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只求臣民服從 不納逆耳之言

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學」字在當時只有狹義地指學習周禮及禮儀的意思，再無其他。在孔子之前，學「禮」的只有兩種人，一是讓不用工作的貴族子弟學習，以認識統治階層中不同等級之間的相處之道，一是從平民中招賢納士，要受舉薦的百姓學「禮」，這便是所謂「古之學者為己」。這些在《周禮》、《儀禮》及《禮記》記之甚為詳盡。一般平民在當時被視作「禽獸」，學懂禮儀便可以「做人」，便可以脫離「禽獸」身份，此所謂「今之學者為人」。當時民間社會，知識是靠師徒制、觀察領略及口述歷史等途徑來傳遞，所以沒有需要有現代學校的概念。而孔子教學，除入仕途有關的六藝外，再沒有其他知識傳授了。

「明德」是彰顯王權的意思，「明明德」是教化人民彰顯王權。〈大學〉文中便說「《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克明德」，即積極地彰顯王權，而「克明峻德」一詞更經常在《尚書》中出現。又或有「明德慎罰」，即彰顯王權及嚴用重典，即是所謂刑德二機的兩種統治手段。

「新民」意思是指改變人民叛逆思想，使其變得服從，即是洗腦。〈大學〉寫着「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翻查《尚書·湯銘》及《尚書·康誥》兩篇，意思便明白了。《尚書·湯銘》的故事是這樣的，商湯伐夏桀後，改朝換代，夏之遺民初時並不服從商湯統治，至有武力鎮壓，再逼其改變思想歸順商朝，後鑄盤銘文記事。至於《尚書·康誥》的故事則是這樣，周成王登基時年紀尚幼，商遺裔武庚聯合周之管叔、蔡叔作反，史稱三監之亂。周公旦出兵平定叛亂後，以當地殷之餘民賜封予康叔，是為衛國。其時康叔還幼，周公旦作《康誥》警告當地殷之餘民不要作反，並勸戒他們必須改變思想，接受周朝統治。「新民」同樣也就是孔子在《易繫辭》中所說的「聖人以此洗心」。「心」是古時作思考的地方，孔子要求儒生洗心革面，即是要求儒生接受禮制思想的洗腦，革掉叛逆之心，展露出心悅誠服向上恭恭敬敬的面貌，這樣才有機會給政權點中做官。

「止於至善」所指的「至善」就是指皇帝，《詩經·玄鳥》「邦畿千里，維民所止」，人民就是要止於皇帝。《說文》說「正：是也。从止一以止」，《註》：「守一以止也」。上古之時，有所謂「政者正也」，政權施政要公平，人人都能夠生活，百姓才會追隨。及至帝制出現後，政權變成了王權，漸漸腐化，要用武力來制止人民離去。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原本的意思就是：學禮及走上做官之途，在於接受教化致力彰顯王權，革除所有反抗思想，做一個全新的人，全心全意以皇上為依歸。老子完全反對這種消滅人性的奴才教育，致有說「絕學無憂」，並希望曾經學禮的人扭轉過來，除去所有奴才念頭，說「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

現代教育仍然跟隨着「儒家」傳統，迷失了也不自知，校訓已可見一斑。港大校訓「明德格物」，「明德」原意就是彰顯王權，「格物」就是以禮教來格「人」與「禽獸」之別。而中大校訓「博文約禮」，「博文」原意就是要充分認識律令條文，「約禮」就是要接受禮教的約束。

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禮記·大學》寫道「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這是「儒家」對儒生學子的要求。

所謂「格物」，是以「中禮」與否來格「人」與「禽獸」之別，接受禮才當作「人」，這才可以「知止」，知「止於至善」。所謂「致知」，即領悟出止於皇帝的道理，「知止」才可以「意誠」，才有做官的誠意。「誠意」才可以「心正」，才有忠君的正確思維。「正心」才可以「修身」，才可以心悅誠服地學習行「上尊下卑」之禮儀。「身修」是「學而優則仕」的做官基本條件，才有望可以受王室聘任，協助王室打理江山，這樣由低至高，一步一步晉升，協助大夫齊家，協助諸侯治國，協助天子平天下。學習如何做官，便是「中庸之道」。

