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朗白色恐怖乘客孕婦被打

「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是「香港最黑一天」的標記。

7月21日晚上的元朗，「白衣人」橫行，市民遭毒打、生命受威脅時，約近兩小時陷於無政府狀態。這是香港特區政府的恥辱，民憤難平。

7月22日的報紙，以「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為頭條新聞的，有《明報》和《蘋果》，標題「走得很近」：〈元朗無警執法白衣人暴打市民〉（《明報》）、〈元朗無警時分黑幫喪毆途人〉（《蘋果》）。本港和外國的許多網絡平台，選取的頭條新聞相同。

外國媒體的中文網，以德國之聲的頭條標題最好：〈白衣人衝進元朗站台追打警察神隱港民遭殃〉。

這些媒體的選題、標題，突顯對受傷者的人道情懷、對生命價值的珍視，這是與先表態效忠的「官腔」不同之處。

白衣人施暴不放過孕婦

7月21日晚上，幾十個穿白衣的壯漢，持藤條、鐵通等武器，多次衝入元朗西鐵站甚至車箱內，圍毆「黑衫人」，也毒打乘客（老人、兒童、孕婦）和記者。其中，遭棍打的孕婦受傷倒地（註1）。

施暴者是極端恐怖分子，以穿白衣為行動的「標識」，故權稱為「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

有元朗區議員透露，20日獲鄉事界消息，謂將有黑道行動，報警後分區警察表示已知情，但並無應對舉措，似「放水」。這是「白衣人」能持武器闖入車廂、明目張膽見人就打的一個原因。

警方於24日宣布，已拘押12個嫌犯，為職業司機、小販、裝修工、無業者，有的具黑社會背景。

類似義和團又像紅衛兵

見人就打的施暴者，類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簡稱共運史）的「流氓無產者」，被稱為共運中的「勇敢分子」。毛澤東（1893—1976）宣揚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曾表示讚賞有「革命性」的地痞、流氓。「革命性」指仇恨和「你死我活」的狠鬥。

從電視再現的「場景」來看，「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的施暴者，見孕婦也打的狼性囂張，令許多市民害怕。施暴的目的，或就是以恐怖手段使市民恐懼，不再參加護衛自由和「反送中」的遊行。

這種揮棍亂打人的「場景」，令人聯想清末的義和團（1899—1900），義和團成員在北京、天津的打、殺；也令人聯想文革時（1966—1976）毛號召紅衛兵「橫掃牛鬼蛇神」的「紅色恐怖」。

以社會渣滓造血腥恐怖

義和團和紅衛兵、近幾年「配合維穩」的黑道打手，是專制主義者擺布的工具。

清末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1835—1908），曾利用「扶清滅洋」的義和團，把他們當政治鬥爭工具，並實施「殺人有賞」辦法：殺一洋人、洋婦、洋孩各賞銀元50、40、30兩，並處決力諫勿縱濫殺的名臣袁昶等（註2）。

文革時，毛唆使紅衛兵和流氓型「工人造反派」，到處打砸搶，以配合揪鬥「階級敵人」和「走資派」，造成「社會浩劫」。葉劍英（1897—1986）的「十一講話」（1979）說文革「推行了一條極左路線」，人民在「血腥的恐怖中」；「法西斯專政……依靠的骨幹力量是一小撮野心分子、冒險分子、出賣靈魂的投機分子……破壞成性的社會渣滓」，「大規模地毀滅文化」（註3）。

近幾年的官方「維穩」，諸如截查上訪者、暴力迫遷、驅趕大城市的「低端人口」、強拆教堂十字架等，地方政府大都引進黑道人物「強亮劍」，以達致「絕對權威」的「震懾力」。

放水護白衣鐵通毆乘客

元朗極端恐怖分子見人就打，是自發行動？還是有人指點？引起各界的質疑。

在現場的市民和媒體還提到，極端恐怖分子橫行時，為何有「元朗無警時分」？在施暴發生後不久，有線電視已播出「場景」，警方為何未及時應急？

另一被廣泛質疑的，是一群警察在元朗進村後，並未拘捕什麼人。明明是「白衣人」在車站、車箱狂毆乘客，分區警官在電視機下竟說成是「兩幫人打鬥」；明明是「白衣人」手持鐵通、藤條，竟說看不到有施暴武器（大意）。現場的警、白（衣人）對話「溫情脈脈」，且有友善的肢體語言，例如拍拍肩膊。

更大的質疑，在於一連串的「巧合」。媒體提到有政客與「白衣人」之「老友關係」、某集會上的「藤條教子說」；又提到某集會有「白衣人」參加，搗毀大埔連儂牆的又是「白衣人」。

受傷害市民應獲賠償金

警務處長在22日的記者會上說，警方與黑社會「勢不兩立」。但是，分區的警察是否有什麼瓜葛，仍是網絡媒體的疑點，但願警方有讓市民信服的行動，查明真相。

對警方而言，「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是危機也是契機。警方如切實徹查黑道介入恐怖活動，有不偏不倚的交代，便可能重拾市民的信心，緩解警民緊張關係。

