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細雨,本來那濕潤的空氣,是讓大地回春、生機再現的載體,這幾天卻成了告別儀式裏那也許會令人窒息、使人混沌的氣味。毛毛雨點中向世人辭別的,是日本文壇匠人、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而伴隨大江先生一同向世人告別的,是先生那少數能令日、中、外各界均為之折服的風骨。
入世的工匠
在下陸版的《巨星經濟學》,有3篇專門討論《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的小文(下稱為「巨星萬延」)。《萬》是大江健三郎較早期的作品,文體屬史詩式長篇小説,也是諾獎評委點名作之一。而因為大江辭世,不少文壇泰斗均發文悼念,當中有不少的評論,或可看成與「巨星萬延」對話錄。
在「巨星萬延」中,在下開宗明義的以經濟金融的視角閲讀《萬》,為的是想避開多如牛毛的關於大江先生的文學風格和藝術的討論。但若從莫言先生對大江的評語出發,那麽我得承認,迥避是徒然的,大江先生的作品,不是來自象牙塔,不只是文藝腔的,他從來都是入世的作家,像經濟或金融學要解決生活和資源調配的難題一樣,先生所寫的,本質上就是「干預社會」、「介入政治」。所謂「文學」的屬性,僅是人們給大江先生的標籤──其實,大江不一早就寫過他與諾獎經濟學人、印度裔哈佛教授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有深度交往的嗎?
莫言借魯迅先生的説話,指先生的作品,不是「書生」躲進小樓,寫出「自得其樂」的「風花雪月式的文學」作品,而是有「強烈的批判精神和人性関懷」,有「嫉惡如仇」的「靈魂」!
發展的模式
從發展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我在「巨星萬延」中,以大江先生的「新生活」的筆觸,寫下「大江健三郎這一代人,窮了一輩子,就是要積極地把歷史的傷痕擦掉,建構一個『新生活』所需要的典範」,即在美式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和蘇俄式社會主義之外,以日式的國家發展資本主義這種東亞模式,摸索前進;而由宏觀聚焦到微觀、在個人的層面看的話,這就是大江先生筆下的山谷原住民和美式超市老板,在借貸和消費選擇的博弈。
原來莫言先生在重讀大江的作品後所做的總結之中,第一條就與上述村民與新經濟體的角力相關,也就是莫言所言的「邊緣──中心對立圖式」。這方面,莫言並沒有多言,直接用上大江的演講語,引述「我(大江)的作品……反映了日本的邊緣地區的社會狀況……把東京視為日本的中心,把天皇視為文化的中心……我把自己定位到邊緣……(並)幫我重新發現了中國、韓國和沖繩等亞洲文化的特質。」
莫言形容大江的邊緣中心對立論,「實際上還是故鄉對一個作家的制約」,以故鄉的「素樸」和「原始的鄉野文化」,對抗「外來的」和「城市的文化」,是「峽谷中」的「民間文化」,與「官方的」和「城市的文化」對峙。莫言並指大江「對世界文學、尤其是對第三世界的文學,具有深刻的意義」,因為「他(大江)把邊緣變成了一个新中心……是國家的縮影……是關(繫)於世界……具有普遍意義」的。
最後這一段,豈只是「文學」?如換上「經濟發展模式」,似乎仍然是字字鏗鏘、擲地有聲!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