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在台灣一生順遂，在文學、社會、政治三重轉型中，專注文學轉型，中西古今逍遙遊，教寫譯詩文和推動文學新銳成家，創出新古典風，並在台灣以文學轉型的成就介入社會及政治兩重轉型；在「黨國體制、民族主義、文化中華」中自成一家一派，影響遍及台灣與大陸和全球華人世界，幾十年一波又一波。人事及人脈、事功及事業多面多重成就斐然，一生幾乎完整完美。
一如較早期的德國、日本和俄國，六十年代，台灣（及大陸）有一批官方軍方供奉的作家，以文藝宣揚理想義理，守護黨國體制和社會秩序。相對於大陸，他們在大鳥籠裏自由空間不小，技巧不錯，文學和政治成績也大，在文壇和文學史上功不可沒。
黨國體制裏如魚得水的「建制人」
兩岸這類作家同樣在最高最深層養成一種最全面貫通個人與組織的「建制主義」（establishmentarianism），以單元、不可分的整全性（Holism）權力體制與秩序為世界觀、價值觀和心態、本能反應，服膺現成一統權力體制和秩序下的使命，奉行優勝劣敗精英主義，以既成現狀與威權及穩定壓倒一切，反對山頭主義、個體主義、自由主義，不耐異見異議者、反對者和抗爭者，強調和平理性的個人品質品格和修養，宣揚認同和服從共同命運，成為道德和美學。
在這種「領袖／權力／和諧理性／友愛安定先行」社會與政治大局之下、之中，這類作家以文學文字再造一個秩序、價值觀與美學現狀現實，自由自發演繹和宣傳既成現狀與文藝美學。余光中不是國民黨員，極力否認是「官方詩人」（陳映真稱他），但（真心誠意、成功）塑造一個「沒大問題」的美好幸福社會，自覺個人、權力體制及文學美學的「被允許」框架質素標準，不逾越「被介定」的建制政治雷池半步。他的才情在文學與現狀的廣闊空間自由馳騁，狀若遨遊天地古今，寫出這類作品的極品。但評論一不小心，失察他與的政治正反面的斷裂、渾忘文字與現實的陰陽界，便會出事。
對余光中如只罵或褒、不及其餘，沒有把他放進台灣（過去、現在）與中國（過去、現在）、國民黨與黨外在歷史潮流中、閱讀他的文字和一生，便坐失對他的恰當肯定與否定，也無濟於我們了解他和他的時代、我們和我們的時代，以及我們往哪裏去，以至如今如何自處。
余光中是一個人、一個作家、一個文學工作者，以及文學評論家兼政治與歷史關注者，進入古今中西這些層面，走一趟，留下他的印記。他的一生、作為及成就與局限，提供我們豐富資料和資源、正面反面窺探、感悟中與西、文學與現實、時代與社會、人生與世界。他應份有這公允高評價。
馬英九和余光中都是「建制人」，是一個黨國同構的威權「建制」可以出的最好人才（香港的「建制」根本不配稱「建制」）。他們在黨國體制裏如魚得水，心領神會、內在化思想感情、完全自動自覺服膺服從框架的內容、規則和界線，並充分善用其義理、價值觀和資源，發展、充實和成就自己，示範「建制」（The Establishment）的社會功能及應有之義，彰顯那個黨國體制在某個歷史階段「光榮、正確、偉大」的一面，以高超的藝術水平超額完成跨越時空和組織的任務。但他們也同樣活在封閉的「建制世界」，出不了、受制於「黨國體制、民族主義、文化中華」的三合一母胎。
七八十年代前後台灣開始掙扎走向現代世界，當黨國同構的「建制世界」跟不上本土世界和現代世界的政經新思潮和形勢時，他們脫離台灣幾重轉型的現實和新時代，難免在現代化的歷史洪潮中失策失誤失向失足，露出那個黨國體制及自己的另一面。
余光中比馬英九幸運，可以換場域，香港之後進入大陸這個更大的「建制世界」，備受更大尊崇榮光，馬英九不能。余光中重播寫於台灣的「黨國體制、民族主義、文化中華」的篇章，不涉現代（政經）人文價值及思想感情新標準，詩文與人有機體現人文establishmentarianism，正合大陸（以至世界華人）官民近二三十年的需求。七十年代香港有「余光中風」（鼎力襄助青年文學獎），九十年代大陸有「余光中熱」，但像五十年代大陸的五四作家，難有新作，他似不介懷。
馬英九完全、全面按國民黨百年老店訂下的最完美的仁義禮智信道德規格標準做人，自勵自持，靠這形象在當時分崩紛擾的台灣政局中脫穎而出，在國民黨直線下沉時救了國民黨，「中興」奪回政權。但政治不像文學是一人工程，主觀客觀問題課題和主題都複雜詭譎正負反覆得多，他的制肘和個人局限也更大更多，不但無力回天，而且消耗（報廢）自己。他第一次當選總統時，他母親說「我捐出兒子」。她意思是說難得回家吃飯，見一面也難。我當時聽了，即發覺其客觀深意。
詩如其人、人如其詩的余光中
