目愈來愈多,收入增至每月7000多元。最初我擔任兒童節目《醒目仔時間》的編劇,每集內容都要扣緊校園主題,後來兼做青年人節目《貓頭鷹時間》,又做《下午茶時間》等婦女節目,還做過一個介紹香港製造業的節目名為《香港製造》。我負責資料搜集和編寫劇本,記得有一集採訪不同方式的豆腐製作過程。這份工作令我眼界大開,讓我很快了解到香港的情況。幾年後,因我的丈夫派駐大陸工作,我留在香港,不想繼續電視台那日夜顛倒的工作生涯,1984年我轉職到《文匯報》任副刊編輯,負責「淑女版」和「兒童周刊版」,直至1987年為止。
80年代,我一直從事業餘寫作,早期為新雅文化改寫童話名著,兼任錄音帶故事旁述,也為香港電台播音劇節目《小朋友時間》編寫劇本,我還透過何紫認識了導演單慧珠,有機會編兒童電視劇《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這些工作都比較零碎。此外,何紫曾經請我為「山邊少年叢書」編寫兩本書,第一本叫《妙文妙韻集》,[6] 是關於語文趣談的小故事;第二本是《香港掌故集》[7] ,我收集和整理一些香港掌故,然後構想一位退休歷史教師帶領學生遊香港,邊走邊說舊日故事,這明確地寫給少年人讀,比起一般掌故書籍更有趣味,是何紫出的主意,這書出版後很暢銷,賣出十多版。
何:據爸爸在《陽光之家》所述,香港當時很少專門給少年人讀的書,於是他主編這套「山邊少年叢書」,借鑑過去國內開明書店出版的「開明少年叢書」[8] ,力求以少年人易於吸收的文字筆法書寫, 並配上有風格的插圖,內容從趣味中引出教育意義,受到學界歡迎,其中如《感人故事集》等多冊被幾家學校選入開課書單,成為課外必讀書,這系列叢書總共出版了32冊。
蜜蜜女士當時除了幫何紫編寫圖書外,還創作了兩本兒童文學交山邊社出版,可否分享當中的過程點滴?
蜜:我受何紫的鼓勵下,在香港開始創作兒童文學,大概1984年,我撰寫童話故事連載發表於《文匯報》「兒童周刊」版,文章後來交何紫結集出版,書名叫《神面小公主》[9] ,這是一本長篇童話故事,內容有關代溝問題,當時我有感都市人愈來愈冷漠,家庭成員關係產生了許多問題,但小朋友是很需要親情滋養的,於是我構思故事裏有一位神面小公主,凡經她親吻面頰的人都變得有活力。我剛開始寫這個故事時,給何紫看,他讀後很感興趣,鼓勵我繼續寫下去,此書成為我首本長篇兒童文學著作。
另一本山邊社為我出版的長篇《兒童院的孩子》[10], 亦曾經在報章連載,但我已忘記是哪份報章。故事內容關於問題家庭的兒童,由於故事寫實,影響力較第一本大,香港電台曾邀請我到真實的「兒童之家」拍攝節目介紹這本書。最鼓舞的,是這書於1989年獲得「香港80年代最佳兒童故事獎」之後,何紫提名此書參加1991年第一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兒童文學組),結果得了獎。遺憾的是,何紫在未得悉評獎結果時,已因病去世。我很感激何紫先生幫我出版了這書,並為此書撰序。我開始文學創作時,本不打算專門寫兒童文學的,因我也寫成人文學,但當我得到這個文學獎後,我更堅定地多寫兒童文學作品。何紫策劃出版的書往往很成功,他具專業眼光,對出版工作充滿熱情,若他仍健在一定會繼續出版更多好書。
《陽光之家》
何:父親除了出版圖書,1986年2月更創辦校園文藝月刊《陽光之家》,蜜蜜女士亦有參與支持,你對何紫當時辦這份雜誌有何回憶?何紫有徵詢雲姊姊的意見嗎?
