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應鏈會大幅撤出中國？|謝祖墀

在今天，人們似乎每天都在討論一個重要的問題：外資企業和它們的供應鏈是否會大幅撤出中國？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許多人都很關心的熱點問題，而人們對這個問題亦各有自己的看法──無論他們是否了解企業的運作，是否承擔過企業管理層的責任，以及對中國和全球化有多少了解。他們的觀點迥異，有人較樂觀，有人較悲觀，亦有人模棱兩可。

全球政經秩序正在重整嗎？

事實上，這個話題並非第一次見到。在2020年第一季度，當時中國的疫情剛剛爆發，情況嚴峻。美國和日本政府就已經提出要求並鼓勵他們在中國經營的企業撤離中國，回到他們各自的國家去。同時，兩國政府亦承諾他們將會提供財務支援，令這些企業的撤出更加容易。在那個時候，無論是中國抑或是海外的媒體上都充滿了關於這個情況的報道，儼然一片山雨欲來之勢──外資將大批撤離中國。一些中國的智庫和相關專家們亦紛紛對此問題展開研究和討論。總的來說，相信外資和它們的供應鏈將要大幅撤離的佔了大多數，當時整體氛圍是比較消極的。

然而，當到了同年的第二和第三季度，中國的經濟迅速反彈。人們好像就立刻忘記了這個問題。事實上，儘管疫情嚴苛，外資及他們的供應鏈並未大幅撤離中國。如今，這個問題又重新回到許多人以及企業的視線中。大家又都在問：外資是否會大幅撤離中國？而供應鏈是否亦會離開中國？

當然，今天的局勢比2020年第一和第二季度時的更為嚴峻和複雜。俄烏軍事衝突、地緣政治、中美關係和美歐經濟困境都讓大家格外擔心。企業的CEO們在進行戰略思考時要考慮的維度也變得更多了。

近期非常流行的說法或報道有兩種。第一，一部分外資會選擇撤離中國，而另一部分會選擇採取「中國+1」或「中國+2」的策略，即除了在中國，亦在其他一或兩個地方建立生產能力，作為規避供應風險的方法。第二，越南和印度儼然已經承擔能夠代替或者補充中國，作為跨國公司供應鏈的重要組成部分的角色。我們在媒體上看到了很多這樣的報道，讓大家感覺到這些趨勢正在發展，並正處在加速推進的過程中。

與此同時，不少人亦指出過去持續數十年的全球化進程已經完結。著名的資產管理跨國企業貝萊德集團（BlackRock Inc.）的CEO勞倫斯·芬克（Laurence D. Fink）於今年3月說過：「全球化已經結束」。這種論調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仿佛這將是新秩序的開始。

跨國企業的考慮

事實是否將會這樣發展下去呢？

因為工作的關係，我經常與跨國公司和中國企業管理者探討和切磋有關他們的企業的重要戰略問題。可以說是能夠直接了解到企業管理者的傾向和心態。根據這些企業管理者所問的問題和討論的重點，可以看到他們考慮戰略問題時真正的角度。

我的感受有以下幾方面：第一，我所接觸的跨國外資企業並沒有哪一家因為近期的不確定性選擇離開中國。他們都知道中國市場的重要性，以及中國市場的經營狀況對它們全球業務的重要性，因此外資企業大幅度撤離中國的論調是沒有事實根據的。（當然，有些企業會進行業務調查，例如將某些表現欠佳的業務出售，但這是正常的運作行為，並不代表這些企業對中國整體有消極的看法。）

不過，有一部分跨國企業正在策劃或者已經決定改變它們位於中國的總部的定位。對於某些企業，位於中國的總部實際亦是亞太地區或非亞地區的總部。這些跨國企業中的一部分正在計劃或者已經將位於中國的總部定位轉型為只針對中國市場，而將亞太地區的總部另外設置於其他地方。問題是，這是短期的舉措，抑或是長期的部署？換句話說，當將來情況有所改變的時候，這些企業會不會再次調整他們在這方面的部署？

