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放寬大學收生的英文要求

幾年前一位在內地居住的小三學生，一臉自信地問我：「老師，中文已經是聯合國認可的國際語言了，為什麼我們還要看重英語呢？」聽到學生說出如此「不諳世事」的話，我堆了個尷尬的笑容，回應他多學一種語言有好處之類。事後仔細考量，這樣回答不但沒有真正對應問題，亦挫了學生對母語的自豪感，更忽視了問題本身的潛台詞：「英語是否仍適合在新時代教育中，繼續擔當關鍵角色？」

誠然，反對英語教學，不免極端，但適度鬆綁入讀大學的英語門檻，則對教育發展具積極意義。

英語不應是學生升學的「攔路虎」

從學科需求而言，是否每門大學學科也需要有文憑試3級的程度，才具備基本修讀能力呢？當然不是！起碼中文、中醫之類，與中國或東方有關的學術領域，對英語的要求就低得多了。其次，一些數理工科也不會將焦點放在英語。就算宗教、哲學、歷史、教育等專業也有大量中文論著可供選擇。需求因學科性質而別的道理，無人不知，大學又何必劃一英語標準來收生呢？

誰不想「科科5**」？無奈，學習語言需要天份，即使同是語言，學習中、英文，需要的天份也不同。況且稟賦有專精，英文苦學無果，不代表其他學科就一無事處。不少成績優異的學生，志不在需要相當英語程度的學科，卻因英語這關而升學受阻，豈不可惜？但同時，學生只要各科達標，哪怕是平平無奇，學系只要有位亦會取錄，形成弔詭的悖論。

如果有一些名額可讓學系按自身情況靈活收生，變成定制，將更有效地擇優培育。

英語不應是教育發展的「絆腳石」

教育管事者似有意以英文科作為升學的劃線工具。2017至2020年英文科達3級的比率都很穩定，徘徊在51.2%至53.8%之間，這樣就能將一半考生剔出。資源有限，需要篩選機制，在過往港英時期，以此為標準，無可厚非，但時至今日沒必要仍視為金科玉律。

從學校生態而言，這種僵化的劃分方式，支配了中小學的格局。不諱言，達標的考生主要來源於組別高的中學，考不上這類中學的學生，就被看成次等，結果層層下望：中學看小學、小學看幼稚園，變成畸形的揠苗助長，害了兒童，苦了家長。

低組別學生縱然有志於學，但受制於英語，自知無緣大學，學習動力漸漸亦提不上。為學生提升自信，謀求出路等生涯規劃工作，順理成章成了低組別學校的要務，可是任校方出力再多，終歸是「花招」，難以提升組別，於是只能在這種困境中打轉。

要是大學取錄英語2級，但成績突出的學生，或容許他們在入讀後補回英語達標，例如修讀特定課程，將為中小學架構注入新希望。

英語不應是學術推廣的「枷鎖」

近年有聲音指香港缺乏科研人才，背後關乎學生興趣、出路等多種原因，但有想過是教育偏重語文科，尤其是英文科，忽略培訓其他學科知識所致嗎？

從學術研究而言，一直以來，認為大學生需要與世界接軌，英語強就有能力接觸各地一流學問，但語言能力不代表一切。探討專門學科時，溝通技巧往往只是輔助性質，其重要性斷沒理由遠超基礎知識。可是，在以語言來分流的規則下，中小學教育都傾斜了重點，甚至不介意入了大學才補回專科基礎，然而，高等教育不是該立於鑽研學問的層次嗎？

另外，近代科學由西方先起步，英語壟斷了論著，成了「霸權」。不過，時移世易，我國在很多知識範疇都不輸外國了，也是時候建立以中文為主流的學術資料庫，逐漸取回話語權。

其實，公開試容許考生選擇作答語言，已是打破語言對學科的掣肘。倘若，升學關卡可貫徹此理念，學術將變得更為純粹，有助締造專才。

總括而言，香港的語言教育因歷史緣故被詬病多時，任何更動都將牽一髮動全身，定遭既得利益者反對，需主事者意識問題，拿出魄力改革。在入讀大學這關節眼上，儘管只是釋出一點點彈性，都將令整套學制更為健康。

劉鴻輝

現職小學教師、校董。香港城市大學應用中文副文學士、嶺南大學中文文學士（一級榮譽）、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研究文學碩士，擁教育文憑及特殊教育資格，歷任中大宗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校友會主席。有多年任教中、小學經驗，經常在報章分享教學心得、評論教育政策。為教育評議會執委、淫褻物品審裁委員會審裁小組成員、香港道教聯合會會員。對文史、哲學、宗教等皆有興趣，尤好周易、道教、佛教與南洋風俗，曾以筆名：鴻飛，出版《世界附靈實錄》、《香港種生基實錄》、《泰國佛牌實錄》、《泰國佛牌實錄2》等書。

View all po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