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是「香港最黑一天」的標記。
7月21日晚上的元朗,「白衣人」橫行,市民遭毒打、生命受威脅時,約近兩小時陷於無政府狀態。這是香港特區政府的恥辱,民憤難平。
7月22日的報紙,以「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為頭條新聞的,有《明報》和《蘋果》,標題「走得很近」:〈元朗無警執法 白衣人暴打市民〉(《明報》)、〈元朗無警時分 黑幫喪毆途人〉(《蘋果》)。本港和外國的許多網絡平台,選取的頭條新聞相同。
外國媒體的中文網,以德國之聲的頭條標題最好:〈白衣人衝進元朗站台追打 警察神隱港民遭殃〉。
這些媒體的選題、標題,突顯對受傷者的人道情懷、對生命價值的珍視,這是與先表態效忠的「官腔」不同之處。
白衣人施暴 不放過孕婦
7月21日晚上,幾十個穿白衣的壯漢,持藤條、鐵通等武器,多次衝入元朗西鐵站甚至車箱內,圍毆「黑衫人」,也毒打乘客(老人、兒童、孕婦)和記者。其中,遭棍打的孕婦受傷倒地(註1)。
施暴者是極端恐怖分子,以穿白衣為行動的「標識」,故權稱為「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
有元朗區議員透露,20日獲鄉事界消息,謂將有黑道行動,報警後分區警察表示已知情,但並無應對舉措,似「放水」。這是「白衣人」能持武器闖入車廂、明目張膽見人就打的一個原因。
警方於24日宣布,已拘押12個嫌犯,為職業司機、小販、裝修工、無業者,有的具黑社會背景。
類似義和團 又像紅衛兵
見人就打的施暴者,類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簡稱共運史)的「流氓無產者」,被稱為共運中的「勇敢分子」。毛澤東(1893—1976)宣揚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曾表示讚賞有「革命性」的地痞、流氓。「革命性」指仇恨和「你死我活」的狠鬥。
從電視再現的「場景」來看,「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的施暴者,見孕婦也打的狼性囂張,令許多市民害怕。施暴的目的,或就是以恐怖手段使市民恐懼,不再參加護衛自由和「反送中」的遊行。
這種揮棍亂打人的「場景」,令人聯想清末的義和團(1899—1900),義和團成員在北京、天津的打、殺;也令人聯想文革時(1966—1976)毛號召紅衛兵「橫掃牛鬼蛇神」的「紅色恐怖」。
以社會渣滓 造血腥恐怖
義和團和紅衛兵、近幾年「配合維穩」的黑道打手,是專制主義者擺布的工具。
清末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1835—1908),曾利用「扶清滅洋」的義和團,把他們當政治鬥爭工具,並實施「殺人有賞」辦法:殺一洋人、洋婦、洋孩各賞銀元50、40、30兩,並處決力諫勿縱濫殺的名臣袁昶等(註2)。
文革時,毛唆使紅衛兵和流氓型「工人造反派」,到處打砸搶,以配合揪鬥「階級敵人」和「走資派」,造成「社會浩劫」。葉劍英(1897—1986)的「十一講話」(1979)說文革「推行了一條極左路線」,人民在「血腥的恐怖中」;「法西斯專政……依靠的骨幹力量是一小撮野心分子、冒險分子、出賣靈魂的投機分子……破壞成性的社會渣滓」,「大規模地毀滅文化」(註3)。
近幾年的官方「維穩」,諸如截查上訪者、暴力迫遷、驅趕大城市的「低端人口」、強拆教堂十字架等,地方政府大都引進黑道人物「強亮劍」,以達致「絕對權威」的「震懾力」。
放水護白衣 鐵通毆乘客
元朗極端恐怖分子見人就打,是自發行動?還是有人指點?引起各界的質疑。
在現場的市民和媒體還提到,極端恐怖分子橫行時,為何有「元朗無警時分」?在施暴發生後不久,有線電視已播出「場景」,警方為何未及時應急?