蜜:那時我很驚訝你爸爸可以做這麼多事情,他出書的工作已很忙,還能辦雜誌,真是魄力過人,我為表支持,即使我不在香港也為《陽光之家》寫稿。那年代入學校的報刊很少, 何紫能與學校有緊密聯繫,把《陽光之家》送到學生手中,是很難得的。
我母親有讀每期的《陽光之家》,是何紫寄送給她的。母親讚許何紫出版此期刊,認同這是聯繫校園讀者的好方法,因我母親也很重視與讀者的溝通聯繫,她以前主編《新兒童》時,設立學校通訊員,為不少學生培養了寫作興趣,譬如有位小讀者叫韋基舜,他很喜歡《新兒童》,是《新兒童》的通訊員,長大後亦喜歡寫作,時至今日,我每逢見到韋基舜,他都會提起當年與我母親交往的點滴。
何:我想父親是受到雲姊姊的啟發,他很重視與讀者的互動交流,所以他組織《陽光之家》學生編輯,邀請同學們投稿,又舉辦讀者活動。何紫並且重視編輯同行的交流,《陽光之家》曾主辦兒童書刊編輯聚會,於1986年11月8日,主題是「怎樣編好少年兒童書刊?」[11] ,那次蜜蜜女士也有參與,你對於這次聚會有什麼回憶?
蜜:何紫對於辦兒童書刊很認真和專業,他召開這個座談會,請來上海、廣東和香港三地的兒童書刊編輯和寫作人,讓大家一起交流經驗和心得。那時我任職《文匯報》「兒童周刊」版編輯,也獲邀出席,與會者還有來自上海的《兒童時代》副主編張錫昌、作家任溶溶,廣東的有《少年文藝報》副主編關夕芝、《少年文藝報》美術編輯張林嬰、《少男少女》雜誌編輯劉小玲,還有數位來自香港《突破少年》、《紅蘋果》、《小朋友畫報》等雜誌的編輯。
沈:從內容上來說,蜜蜜女士認為《陽光之家》與同期的香港青少年讀物有什麼不同之處?
蜜:我覺得《陽光之家》的文學性比較強,何紫邀請了許多名家為《陽光之家》撰稿,例如阿濃、陳耀南、胡燕青等等,何紫本人也寫很多,這方面對比其他青少年刊物,《陽光之家》的確有其優勢。
何:蜜蜜女士也曾為《陽光之家》寫過兩篇文章,其中一篇〈從香港到英倫〉是你寄自英國曼徹斯特[12] ,與讀者分享你途中的見聞。請談談你寫此文的緣起。
蜜:1987年春天,我放下工作,往英國修讀一個短期電影課程,同時藉此開拓眼界,並利用課餘寫作。何紫鼓勵我寫些留學見聞回來,於是我寫下對曼城、牛津和劍橋等地的印象,連同一些風景照片,寄給何紫刊登。8個月後,我修畢課程回港後,將留英期間的經歷寫成了一本叫《留英風情畫》的書[13]。
何:蜜蜜女士的另一篇文章,連載刊登在兩期的《陽光之家》內,題為〈法國大革命成功二百周年前夕訪巴黎〉[14] ,可否分享寫此文的緣起?
蜜:1989年6月,我們一班專欄作家參加了一次東西歐之旅,同行的有李默、楊莉君、黎海寧、黃綺雯等,此行由《文匯報》「百花周刊」組織,我們還自費去多幾個地方遊覽,全程歷時兩個月,參觀過法國、羅馬、瑞士、英國、奧地利,以及東歐的布達佩斯、布拉格等,親睹當時東、西歐兩地之不同,記得旅程後不久便發生東歐解體的歷史事件。我們到訪巴黎時,當地正舉行一系列慶祝法國大革命成功200周年的活動,於是我便寫下所見所聞,發表在《陽光之家》。後來,我還寫了一本記述此次旅程的書,名叫《雲影浪跡集》[15]。
回想那時期我的工作忙碌,沒有固定為《陽光之家》供稿,反而出國了,才有時間寫作,我兩次投稿到《陽光之家》,並後來衍生寫成的兩本書,都要多得何紫催生而成。
何紫在香港兒童文學歷史中的地位和貢獻
沈:何紫曾任香港作家聯誼會(作聯)副會長,蜜蜜女士認為何紫任內作出了哪些貢獻 ?
蜜:何紫是作聯1988年創會時的領導者之一,擔任首屆副會長,1990年何紫和我同被推選為第二屆理事會成員,何紫續任副會長。當時作聯會員中創作兒童文學的除了何紫和我外,還有金依、東瑞、宋詒瑞、劉素儀等。作聯理事會組織了各地作家交流、名家講座、學術研討會等活動,譬如1990年9月29日作聯與香港公共圖書館合辦「文學月會」,專題講授「兒童文學」,那次由母親黃慶雲和何紫主講。此外,何紫擔任了中港兩地文學交流的重要聯絡人,並為不少作聯會員出版著作,促進創作與交流,何紫曾經帶領的訪問團包括1988年11月訪問桂林、1989年9月訪問澳門筆會等,赴澳門訪問的那次我也有參加。我認為作聯當時還發揮了一個作用,就是為會員謀福利,有些作家生活比較困難、晚年比較淒慘,特別是當他們沒有收入時,作聯這團體可讓他們有所依靠。
何:蜜蜜女士對香港兒童文學發展歷史素有研究,曾編寫《香江兒夢話百年──香港兒童文學探源》[16] ,你如何評價何紫在香港兒童文學歷史中的地位和貢獻?
