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亞非：中國別無他選 必須參與全球管治
整理、翻譯：羅乃智
中國在全球事務上正處於領導地位，為全球管治提供中國式思考，甚至具體的中國式方案。… Continue reading
編按：中國外交部前副部長何亞非於2017年1月17日出席由團結香港基金旗下中華學社舉辦的講座，以「全球變局下的中國外交策略」為題發表演講，內容主要闡釋在全球化新時代，中國在國際事務上如何擔當關鍵角色，以及面對各種新挑戰，以下為演講內容：
首先，我們來看看全球化。全球化無處不在，影響著所有公司和個體的命運，現今全球化正趨向一個我們前所未見的方向：2016年年中的英國脫歐公投以及年末出人意表的美國大選結果，以至歐洲各國政黨激進化。由此可見民粹主義在全球各地崛起，在國家內和國際間均造成社會分裂。
為何全球化導致今日如此局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須冷靜客觀地以歷史角度去看待這個議題。
一位美國著名政治學者在評論美國大選結果時曾提到，問題不是「為何事情會發生」，而是「為何現在才發生，而非更早之前」。在1980年代開始，全球化取得了很多經濟成果，積累了豐厚的財富，惠及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國家，以至於香港。然而，我們必須承認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同時有贏家和輸家，有一部分發達國家的民眾失去了財富和收入。從宏觀角度而言，我們看到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以及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的差距。
記得幾星期前我跟一位美國朋友談話間，他說道：「不會有人預料到美國現今的狀況，這正是馬克斯所預測的階級鬥爭，包括華爾街、傳媒和主要智庫等的精英階層，與低下階層之間的對抗呈現出的社會分裂。」這也令我想起法國經濟學家皮克提（Thomas Piketty）的著作《廿一世紀資本論》，書中羅列了最近數十年間的數據，指出在幾乎所有發達國家中，資本收益與勞動收益之間的差距愈來愈大。這為那些國家響起了警號：要是放任這貧富差距，社會撕裂將會日益嚴重。
歐美政治右傾，顯示出我剛才提及的社會分裂為民粹主義在西方國家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改變了當前的政治生態，就如前述的政黨激進化，幾乎所有這些政黨都轉向極右，去迎合民粹，爭取選票。我認為這問題的癥結並非全球化，而是除中國外的絕大部分國家，都沒有處理好全球化帶來的社會不公義，沒有紓解那些只能提供勞力的人面對的窘境。這正是導致美國及其他國家政治轉變的主因。
中國崛起 走進全球事務核心
接下來讓我們回顧一下中國在國際事務上所擔當的角色。在此我需要特別提及的是G20（二十國集團），原因是G20是一個讓發展中國家和已發展國家都能平均參與發表意見的平台。我會給各位四個值得留意的年份，這是中國參與到國際管制中的年分。
第一個是2003年，當時法國是G8（八國集團）峰會的主辦國，首次邀請了中國在內的五大發展中國家出席諮詢，這是發展中國家第一次參與到國際事務的討論當中。但那時我們並沒有受到平等的對待，G8只是簡短地諮詢一下意見，五大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只得到一個早上，最多兩個小時發表意見的時間。
第二個是2008年，這是一個相當標誌性的年份，因為當年金融危機就發生在資本主義的核心——美國。G8急切需要找出一個平台或者機制應對金融危機，他們的意見是沿用2003年起的8+5（八國集團和五大發展中國家）形式，但遭到五大發展中國家的反對。於是有人提出將當時只有部長級會議的 G20（二十國集團）升級為領導人峰會，令峰會的組成達至平衡，會議成員國佔全球 GDP 超過八成。當時時任美國總統喬治布殊（George W. Bush）在首都華盛頓主持第一屆 G20 峰會。是次會議取得了積極的成果，會上提出了財政刺激計劃應對經濟倒退，中國運用了計劃中的資金建造高速鐵路，而時隔八年的今天，中國高鐵網絡已幾乎覆蓋全國。