第二，從供應鏈來說，外資企業們的確很關心供應鏈安全的問題。主要受近期中國抗疫舉措和俄烏戰爭的影響，不少企業的確在考慮和部署「中國+1」或「中國+2」的行動。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疫情爆發，特別是上海封城之後，許多生產和物流都被迫中斷了。外資對供應鏈穩定性的警惕大幅度提高是合理的。在企業管理術語來說，這是「業務連續性」（business continuity）的考慮。

但隨着疫情形勢轉變以及世界地緣政治（包括俄烏戰爭）的演變，企業們在戰略和供應鏈安全方面的考慮是否會改變？抑或是繼續沿着目前的思考方式去考慮和部署呢？

創新商業模式正保留供應鏈

供應鏈的問題與行業是直接相關的。例如肯德基的供應鏈，與化工行業、智能消費電子行業或汽車行業等不能直接比較。總體來說，重要的區別因素體現在多個維度，包括中國市場（和它衍生的創新）的重要性、科技和數字化的參與程度、勞工的密集程度、不同地區之間貨幣的相對匯率、供應鏈環節內的相互依賴性和供應商集群的需要程度等。

不少勞工密度高、出口為主、供應鏈較為簡單的行業已經撤離中國，例如服裝、鞋、玩具和智能程度不高的消費電子產品等。這已經進行超過了十幾年，並不是什麼新聞。但就算在這些行業中，中國的創新商業模式亦是保留着供應鏈的一大重要原因。舉中國快速發展的快時尚公司希音（SHEIN）為例，他們通過網上零售建立了一個巨大的消費者群體，因為他們能夠快速推出新的產品並以較便宜的價格吸引消費者，很受顧客歡迎。該公司背後的是一大批服裝供應商，集群於廣州和鄰近地區，以高效率、及時、低價格的方式為SHEIN供貨。儘管服裝是勞工密集型行業，但因面向消費者的數字商業模式的有效性，這些供應鏈仍然必須留在中國。

對智能消費電子產品來說，中國的市場很龐大，供應鏈環節內的相互依賴性和供應商的集群特性非常重要，供應鏈大幅撤離中國是不合理的。不過，一部分外資他們自己在這方面競爭不過其他的競爭對手，而可能被迫減少在中國的投資，甚至撤離中國。另一部分企業則是會將部分供應鏈在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建立，特別是在增量的業務上以及特別是去印度。因為印度的市場正在發展，而該國政府正在要求更多的本土化生產作為出口替代，不過從整體能力來說，印度還不能與中國相比。

個別行業仍十分依賴中國

對於某些行業來說，中國市場是無可替代的，而且中國亦逐漸成為行業創新的全球中心和標準制訂者。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電動車，特別是智能電動車。中國不僅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電動車市場，同時亦是最大的出口國。而且目前來看，還沒有其他國家能夠挑戰中國於這方面的地位。

對於跨國公司的汽車製造商來說，更加深入地參與中國市場以及利用中國的生產基地是他們最重要的戰略部署。例如，特斯拉（Tesla）已經決定在上海建立第二個超級工廠，進行產能提升；大眾（Volkswagen）CEO赫伯特·迪斯（Herbert Diess）表示，將推進電動出行戰略，加強在中國的本土化研發和運營，並建立一個「中國董事會」（China Board）為中國業務提供更好的治理機制；寶馬（BMW）CEO高樂（Jochen Goller）亦表示將貫徹「中國優先」策略，加速推進電動化進程；德國化工企業巴斯夫（BASF）計劃在中國擴大他們的電池材料的生產，以應對來自於電動車市場日益增長的需求。

在半導體行業，儘管中國的高端芯片仍然受到美國制裁，但中國市場的重要性令這行業的重要玩家不能輕易脫離中國，例如荷蘭光刻機製造商艾司摩爾（AMSL）亦宣布他們計劃在中國繼續招募新的員工。