另一被廣泛質疑的,是一群警察在元朗進村後,並未拘捕什麼人。明明是「白衣人」在車站、車箱狂毆乘客,分區警官在電視機下竟說成是「兩幫人打鬥」;明明是「白衣人」手持鐵通、藤條,竟說看不到有施暴武器(大意)。現場的警、白(衣人)對話「溫情脈脈」,且有友善的肢體語言,例如拍拍肩膊。
更大的質疑,在於一連串的「巧合」。媒體提到有政客與「白衣人」之「老友關係」、某集會上的「藤條教子說」;又提到某集會有「白衣人」參加,搗毀大埔連儂牆的又是「白衣人」。
受傷害市民 應獲賠償金
警務處長在22日的記者會上說,警方與黑社會「勢不兩立」。但是,分區的警察是否有什麼瓜葛,仍是網絡媒體的疑點,但願警方有讓市民信服的行動,查明真相。
對警方而言,「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是危機也是契機。警方如切實徹查黑道介入恐怖活動,有不偏不倚的交代,便可能重拾市民的信心,緩解警民緊張關係。
對「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的受害市民(超過40人受傷),官方應發放一次性的慰問金、賠償金。這是官方未盡責的代價。
真相在尋找 記者打破頭
「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的揭露,有賴香港媒體。他們持續的追蹤報道,讓市民能把握事件的脈絡。
新聞自由是社會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維護新聞自由,是守護兩制邊界的「重中之重」。在「一黨領導」體制下,沒有真正的民間媒體和新聞自由,任何社會事件都可以「維穩」之名封鎖消息,民眾沒有知情權可言。這是自由社會與社會主義的兩制差異。
對於全球通商口岸香港而言,如果沒有獨立媒體和尊重事實、尋找真相的記者,便是「自由的末日」。令人遺憾的,在近期的社會抗爭中,記者面對人身安全乃至生命的風險,在多次警民糾結中,有記者受槍傷或被辱罵。
在「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中,無綫前記者柳俊江因想救人而被狂打,頭破血流;立場新聞何姓女記者被毆倒地,仍上線傳遞新聞訊息。
對於記者採訪環境的惡化,官方一直冷漠,並無切實的改善舉措。香港外國記者協會倒在22日舉行「默站」,抗議記者受到暴力威脅、傷害,他們高舉的標語是:「堅決保衛新聞自由,不容暴力對待記者」。
利君雅要求 官員講人話
在現場第一線,許多記者奮不顧身記錄「場景」;在第二線的官方記者會上,亦「窮追真相」。
在22日的記者會,所有記者的提問,都是行政長官列為「次位」的話題:元朗事件。有線的游俊華、無綫的何曼筠和港台的利君雅等「勇敢地」質疑,也帶出市民的憤怒。
針對市民被「白衣人」多次狂毆而得不到援救、各界有「警黑合作」之疑,港台記者利君雅質問行政長官:「你凌晨4點可以開記者會,你昨晚去哪裏?」並要求她「講人話」。無綫的何曼筠提到元朗的暴力涉及人身安全,觸及官方的「冷血」。
他們正視人的生命價值,同情受暴虐者的遭遇,情不自已提出「講人話」之請,不想再聽敷衍民意的「官腔」。這種為民請命的精神,正是維護新聞自由、護衛法治的動力。
缺應急能力 一味拖字訣
「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留給市民惡劣的形象,重創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的形象,公信力的喪失導致公權力難以伸展,施政將會舉步艱難。
恐怖事件暴露官方應急能力偏低,警方分區指揮管理偏失,任由極端恐怖分子施暴一段時間,突顯未有效確保市民的自由和人身安全、未珍視市民的生命價值,這是市民極為反感之處。官方要重建與市民的「互信」,必然困難重重。
即使是建制派和大商家,對官方應急不力、舉措不當亦頗多怨言。香港總商會「七二二聲明」(表),應視為「民意寒暑表」;總商會是歷史悠久的商界精英團體,理事含滙豐、渣打、中銀、新鴻基、長實等老闆階層,他們也不能不出聲,可知香港已處危急邊緣。
建制派自由黨黨魁鍾國斌的〈特區政府在哪兒?〉慨嘆:「香港變了(成)一個陌生的城市,全城充滿對立、對抗、憎恨、不滿」。他說:「特首如果能夠盡早與各界溝通……局勢不會演變成如今的亂象,……認為可以用『拖』字訣便簡單地解決問題,但社會已全面政治化和撕裂」(註4)。
恐怖事件和處置「送中案」的不當,亦重創香港的國際形象,對外商投資和旅遊、零售業影響甚大。愛爾蘭、日本等國向國民發出旅遊警示,顯現外國政府未看好香港。
在內外交困之下,政府和主要官員對阿爺和「保皇」建制派的依賴程度更深,「陸化」或會加快,兩制邊界或更模糊,自由和法治危機加大。
註釋:
註1:《明報》:白裙傷者是孕婦 檢查胎兒平安 懷孕不足三個月無通知醫院,立場新聞2019.7.23。
註3:《紅旗雜誌》1979年第10期,頁10—12。
註4:〈特區政府在哪兒?〉,《都市日報》。
本文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附表後授權本網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