所謂「中庸」

「中庸」即是射中切合做官之道，並非現代所謂「取其中」，事實上《禮記·中庸》的內容大部分都是講做官。「中庸」的「中」字是「發而皆中節」之中（去聲作動詞），「庸」字是僱傭任用之用（去聲作動詞），「庸」字與「用」字相通。所謂「中庸」，就是如射箭射中靶心，「發而皆中節」，以貞節的態度，射中受王室任用的靶。「中節」後便可成為君的傭僕，即「君之子」，也就是孔子所吹噓的「君子」了。

《春秋左傳·宣公十五年》說「《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此處「庸」字明示作「任用」解。

《周禮·夏官司馬》說「司勛：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勛，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便明白說「民功曰庸」。

《周禮·天官冢宰》說「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亦有馭民之術「五曰保庸」。

《周禮·地官司徒》說「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更明顯地說「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尚書·益稷》說「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正好說明「格物」而有機會「中庸」，否則便用刑來威嚇。

自漢「獨尊儒術」後，皇帝從民間吸納「精英」來支持整個王朝運作，為民間建立了「學而優則仕」的仕途，亦建立了大一統家天下的一個龐大行政管理架構，維持帝王統治政權的穩定，大一統思想亦是這樣延續下來，還深入民心。

所謂「和」

「和」字只是和應之「和」（去聲作動詞）的意思。「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便說明為臣子要尊君而只能附和君主。《禮記·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是修身接受禮制，「節」是表示貞忠，所謂接受禮制表示貞忠，就是要和應，「謂之和」。廣東人讀《禮記·中庸》，篇中「和」字一直都是讀去聲，把這意思保存下來。

「君子以和為貴」，即是為臣者作為「君之子」，要懂得附和君主，才顯出其近似貴族的身份。「君子和而不同」，即是為臣者作為「君之子」，要附和君主，要甘心接受不平等的地位，「同」字是平等的意思。「小人同而不和」，即是低下階層追求平等而不會向君主附和。

「禮樂」要求之下這種和應的「和」，在音樂上是一種和弦的和，也算是和諧，但這並非人人平等可以安居樂業的和諧。

在封建制度的「上尊下卑」原則下，「儒家」奴才主義只要求臣下子民向上的和應，要求臣下子民絕對服從，這樣便不能有逆耳的聲音，社會便只有一片沉默，只有一遍順耳之聲。

老子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說絕對權力高高在上，只接納順耳之聲，所接收的訊息便有局限，不能全面看見社會的現狀，有如目盲一樣，不能全面聽到社會的聲音，有如耳聾一樣，不能全面感受到社會的脈搏，有如毫無感覺一樣。這樣，出現社會不公也不會知道，社會問題亦自然難以理順，民怨四起時更不知如何面對了。歷史已說明一切。

《「儒家」奴才主義》三之二

本系列文章：

中國奴才文化的緣起

奴才主義源於孔子重振周禮

新書簡介

書名：《廉而不劌》

作者：曹鴻輝

出版社：無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年8月

曹鴻輝

香港出生，1977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及1983年於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取得電機系碩士。早年經商，及後轉而從事翻譯，並多年來私底下鑽研《道德經》、《管子》、《莊子》、《列子》、《關尹子》、《孫子兵法》、《黄帝内經》、《孟子》，主力探索中國古代社會結構，重構中國古代「以人為本」政治經濟模型，並探古知今，從《道德經》總結出「權力社會責任」保障「基本人權」理念以達至社會和諧，且從老子「知其雄，守其雌」及管仲「權衡輕重」，創建出「基建社會企業」構思，以彌補自由市場的不足，解決貧富懸殊及人權問題。現為無名出版社社長、大同會社社長、管子研究學會會長及老子文化協會會長，本着老子「玄同」精神，推動發揚中國古代文明，化解現世紛爭，著作有《老子‧道德經‧道法自然》、《道之華而愚之始》、《道德經2010》、Daodejing Awakening、《絕處逢生》、《有德司契》、《遵道貴德》、《為天下谿》及《廉而不劌》等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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