接著在2009年，為持續應對金融危機，各國召開了一個接一個的G20非定期會議，在三月尾的倫敦會議上討論擴大 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救援資金，因為當時有國家面臨破產，作為最後借貸人的 IMF 卻只有3000多億美元，甚至不足以拯救一個國家。中國政府考慮到難以在環球金融危機中獨善其身，決定以500億美元購買 IMF 債券，最後會議上成功籌集到超過一兆美元。而在同年稍後的匹茲堡會議上，各國領導人更宣佈 G20 取代 G8 成為全球經濟的主要論壇，這無論在國際管治還是 G20 的歷史當中都是十分重要的一個轉捩點。
最後是去年2016年，中國在我的家鄉浙江杭州舉辦了 G20 峰會。經過一輪遊說和協調後，中國成功爭取將發展的議題排到議程的開首。思考一下，造成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本原因是甚麼？某些國家會歸咎於貨幣操控，或者不平等貿易等等。但中國一開始便從成功的國內管治當中瞭解到，我們必須收窄貧富差距，世界需要整體發展，當有大量發展中國家還處於工業化、甚至剛剛才開始工業化的時期，你不能預期全球能達至一個平衡和可持續的經濟發展。這裏指的不單是經濟，同樣也適用於社會及政治上。
以上的例子展示了中國與其他國家間之間的關係，有著顯著而且具歷史性的轉變，習近平主席用了幾句說話來描述這個轉變：「中國進入了全球事務的中心舞台；中國站上了歷史上的新起點；中國從未如果接近實現國家復興的『中國夢』。」這三句簡單的句子，令我們意識到中國到底有著怎樣的改變。
和平發展 捍衛核心利益
在這個充滿挑戰的全球化新時代，中國應採用甚麼策略去作出應對？我在這裏只提及幾項中國一直奉行的主要外交政策。一個是和平發展，不論在理論還是現實需要上，和平發展都是必須的。要建立和諧世界，達至國與國之間的和平，我們因循中華文化中的「家、國、天下」層層漸進，而其核心的要素就是和諧穩健的關係。
我給大家兩個觀點去認識為何中國堅持和平發展，一是歷史因素，另一個則是全球化。我們都知道，中國有過一段大約百年的屈辱時期，在這百年間，國家遭受外敵入侵，四分五裂，沒有片刻的和平，蒙受了一切的屈辱與苦難。抗日戰爭是這百年中的最後一劫，數以百萬計的人民在這場戰爭中失去性命。這一段歷史讓中國人難以忘懷的一課：沒有和平，經濟就不能發展；同樣地，沒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就無法維護和平。因此，若果中國想要強大起來，和平與發展必須並存。
剖析過歷史觀點，其次就是全球化。全球化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和平的發展模式，給予了中國一個進入全球市場的機會，融入到二戰後繼承下來的全球體制當中，不再需要依循西方國家所訂立的舊有軍事模式獲利。
同時，其他國家亦需要清楚了解，中國有決心捍衛自身主權、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的成果，若任何國家低估中國在這方面的決心，都會犯下嚴重的戰略錯誤。
新世紀全球主義
第二項我要說的是世界秩序。二戰結束後，以美國為首的戰勝國建立起的國際秩序，由聯合國作為代表，其核心是集體安全體制。根據聯合國憲章，聯合國安理會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有權強制各國執行其決議的機構；另一方面，以美國為中心的各個雙邊及多邊軍事聯盟，亦組成了一個軍事網絡，鞏固國際安全。這兩個體系構成了現今的全球秩序。
但隨著世界全球化，各國的經濟相互依存的今日，聯合國集體安全體系依然被世界各國接受，但由美國建立的軍事安全體系，老實說，已經不合時宜。中國在這新時代努力維持聯合國的集體安全體系，我們派遣到維和部隊中的軍隊數量達3500人，是在五個常任理事國中最多的，在財政預算上亦是第二大貢獻的國家。但與此同時，中國希望改善現時的安全體系，不再是針對某一勢力、某一國家，而是通過國際間合作令世界變得更安全。為此，習近平主席提出了全球主義的概念，以建立全球合作夥伴關係網絡，達到和諧的國際關係。直至2016年尾，中國與不同的國家及區域組織簽署了一共97個合作夥伴關係，建立起一個國際關係網絡。我們能看見全球化的方向正在轉移，中國並非要與美國競爭，而是想要展示另一個更為和平的方式，通過國際合作維護世界安全，保障全球經濟增長。
可能有人會對這個策略抱有疑問，因為從前中國並不倡導結盟政策，反對軍事聯盟。因為所有雙邊軍事聯盟都必然是針對第三方國家而建立的，這無助於世界穩定，只會造成國際形勢不穩。然而，全球主義是一個新概念，以一個創新的角度來詮釋中國的不結盟政策。沒有同盟，取而代之的是與友好國家之間的聯繫，互相合作理解，共同維護和平，排除一切不安定的因素。
