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秉常駐節蘇俄 遠赴他鄉

駐節蘇俄

1942年末，傅秉常獲任為駐蘇大使。這次他出任駐蘇大使，預料兩年後返回立法院。[95] 1943年2月6日，傅秉常正式離華赴任。[96] 2月25日，傅秉常赴蘇外交部與次長晤面，表示希望能早日投遞國書。[97] 3月5日，傅秉常從古比雪夫（Kuybyshev）乘火車到莫斯科（Moscow）。[98]8日抵莫斯科，入住國民飯店。下午往克里姆林宮與外交部長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1890-1986）會面。傅秉常將國書副本呈交莫洛托夫。傅秉常表示正式投遞國書後將再與他詳談。[99]

9日正午12時，傅秉常正式投遞國書。先是上午蘇聯外交部交際司司長到國民飯店迎接，然後傅秉常至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加里寧（Mikhail Kalinin,1875-1946）之辦公室。加里寧與傅秉常會晤，傅秉常向他呈上國書。[100]

簽署《四國宣言》

早在1943年9月尾，中國外交部已電告傅秉常。部方收到駐英大使電文，稱英國外相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1897-1977）等將赴莫斯科。[101]

美國當時對國民政府尤其友善。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總統在美國會提出，修訂限制華人入境和入美籍不平等待遇的法案。[102]美國大使館請秘書發送羅斯福提案原文至中國大使館，並告知傅秉常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1871-1955）即將抵莫斯科。[103]

英、美國方面常與傅秉常有所聯繫。10月20日上午，傅秉常赴美國大使館晤美國國務卿赫爾。赫爾告訴傅秉常會議情況。23日，赫爾又與傅秉常談。赫爾向傅秉常透露連日開會情況，認為「前途甚可樂觀」。24日，英大使卡爾安排傅秉常與艾登會面。艾登告訴傅秉常，「四強協定現已無大問題，俟通過時將由赫爾國務卿通知閣下。」26日，傅秉常再與赫爾晤面，「彼滿面笑容，謂四強宣言草案頃已在會中通過。」27日，英國外相艾登跟傅秉常說，如果國民政府的全權訓示未能及時送達，「則予人藉口反對中國加入。」[104]

10月28日，傅秉常未收到蔣介石批示前，「赫爾謂須於明日簽字，全權非今日到不可。余計須明晚始來，故焦急萬分，決定余負此責任」。傅秉常打算簽了再說。幸好到了最後關頭，蔣介石的電報和宋子文（1894-1971）的電報都及時到達。傅秉常即通知赫爾。[105]

30日，傅秉常收到赫爾的電話，稱簽字事宜仍在討論中，但請傅秉常在下午4時抵達會議場地。傅秉常赴White Marble Music Room，見到攝影和拍照的人均在。他進場時，三外長均有站立以示歡迎。各人簽字以後，互相道賀。傅秉常謂「此次幸獲成功，除赫爾始終一力促成外，艾登亦極熱誠贊助，莫洛托夫對我們態度亦極佳。」[106]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傅秉常並未參與《四國宣言》的討論，他是「被通知」出席簽署儀式。明顯地，當時三國未視中國為真正的強國，讓中國簽字只是一個形式，向外表示同盟國之團結，和對中國艱苦抗戰予以肯定。傅錡華恰當地指出，中國在莫斯科會議之參與是最小限度的（minimal）。[107]

中蘇關係路難行

蘇聯根本不重視與國民政府之外交，傅秉常更被一些無知之流，嘲笑他在駐蘇期間，從未見過史太林。[108]史太林曾與美大使言，稱在戰後會與美國、英國和中國通力合作[109]，不過是騙人的鬼話。

傅秉常自解謂「因蘇日關係，蘇對我不敢表示親善」，「半年以來，苦悶之情不可言喻，日習俄文以自遣。秋間，使館遷回莫斯科後，覺蘇聯與英美間誤會日深，更為焦急。」[110]

