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同化、後叛亂的歷史探源

法國《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 遭到恐怖襲擊，三名被射殺的聖戰分子均為生於巴黎的移民後裔，其中兩人為阿爾及利亞裔，另一人為塞內加爾裔。

 

2005年，倫敦地鐵列車內三枚炸彈爆炸，另一枚於駛經塔維斯托克廣場（Tavistock Square）一輛雙層巴士上爆炸，四名凶徒中三名為巴基斯坦裔英國人，另一名生於牙買加，及後皈依伊斯蘭教。2002年，一名曾短期就讀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巴基斯坦裔英籍聖戰分子，因綁架殺害《華爾街日報》美國記者珀爾（Daniel Pearl）被捕，被判死刑。

 

 

上述暴行實為先歸化而後造反之心態的寫照，這類移民來自政治上臣服於收容國的地區，往往發現本身文化根本無法見容於身處的社會，即使在當地出生，往後亦會變得懷有異心，最終採取政治抗爭行動。

 

歷史上相類例子屢見不鮮，以摩西的事跡最為人熟知，他在古埃及法老宮廷中長大，雖然完全融入貴族文化，但於目睹以色列人被埃及人毒打後，意識到埃及人其實非我族類，自己本屬以色列人，亦即被壓迫的奴隸一分子，自此徹底改變其人生觀，這種情緒可稱為摩西綜合徵（Moses Syndrome）。

 

無論當年倫敦炸彈案抑或近日巴黎恐襲案中的暴徒，都基於類同想法，認為其同宗同祖的並非所居地英國或法國統治者的國民，而是一如其中一名暴徒所言，乃是「在巴勒斯坦、阿富汗、伊拉克、車臣的母親、子女、兄弟、姊妹」。

 

 

摩西作為歷史上的典型民族主義者，就如鼓吹反抗英法及其他殖民帝國的民族主義者一樣，正是屢經帝國主義勢力擴張（尤其阿拉伯及歐洲帝國霸業的洗禮之後），具有本土人心態的最佳寫照；土著即使已接受殖民國的宗教、文化，亦終會重新發現本來的民族身份，進而反抗宗主國的統治。

 

甘地年輕時受訓於倫敦內殿律師學院，備受英國文化薰陶，但在民族身份的認同方面卻非如此，他在南非的火車上，因並非白人而被逐離頭等車廂。這遭遇成為他的人生轉捩點，使他成為印度摩西，帶領印度人民擺脫奴隸枷鎖。

 

1850年代，受基督教洗禮的毛利人 Horopapera，曾在新西蘭替英國教會工作，一度歸附英國後隨即反抗，改名換姓　變換服式，搖身一變成為先知 Te Ua Haume，團結毛利人反抗英國統治者。雖然受摩西故事的啟發，他卻非民族主義者，所宣揚的倒是基於盛世必會重臨的本土主義福音。

 

上述各本土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或生於西方國家的聖戰分子，在與摩西綜合徵心態脗合，三者均屬帝國勢力擴張下的產物，又都神往帝國主義者本國社會，並信奉帝國主義者君臨天下的文化、宗教，但最終都全盤加以揚棄。

 

 

今時今日，這三類人被稱為文化上的混種，患上心理殖民化的症狀，亦即某程度上被宗主國的信念和價值觀所同化，但當把彼邦一套加以內嵌，感到格格不入之餘復引起思鄉情切，卻又不知家在何處以致頓感徬徨。

 

帝國強權下，本土人的政體或會蕩然無存，又或淪為受通敵者當政的傀儡國國民，時下新政體往往以新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姿態出現，但這亦非歸化叛徒的歸宿。所謂新民族國家，亦不免在某程度上奉行西方的一套文化，是以生於中東的聖戰分子，其實也可視為已經同化（或西化）後而崛起造反的本土人。

 

無論來自何方，同化的本土人的困局都在於政治上無家可歸，必須自建或重建家園，甚至訴諸歷史傳統在所不惜，例如遜尼派聖戰分子以哈里發國（Caliphate）為理想，民族主義者訴諸歷史上的文明古國，本土主義者則以歷史上的理想國與未來天國的混合體為奮鬥目標。

 

 

不論奮鬥目標為何，本土主義者都須具足夠號召力，以鼓動民眾投身政治行動，就如摩西抖眾反抗法老之舉，摒棄埃及殖民統治下的安逸，為求自決寧願流亡沙漠。本土主義者紛紛變換服式、改名換姓以加強本土特色，並且宣揚外來統治者及通敵者如何不公。

 

但他們終究是被同化的本質不難看見，例如民族主義者顯然以歐洲民族主義為藍本，絕大部分本土主義者則以基督教為本，而聖戰分子亦參考現代西方的傳訊理念。

 