領導全球管治
中國在全球事務上正處於領導地位，為全球管治提供中國式思考，甚至具體的中國式方案。眾所周知，中國過去在全球管理上一直處於較為被動的位置，但如今意識到，作為大國必須更加主動，承擔起領導者的角色。但成為領導者並不代表將自身的想法強加於其他國家，而是以身作則，「一帶一路」倡議就是一個好例子。「一帶一路」是一個創新的意念，超越區域、思想和貨幣的隔閡，將這些國際社會連結起來，達成利益一致的命運共同體。
為推動全球化，使其再次成功，中國加快亞太經合組織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步伐；加強聯合國在維持世界和平的核心地位；持續落實杭州峰會達成的決議；保持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勢頭，該計劃將幫助發展中國家在2030年前實現可持續發展。中國不是唯一牽頭的國家，亦有賴其餘的 G20 成員國。
對於全球化有所擔心的人，我可以向你們保證，全球化不會在一夜間消失。現今沒有一件商品，是由單一國家生產的，簡單地舉例，大家所用的蘋果手機，在中國組裝，在美國加州設計，而零件則來自美國、日本、台灣等等不同的國家。
「一個中國」政策不容動搖
最後是中國應該如何管理與特朗普政府的關係。因為特朗普的一些言論，包括針對「一個中國」政策以及他上任後會對中國採取的行動，令人們十分擔心中美關係的前景。第一點我想要指出的是，中美關係的基礎 美國和中國分別是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兩者之間的經貿關係密切，一旦發起貿易戰，雙方都將損失慘重。中美關係是現今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兩國在和平與安全等議題上有著共同利益，有責任共同解決如氣候變化、能源安全等等的全球挑戰。這代表雙方都需要向前看，仔細考慮各個選項，積極維持改善現有的中美關係。
以下是我的幾項個人建議，在美國新政府上台後，他們會開始進行政策檢視，其中當然包括對華政策，而若果他們有足夠的智慧，肯定會做出一個更好的決定。因此，在這段關鍵時期，中美應該把握這個「機會之窗」，就一些艱難的議題如貿易、南海，以至台灣問題展開溝通。以貿易問題為例，美國在與中國的雙邊貿易中遭受赤字，美國可以把握機會，增加到中國的出口，例如燃料供應和軍商兩用物品出口，若美國現在不好好抓住這個機遇，其他國家將會取而代之。只要美國政府同意以上的兩項事情，就已經能夠大幅舒緩對中國的貿易逆差。
第二項是對美方和特朗普總統的重要建議，他們需要明白到某些議題是關乎中國的核心利益，不容觸碰，「一個中國」政策就是其中之一。自1972年尼克遜總統訪華後的八任美國總統都嚴格執行「一個中國」政策，特朗普政府有責任延續這一政策，這是中美關係的基石，沒有任何談判空間。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需要盡快與美國展開對話，商討在貿易、安全和反恐等方面的合作機會，當然還包括氣候變化的議題。特朗普明言美國將退出巴黎協議，而過去奧巴馬總統和習近平主席共同在巴黎協議上簽署，代表世界上兩大二氧化碳排放國攜手對抗氣候變化，若然美國想要退出，當然中國仍會擔下大旗，但我們依然需要美國的參與，需要其他國家與中美兩國一起面對這個全人類的共同挑戰。
作為新任總統可以是難以預測的，但世界舞台並不會單純因為你難以預測而容許你犯下嚴重的錯誤。
香港的角色
在這裏我想談論一下香港的角色，香港一直都是國際金融及航運中心，在全球競爭力方面名列前茅，擁有完善的法治制度以及大量不同範疇的專業人才。因此香港在能為祖國在國際合作如「一帶一路」倡議方面作出巨大的貢獻。有人說香港擔當「超級連繫人」的角色，我某程度上認同這個講法，但是還必須仔細思考「和哪裏聯繫、怎麼聯繫、如何做出貢獻」。我對香港十分有信心，因為在過去的30、40年，香港為中國的現化代過程貢獻巨大，若然缺少了香港的資金，改革開放便不會成功。我能預見香港未來在中國的現代化、全球管理和外交事務上，會繼續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以一句話作為結束，中國現今在世界上擁有龐大的影響力，因此我們別無他選，必須參與到全球化和全球管治當中。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