余光中的思想感情、筆調風格同屬establishmentarianism，作品幾可列出格式的方程式、分辨出元素，可以編成程式、由電腦寫詩（仍保持鮮活靈氣）。他在台灣三重轉型中的失足，是鄉土文學爭議中的〈狼來了〉和揭露／檢舉／告發陳映真等人「工農兵文藝」。他逾越一場文學評論和論戰，義不容辭直接介入時局政情，在0與1之間「心魔所魅」（他自言），置人置己於斷崖。
西方（尤其英式）的建制比較自覺社會與時代的轉型，保守主義因預期及順應客觀現實而能以較低代價、較有效調和新與的矛盾斷裂，平時自醒自制、漸進漸進，較少極端主義悲喜慘鬧劇，保守主義及其體制和人員也因而長壽，可以渡過拐彎險灘。東方漁農牧社會的天地人合一單元holism如類宗教，個體與集體有機結合的「我」替天行道，以我為主，「（唯）我」的意識及原則與身份先行，視自醒自制、融通進退為窩囊、唯利是圖，動輒大是大非，動輒大是大非絕不妥協，個體與個體、集體與集體攀比積極、爭相為一時一地的片面大是大非而一面倒一窩蜂單一方向無節制走極端。
大陸六七十年來在現代化轉型的戀崖峭壁、汪洋大海中，黨國同構的「集個體主義／個集體主義」不斷上演這種極端主義悲喜慘鬧劇災難，一次比一次更大更慘烈荒誕悽厲。台灣的建制同樣「以我為主」，黨國同構的「我」是共同命運生死高於一切、壓倒一切大是大非大局硬道理，幸而在美國看管下，威權專制悲喜鬧劇少得多和小得多，現代化轉型順遂得多，收效多得多、大得多。余光中在這歷史長河的漂流中，不經意（又自然必然地）留下一個不光彩印記。
照理，他絕不會不知當時台灣戒嚴時期，無權無勢、沒人脈關係的文人和平民的生死險境（像今天大陸），不會、不應把鄉土文學論戰誤作另一場文學論戰（可以由論戰解決爭議、不政治解決）。他不會不知那些文章的殺傷力，但他像平時一向寫詩作文和打論戰那樣發揮聰明才智，認真肉搏，亢奮莫名，「擊敵」鴻文文采斐然，還主動寄給《中央日報》的彭歌，到了人人聞之喪膽的王昇那裏（另一說是余直接寄給王昇，余否認）。
余光中詩如其人、人如其詩，有仁者愛心感性情懷溫暖包涵的一面，〈狼來了〉狀若另一個余光中，一個投身「歷史觀照、責無旁貸、理念意識戰」的黨工。這是台灣當時專制威權社會的常態，鄉土文學論戰一開打，官民雙方對陣，「建制人」難以不表態、不配合（他否認是「呼應國民黨的什麼整肅運動」），但他自由自在久居香港，應沾染一些日常個體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常識「新常態」，知所迴旋，但竟沒有。
他不但沒在「揭發／告密」崖邊止步（或根本不走得那麼近），還積極敲鑼打鼓、衝鋒陷陣，十足荷戟台灣戰場似的。他在香港沒多學一點香港的西方「各自為政、理性抽離、互為不存在」的多元主義和形式自由，反而在香港比台灣更了解文革真相後，把所理解的文革恣意應用於台灣政局。就事論事，當時和現在看來，他「詩人的敏感」的觀點、聯想和思辨、判斷也有個（暗合）譜略，但「戴帽子」不夠，還要「抓頭」，當時和現在看來，都是自毁毁人（竟如他所反對的文革套式，僥倖沒有釀更大傷害）。
馬英九的險境歷程和「悲劇」，是形格勢禁、不得不爾，上去下來的宿命逃不了；余光中的險境歷程和「悲劇」，卻是被動中自招的主動，更叫人太息。
他的自由主義似止於文字名詞，實質上是中式仁者感性情懷，而非西方深邃真切的、以個體主義和多元主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李敖也是近似，被李罵「徐老妖」的徐復觀才算夠格的自由主義者，當時即反駁余光中，捍衛言論和思想自由，為陳映真說項）。在「黨國體制、民族主義、文化中華」的三合一母胎中，中式仁者感性情懷只有微觀的個人唯心修持，在「理性歷史觀照和宏觀黨國體制及使命大氣候」中迅即化為烏有。
余光中自稱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晚年回歸中國（又一個）一統黨國體制，李敖回歸另一個他自構的大中華Holism。兩人長期角力，但同樣似渾忘年青的自由主義及個體主義初心，牢內牢外、建制內建制外都毫不計較「文化中華」在兩岸的現代他和現代性差異。他們一如香港南來新儒家，出不了、不願走出「黨國體制、民族主義、文化中華」的三合一母胎的無邊封閉體。
可見，中國幾千年無邊無際Holism 之中，要加入「個體主義、多元主義和形式自由」人文DNA之難。中國和中國人的現代化轉型須走出「黨國體制、民族主義、文化中華」的三合一母胎，還有漫長的路。
原刊於《蘋果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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