蘇聯為了擴張領土，對中國邊境時有軍事行動。傅秉常接同儕來電報，內稱3月11日蘇機從外蒙飛越阿山區國軍剿匪部隊之駐防地上空，猛烈轟炸和掃射。12日和13日，蘇機再次在原地轟炸。[111]以後數日，蘇機繼續偵測和轟炸。傅秉常為中蘇外交前景感到相當憂慮[112]，甚至「晚上亦不能安睡，自思我到此以來，一事無成，深自愧恧。」[113]

傅秉常在1945年元旦謂「回憶過去一年中我公私之情況，尚可說『平穩』兩字。對於中蘇關係，余自問已盡所能，而未獲顯著成果者，則過未必盡在余。我對國家、對委座，及對宋部，均已竭盡忠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對於中蘇關係苟有可使其友誼加強者，靡不努力為之，絕不敢以個人之喜怒或關於個人不方便之事，而影響此志。」[114]字裏行間充滿無力感。

戰後新秩序

戰後，傅秉常奉國府命出席聯合國大會，為中國代表團成員之一。[115]傅秉常在會上看到英、美與蘇之分歧。

1946年1月11日，在第二次大會上，新任主席致辭後，處理提案，烏克蘭（Ukraine）代表立即提議，以後選舉須要先提出候選人。烏克蘭代表此舉其實是向新任主席表示不滿。傅秉常認為此為「蘇聯代表慣用此種高壓手段，在議場上將失人同情者也。」[116]蘇聯明顯要在聯合國大會中，事事取得主導權。[117]

傅秉常認為，蘇聯一直害怕英、美利用聯合國作為制衡蘇聯之工具。[118]1月22日，聯合國經濟委員會開會，討論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之問題，蘇聯和美國都有提出修正案，唯英國對美國曲意讓步，對蘇聯則十分強硬。[119]在總務組會議，傅秉常覺「蘇代表此種作風殊不高明，會場空氣已不佳，仍硬主投票，投票失敗，始要求將案撤銷。此種蠻橫高壓手段，直使其他代表對之不懷好感耳。」[120]其實傅秉常之意思，是蘇聯輸打贏要。

稍後，傅秉常又出席了巴黎和會。【組圖十三】

情勢逆轉

抗日戰爭結束，理應迎來太平盛世，但隨之而來的，卻是內戰。1948年初，傅秉常從英廣播得悉，中央軍隊在瀋陽和長春兩地擊敗共軍，瀋陽困局已經打開。他觀察到，俄方報紙在談共軍力量時，相當樂觀。[121]

國共相峙之下，形勢漸對中共有利。國民政府承認中共佔有錦州的新立屯，傅秉常謂「東北形勢甚為緊張」[122]。東北戰況一進一退，2月時瀋陽情況對國軍來說稍有好轉。[123]3月，他從武官方面得悉，「東北戰事困難，我中央無兵力可抽調，是以僅能困守，仍以瀋陽尚可維持。」至於華中的情況，劉伯承（1892-1986）部「經六個月的流蕩戰，損失自然甚大」，因此最多只有2萬多兵力，相比半年前減少了3萬多左右。國軍蘇北方面稍有成績，津浦鐵路已通車至濟南。[124] 3月中，國民政府「宣布已放棄吉林，大概中共軍隊已集中向長春推進。」[125]蔣介石看到政治情況有點失控，故「不擬競選總統，並希望能選出一無黨派之人士承任。」傅秉常推測，因太多人出來競逐副總統之位，且多是國民黨人，故蔣介石出言嘲諷他們。[126]

7月初，傅秉常從英廣播得悉國軍在開封南部大敗共軍。共軍在此有廿萬人布防，死傷超過8萬人以上。[127]國民政府為解決經濟困局，決定發行新貨幣。[128]但似乎無助安定人心。蔣介石又禁止國人由上海往香港。[129]反映時局動盪，人心不安。9月尾，傅秉常連日收聽英國廣播，指中國軍事情況相當緊張，共軍快攻下濟南。[130]國內經濟情況不穩，「物價雖統制，但人民將物資藏而不售，是已〔以〕即上海方面，亦不易購買糧食物品。」[131]11月中，財長王雲五（1888-1979）辭職，由徐堪（1888-1969）接任，因南京發生搶米，同時公布貨幣貶值的提案。[132]