其他部分的供應鏈風險也不輕

許多評論家在議論企業，特別是與中國和供應鏈相關的議題時，只是着眼在現在和近期的局勢，對於稍遠一點的局勢以及其他因素帶來的可能影響往往沒有更深入的考慮。

在供應鏈問題方面，企業家考慮的不單只是中國作為供應鏈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帶來的風險，同樣，他們亦會考慮越南、印度或其他地方可能帶來的風險（和優勢）。事實上，供應鏈的安全性是一個整體問題，並非一兩個國家可以完全左右的。

例如，富士康曾投資10億美元，搬遷到印度建廠，但在2021年12月底，由於工人抗議，使印度富士康的iPhone生產被迫中斷。與此同時，2022年初，由於疫情惡化使得越南的勞動力供給陷入了惡性循環，亦正在影響到越南供應鏈的穩定。在今天，將供應鏈移去越南或印度好像是很流行的一個說法，但這些國家能否正式、長期地代替中國和能加強企業業務的連續性？事實上在目前來看，這是不能完全確定的。

再者，所謂「回岸行動」（Reshoring）亦即將製造工序遷徙到或搬回到美國或其他西方發達國家去，它的可行性究竟有多高？正如台積電（TSMC）近期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的新廠計劃遇到了關於人才招聘的問題，而台積電創始人張忠謀（Morris Chang）亦表示，儘管他們在俄勒岡州的一家製造工廠已有25年的製造經驗，仍面臨美國當地生產成本過高的問題。

外資企業憂慮非重大戰略調整

從當下的地緣政治和全球經濟來看，不少企業擔心中國的狀況。但是隨着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受到通脹的影響，俄烏戰事對歐洲經濟的打擊和這些國家之間的矛盾的演變，一些跨國企業高管表示，對中國在未來全球經濟能夠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和為世界經濟穩定發展做出貢獻可能更有信心。他們明白中國在數字化和綠色化方向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和對與生產方式正在帶領着革新。特別在數字供應鏈、自動化和逐漸發展的中央銀行數字貨幣（CBDC）的整合。

這些因素正在為中國創造更多優勢，加強在中國供應鏈的黏性，以及強化人民幣在國際上的地位，並不是其他國家能夠輕易替代的。換句話說，儘管今天一些外資企業提出某些可能調整中國戰略或供應鏈的說法，但事實上，他們卻是在謹慎地觀察整體局勢的變化，而不是隨便作出重大的戰略調整。可以說，大部分的外資企業更希望能夠參與中國市場，學習中國的創新模式，從中國發展更強的全球競爭力，而迎接未來。

短期的問題必須解決。大變局中可能變化的參數很多，儘管地緣政治和其他非經濟因素正在影響着全球經濟，包括中國，但企業最終還是要為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負責，不可能長期偏離經濟的基本原則。在供應鏈方面，企業考慮的因素是質量（quality）、成本（cost）、及時性（timeliness）和安全（security）。不少跨國公司高層們的頭腦還是比較清楚的，或者可以說，他們的治理機制讓他們的決策會較具邏輯性。他們的決策基礎，對中國、供應鏈、乃至全球戰略的思考亦是如此。

謝祖墀

謝祖墀（Dr. Edward Tse）是高風諮詢公司的創始人兼CEO，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客席教授、長江商學院管理實踐教授、香港大學SPACE企業研究院客席教授、世界經濟論壇全球未來委員會成員、香港國際金融學會創會理事以及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公司顧問委員會成員等職。他的諮詢工作生涯於1988年開始於McKinsey公司的美國舊金山辦事處，之後他於1990年初回到大中華區。謝博士是中國管理諮詢行業最早的從業領軍人物之一，在過去20年中，他曾帶領兩大國際管理諮詢公司（BCG和Booz）在大中華區的業務。為包括國內外的數百家企業提供過諮詢服務，涉及在華商業的各個層面，以及中國在世界的角色。他曾為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以及中國政府不同層次的機構提供過戰略、國有企業改革和中國企業走出國門的建議。他已撰寫數百篇文章以及5本書籍，其中包括屢獲殊榮的《中國戰略》（The China Strategy，2010年）、《創業家精神》（China's Disruptors，2015年）和與黃昱合撰的《競爭新邊界》（2020）。麻省理工學院土木工程學士、碩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工程博士、M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