蜜:我認為何紫對香港兒童文學發展有開拓性作用,無論在創作和出版方面都很大貢獻,他的兒童文學工作由60年代初開始,直至90年代初他離開,30年來從沒停止過,非常勤奮。何紫自己創作,也出版別人的創作,在出版方面留下許多重要作品。何紫是香港本土兒童文學作家的佼佼者,作品呈現的生活和語言,甚具本土特色,無論是他寫自己成長的散文,或是創作兒童小說,內容都與香港歷史有密切關係,例如香港淪陷、戰後香港、香港經濟起飛等,均展示出獨特的歷史原貌。
此外,何紫很注重交流,在文學界起了促進作用,他同時鼓勵兒童文學後進,並參與策劃一些兒童文學創作獎,包括香港兒童文藝協會舉辦的兒童小說創作獎、童詩創作獎、環保故事創作獎等。何紫重視寫作人才的培養,積極發掘新人,他對此富敏感度,一看到人才便加以鼓勵和培養,幫他出書,儼如一位伯樂。
何:父親何紫曾在報章專欄撰寫一篇題為〈羅海星的童年〉的文章[17] ,回憶1960年自己初為人師,任教小三常識課,蜜蜜女士的丈夫羅海星當時是何紫的學生。你丈夫曾跟你提及求學時期對何紫的印象嗎?
蜜:海星對何紫當教師時的印象很深,他當時就讀培僑中學(小學部),而何紫於培僑中學畢業後即回母校任教,海星覺得這位何紫老師很愛國,經常鼓勵學生到大陸探訪,又時常向學生分享他對大陸的觀感。海星由小學到中學畢業都在培僑讀書,他很喜歡這間學校,對母校感情深厚。培僑是一間左派學校,重視愛國主義教育,海星中學畢業後,選擇到國內升讀大學,這可能是受到何紫等老師的鼓勵和影響,當然家庭影響亦有關係,海星五兄弟姊妹都是讀培僑的。
何:原來我父親年青任教師時,已將愛國思想灌輸給學生,他後來更透過寫作和出版表達他的愛國情懷了。
註:
[1] 黃慶雲〈何紫印象〉,《香江文壇》總第9期,2002年9月號,頁74-77。
[2] 周蜜蜜〈永不泯滅的童心──懷念敬愛的何紫先生 〉,《香江文壇》總第21期,2003年9月號,頁14-15。
[3] 黃慶雲〈我讀何紫的兒童小說〉,《香江文壇》總第21期,2003年9月號,頁4-6。
[4] 黃慶雲《歌聲滿路》。香港:山邊社,1982年11月。
[5] 黃慶雲譯《天鵝之歌》,香港:山邊社,1983年。黃慶雲譯《溫妮啤啤》,香港:山邊社,1986年。
[6] 周蜜編寫《妙文妙韻集》山邊少年叢書。香港:山邊社,1982年6月。
[7] 周蜜編寫《香港掌故集》山邊少年叢書。香港:山邊社,1984年2月。
[8] 何紫〈新書出版問與答〉,《陽光之家》第22期(1987年12月1日),版2。
[9] 周蜜蜜《神面小公主》。香港:山邊社,1987年5月。
[10] 周蜜蜜《兒童院的孩子》。香港:山邊社,1989年5月。
[11] 何紫〈他們怎樣編好少年兒童書刊?〉,《陽光之家》第12期(1987年2月1日),版3。
[12] 周蜜蜜〈從香港到英倫〉,《陽光之家》第19期(1987年9月1日),版3。
[13] 周蜜蜜《留英風情畫》。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1989年。
[14] 周蜜蜜〈法國大革命成功二百周年前夕訪巴黎〉,《陽光之家》第44及45期(1989年10月及11月),版3。
[15] 周蜜蜜《雲影浪跡集:東西方紀遊》。香港:新亞洲,1990年。
[16] 周蜜蜜主編《香江兒夢話百年──香港兒童文學探源(六十至九十年代)》。香港:明報出版社,1996年12月。
[17] 何紫〈羅海星的童年〉,《快報》副刊專欄「猛然集」,1991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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