對「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的受害市民（超過40人受傷），官方應發放一次性的慰問金、賠償金。這是官方未盡責的代價。

真相在尋找記者打破頭

「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的揭露，有賴香港媒體。他們持續的追蹤報道，讓市民能把握事件的脈絡。

新聞自由是社會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維護新聞自由，是守護兩制邊界的「重中之重」。在「一黨領導」體制下，沒有真正的民間媒體和新聞自由，任何社會事件都可以「維穩」之名封鎖消息，民眾沒有知情權可言。這是自由社會與社會主義的兩制差異。

對於全球通商口岸香港而言，如果沒有獨立媒體和尊重事實、尋找真相的記者，便是「自由的末日」。令人遺憾的，在近期的社會抗爭中，記者面對人身安全乃至生命的風險，在多次警民糾結中，有記者受槍傷或被辱罵。

在「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中，無綫前記者柳俊江因想救人而被狂打，頭破血流；立場新聞何姓女記者被毆倒地，仍上線傳遞新聞訊息。

對於記者採訪環境的惡化，官方一直冷漠，並無切實的改善舉措。香港外國記者協會倒在22日舉行「默站」，抗議記者受到暴力威脅、傷害，他們高舉的標語是：「堅決保衛新聞自由，不容暴力對待記者」。

利君雅要求官員講人話

在現場第一線，許多記者奮不顧身記錄「場景」；在第二線的官方記者會上，亦「窮追真相」。

在22日的記者會，所有記者的提問，都是行政長官列為「次位」的話題：元朗事件。有線的游俊華、無綫的何曼筠和港台的利君雅等「勇敢地」質疑，也帶出市民的憤怒。

針對市民被「白衣人」多次狂毆而得不到援救、各界有「警黑合作」之疑，港台記者利君雅質問行政長官：「你凌晨4點可以開記者會，你昨晚去哪裏？」並要求她「講人話」。無綫的何曼筠提到元朗的暴力涉及人身安全，觸及官方的「冷血」。

他們正視人的生命價值，同情受暴虐者的遭遇，情不自已提出「講人話」之請，不想再聽敷衍民意的「官腔」。這種為民請命的精神，正是維護新聞自由、護衛法治的動力。

缺應急能力一味拖字訣

「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留給市民惡劣的形象，重創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的形象，公信力的喪失導致公權力難以伸展，施政將會舉步艱難。

恐怖事件暴露官方應急能力偏低，警方分區指揮管理偏失，任由極端恐怖分子施暴一段時間，突顯未有效確保市民的自由和人身安全、未珍視市民的生命價值，這是市民極為反感之處。官方要重建與市民的「互信」，必然困難重重。

即使是建制派和大商家，對官方應急不力、舉措不當亦頗多怨言。香港總商會「七二二聲明」（表），應視為「民意寒暑表」；總商會是歷史悠久的商界精英團體，理事含滙豐、渣打、中銀、新鴻基、長實等老闆階層，他們也不能不出聲，可知香港已處危急邊緣。

建制派自由黨黨魁鍾國斌的〈特區政府在哪兒？〉慨嘆：「香港變了（成）一個陌生的城市，全城充滿對立、對抗、憎恨、不滿」。他說：「特首如果能夠盡早與各界溝通……局勢不會演變成如今的亂象，……認為可以用『拖』字訣便簡單地解決問題，但社會已全面政治化和撕裂」（註4）。

恐怖事件和處置「送中案」的不當，亦重創香港的國際形象，對外商投資和旅遊、零售業影響甚大。愛爾蘭、日本等國向國民發出旅遊警示，顯現外國政府未看好香港。

在內外交困之下，政府和主要官員對阿爺和「保皇」建制派的依賴程度更深，「陸化」或會加快，兩制邊界或更模糊，自由和法治危機加大。

註釋：

註1：《明報》：白裙傷者是孕婦檢查胎兒平安懷孕不足三個月無通知醫院，立場新聞2019.7.23。

註2：資中筠：不該被遺忘的歷史人物──袁昶烈士

註3：《紅旗雜誌》1979年第10期，頁10—12。

註4：〈特區政府在哪兒？〉，《都市日報》。

本文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附表後授權本網發表。

丁望

在早期《明報》曾任資料室主任、副總編輯兼中國新聞主編，《明報月刊》叢書部總編輯；70年代金庸全力修改武俠小說時，他與兩位同事兼任主筆（總主筆金庸），代撰寫社評。後來，曾任《潮流》（月刊）總編輯。政治類著作有《北京跨世紀接班人》、《六四前後：對八九民運前後的政治分析》等。文學類著作有《夜讀隨筆》、《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初夜權》、《假大空與〈雍正王朝〉》等。譯成外文出版的，有《華國鋒評傳》（加拿大麥基爾／皇后大學英文版，日本新泉社日文版），《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韓國成鈞館大學韓文版）。主編的史料導讀，有《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一至六卷（明報月刊1967－1972），《中國大陸新聞界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1973）；與人合編的《中國的文學（1949－1978）》，譯成英文（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出版（美國印地安那大學，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