本土主義者的抗爭行動擺脫不了農民起義的本色，從摩西及至聖戰分子的時代，本土主義者先後反抗希臘、羅馬、阿拉伯以及歐洲的征服者，其中領袖並非本土政界或宗教界精英，只不過是時勢造英雄，而追隨者則以農民為主，他們加入抗爭是因外力入侵以致民不聊生；反抗者組織全靠宗教維繫，教義不離對盛世或救世主重臨的期盼。

 

農民起義的導火線，則往往在於自己土地被外族掠奪。新西蘭1845至1872期間的連場毛利人戰爭，源於傳教士向本土人宣揚財富在天國的信仰，當本土人仰望天國之際，外國卻乘虛而入，奪去他們立足的土地。

 

至於香港當前的新興本土主義運動亦因回收農地重新發展而引發，包括菜園村及新界東北發展，本土主義者所信奉的「宗教」，在於浪漫化的田園生活，又與環境保育、社會不均等議題扯上關係。

 

 

歷史上的歐洲霸權擴張，不但激起鄉間本土人反抗，也導致民族主義者發動革命脫離帝國。阿拉伯霸業建立伊斯蘭帝國，卻未有引發民族主義革命，到底原因何在？

 

阿拉伯征服者離鄉背井，移居中東地區各地，在掠奪所得的新領地中成為極少數；將領地中本土人同化於阿拉伯社會的方法有二：使之皈依伊斯蘭教或蓄養為家奴。

 

首先，農民流入駐防城市，當其信奉伊斯蘭教後即可享有免稅優惠，更可爭取當兵以獲糧餉。其次，奴隸一律蓄養於阿拉伯主人家中，彼此互建關係，生兒育女，信奉主人宗教，重獲自由之後，原則上更可獲穆斯林社會中成員身份。

 

家奴雖仍備受歧視，但由於阿拉伯宗主在領地中僅屬少數，唯有任用本地人為行政人員或士兵，這也正是阿拉伯帝國獨特之處。

 

平民百姓一般都難望躋身帝國的精英階層，但穆斯林社會的政體實為信徒社區，無論農民或奴隸，任何人都可以皈依伊斯蘭教，精英階層的門檻因而低得可以。

 

 

毛利人則誤以為基督教為歐洲社會及權勢的關鍵所在，不過歐洲社會並非宗教信徒社區，而是民族國家；信奉基督教不可賴以晉身權力核心，但皈依伊斯蘭，在城市中可望成為社會向上流動的階梯。在歷經百年阿拉伯霸業之後，穆斯林社會已面目全非，非阿拉伯裔的穆斯林無論在公民社會甚或宗教研究方面都佔盡優勢，而阿拉伯人只能在軍事、政治領域勉強維持領導地位。

 

非阿拉伯族裔即使備受苛待，仍深信錯在阿拉伯人或其皇朝，而不在伊斯蘭教或伊斯蘭政體，故此無意脫離伊斯蘭帝國，始終誠心歸附。

 

本土人得以通過晉身阿拉伯帝國的精英階層，取得控制優勢。歐洲帝國主義者當然亦任用本土人擔當行政工作及軍役，但重要職位並不假手於人，一律由自己國民充任。

 

歐洲帝國着意宣揚世俗化的西方文化和現代文明，而非毛利人誤信為權力來源的基督教，即使各大歐洲帝國瓦解已久，西方現代文明仍不斷散播，但卻無助於團結異族。

 

從帝國主義角度而言，民族問題的核心思想就是斷不能一視同仁。民族主義以種族來源為分隔準則，種族是通向權勢的階梯，無論在原則或實際層面，西化都並非通向宗主國社會的捷徑，即使受過高深教育的城市精英亦毫不例外；西化只在城市中產生大批受到西方教育，卻在正式或非正式情況下均未能融入宗主國社會的本土人。

 

總而言之，伊斯蘭帝國對加入成為社會成員設下的門檻極低，歐洲帝國則門檻極高，後者唯有自成民族國家，才有資格獲得尊重。由此可見，伊斯蘭化將本土人吸納入帝國，西化則把本土人驅逐成離心分子；居於歐洲帝國城市的歸化本土人，唯有以摩西為榜樣，最終只得出走一途。

 

本土主義基本上屬反抗帝國征服的農民起義，在土地被侵佔、民不聊生之際更尤其如此。二、民族主義則是對純粹散播經濟現代文明、欠缺政治包容的歐洲帝國霸權作出的一種反應。三、出生於西方的聖戰分子在國際中的地位難以界定，他們對於所謂的全球化霸權（也是西方產物）所作的回應似是蘊含了本土主義的重要元素；果真如此，則相信與之前的本土主義活動一樣不會奏效。但我並不肯定，還須往後看。

 

 

Patricia Crone, The Nativist Prophets of Early Islamic Iran: Rural Revolt and Local Zoroastrian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