徐州戰事一直拉鋸。[133]12月中，共軍圍攻北平和天津，戰事相當激烈。[134]傅秉常又「接部電，蚌埠、宿縣間戰事，我方有進展。」[135]傅秉常這時的情緒很壞，一連數天不是沒有日記[136]，就是記得相當簡略。[137] 12月尾，國軍方面仍以為戰事有希望。[138]不過都是假像。京、滬已陷於一片混亂。[139]

國民政府情況急劇轉差。1948年的雙十節，傅秉常「奉部令本年不必舉行慶祝」，他認為「但從世界大勢及我國國內情勢而言，均無可慶祝之處。」傅秉常「追懷往事，有無限今昔之感」[140]，翌日更放假。[141]11月尾，在中央聯席會議上，蔣介石提出任孫科為行政院院長，立法院迅速通過任命。[142]為了拯救時局，孫科四出與人接洽，傅秉常謂「哲老連日在滬，與各界商談挽救局面辦法、改革政治辦法。」[143]

12月，一胡姓友人寫信給傅秉常，「勸余不可返國。實則余早已決定如此矣。」[144]可見當時他已立定決心，寓居海外。

[95]《傅秉常日記〔民國三十二年(1943)〕》 (簡稱「日」)，1943年1月16日。
[96]《日》，1943年2月6日。
[97]《日》，1943年2月25日。
[98]《日》，1943年3月5日。
[99]《日》，1943年3月8日。
[100]《日》，1943年3月9日。
[101]《日》，1943年9月27日。
[102]《日》，1943年10月12日。
[103]《日》，1943年10月13日。
[104] 以上主要根據1943年10月20至27日的《日》。
[105]《日》，1943年10月28日。
[106]《日》，1943年10月30日。
[107] Foo Yee Wah, Chiang Kaishek’s Last Ambassador to Moscow：The Wartime Diaries of Fu Bingchang(Basingstoke : Palgrave Macmillan,2011), p.116.
[108]〈傅秉常未見過史丹林?〉，《珠江報》，1949年4月7日。
[109]《日》，1943年8月17日。
[110]《日》，1944年1月1日。
[111]《日》，1944年3月15日。
[112]《日》，1944年3月22日。
[113]《日》，1944年4月6日。
[114]《日》，1945年1月1日。
[115]《日》，1946年1月4日。
[116]《日》，1946年1月11日。
[117]《日》，1946年1月12日。
[118]《日》，1946年1月19日。
[119]《日》，1946年1月22日。
[120]《日》，1946年1月29日。
[121]《日》，1948年1月2日。
[122]《日》，1948年1月29日。
[123]《日》，1948年2月17日。
[124]《日》，1948年3月2日。
[125]《日》，1948年3月15日。
[126]《日》，1948年4月5日。
[127]《日》，1948年7月3日。
[128]《日》，1948年7月5日。
[129]《日》，1948年9月7日。
[130]《日》，1948年9月23日。
[131]《日》，1948年9月28日。
[132]《日》，1948年11月11日。
[133]《日》，1948年11月23日及24日。
[134]《日》，1948年12月16日。
[135]《日》，1948年12月17日。
[136]《日》，1948年12月18日和19日，只有日子和天氣，沒有內容。
[137]《日》，1948年12月20日。只記「下午學法文。」
[138]《日》，1948年12月28日。
[139]《日》，1948年12月29日。
[140]《日》，1948年10月10日。
[141]《日》，1948年10月11日。
[142]《日》，1948年11月26日。
[143]《日》，1948年11月29日。
[144]《日》，1948年12月16日。

傅秉常的簡傳五之三

本系列文章：

國民政府最後的駐蘇大使——香港大學第一位一級榮譽畢業生傅秉常的一生

傅秉常嶄露頭角輔助孫中山父子

黃振威

香港大學一級榮譽文學士，主修中國歷史。香港大學哲學碩士、英國劍橋大學哲學碩士、香港大學哲學博士。曾與王頌威合編《革命與我》（2015年），與傅錡華博士合作英譯、整理1939年至1965年期間之《傅秉常日記》（2017年）。2018年出版《傅秉常傳︰從香港大學到莫斯科中國大使館》。2019年出版《番書與黃龍：香港皇仁書院華人精英與近代中國》。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史和香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