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時光隧道，歷史事件令人有遙遠的距離感；但把它置於當今社會現實的思索中，卻往往有近距離的場景感。
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101年前的社會事件；在前幾天的紀念集會上，關於五四精神的話題，卻讓歷史思考者有「往事不遠」的場景感。
林夏如邀請 博明說五四
這場涉及「美中關係」的在線研討會，舉行於美國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米勒中心（Miller Center），馬丁．博明（Matthew Pottinger）的主旨演講是〈一個美國視角下的中國五四精神〉（註1）。先播放他的20分鐘漢語（華語）錄音，接着是英語的問答環節。
46歲的博明，是白宮的副國家安全顧問，為新一代「中國通」，能說流利漢語。
他是應維吉尼亞大學教授何漢理（Harry Harding）及夫人林夏如（Shirley Lin）的邀請，發表五四話題的演講。林夏如原為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現參與米勒中心工作，她本是富二代唐英年太太家族成員。
博明的演講，先提到何、林：「Harry Harding教授和林夏如教授的邀請，同大家分享關於美中關係的一些想法。林教授告訴我，這次活動恰好是在『五四』101周年之際。我知道，這是個很好的切入點來展開從美國的視角討論關於中國的過去和現在。」
博明原是我們傳媒界的同行，先後當過路透社和《華爾街日報》駐北京記者，對社會有實地的了解。在採訪中受過「維穩」式的刁難甚至毆打，因而對「一黨領導」體制有較多的「場景感」。從他的演詞，可以看出他的「心路歷程」痕跡。
他的演講，不是對歷史事件的「宏觀敘事」，而是有重點地提出應關注的話題。他的着墨點，本欄歸納為三項：五四運動對社會現代化的探索，對具影響力者的評價，繼承五四精神的「李文亮們」。
救亡與啟蒙 胡適白話文
關於五四運動，去年5月9日，刊於《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之拙文〈紀念五四百年 思索自由啟蒙〉（註2），論析了四大內涵：
一，啟蒙，包含科學（賽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的啟蒙運動；
二，學生反帝、愛國、救亡運動；
三，包含提倡白話文、新文學的新文化運動；
四，平等對話、包容討論的百家爭鳴。
博明的演詞未提救亡，但有啟蒙運動取向。他說：「學生們發起的運動，意義遠遠超越了對不平等條約的民族主義的憤慨。它激勵了中國人民對現代化的探索。」所謂現代化，是指科學、民主的取向。
對於具影響力的人物，他推崇胡適（1891—1962），對推廣白話文的新文化運動評價尤高。
重墨張彭春 說人權宣言
頗令人意外的，他未提蔡元培（1868—1940）、陳獨秀（1879—1942），卻重墨於並未在北京參加五四運動的張彭春（1892—1957）。這是北京、香港、台北知識界未必熟悉的名字。
張彭春是教育家張伯苓的胞弟，後者是知識界熟知的天津名校南開學校／南開中學和南開大學的創辦者、主持者。
張彭春早年留美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胡適校友），後來為中華民國職業外交官，1947年任駐聯合國代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參與起草〈世界人權宣言〉。
博明把張彭春列為胡適之後具影響力者。他說：「張彭春的最高成就：對〈世界人權宣言〉的決定性貢獻」，「1948年宣言中規定的人權包括生命、自由、安全、不被奴役或遭受酷刑、宗教自由以及思想自由。」
自由、平等、法治、民主、人格尊嚴、生命價值、和平、包容等，是超越國界的普世（普適）價值，正是〈世界人權宣言〉的內涵。
五四啟蒙性 科學和民主
在極權政體或威權政體下，〈世界人權宣言〉規範的人權保障，仍是遙遠的「政治奢侈品」。就此而言，博明重墨於張彭春對宣言的貢獻（說：「譬如宣言的普世性、宗教中立性、對個人需求和尊嚴的強調，張彭春都有關鍵貢獻」），並視他為五四精神的後續繼承者，是很自然的。
五四運動的啟蒙，在於科學、民主，但不少人說，中國人服從權威、不適宜有民主。博明認為這是「一派胡言」，「今天的台灣就是鮮活的證據」。
在五四運動百年（2019）時，史學家余英時對傳媒說，中共在1949年建政，聲稱無產階級專政才是「真正民主」，實際「與五四精神背道而馳」；五四提倡的民主、科學，在台灣則是「局部，甚至全面實現了」（註3）。
對於當今的「五四精神在哪裏」？博明的回答是公民意識的興起，李文亮醫生和一批揭露真相的公民記者，就是有公民意識者。
他還提到「過去的幾個月中，有許多人表現出道德和行動上的勇氣，都在追求一個世紀前胡適、張彭春後幾代人的共同理想」，他提到許章潤、任志強、艾芬等和去年為法治而遊行的數百萬香港市民。
他非常欣賞李文亮的一句話：「健康的社會不應只有一種聲音。」
自由和民主 非現實場景
對於民間社會（公民社會、市民社會）與公民意識，博明似太樂觀。有許章潤、李文亮那樣的發聲者，並不等於已有真正的民間社會。
民間社會的基礎，是自由、平等、法治。有此基礎，才有獨立的傳媒和非政府組織（NGO），才有集會、結社、自由討論和宗教信仰的空間。前幾年萌芽的民間社會，正在「維穩」中消亡。
官方的「愛國主義教育」，即「聽黨話，跟黨走，感黨恩」，才是政治主流。思考型學者稱，這是毛時代的馴服工具論，人只是螺絲釘式的「工具」，而不能獨立思考，這是五四精神的反向。擺脫蒙昧、個人醒悟，是五四啟蒙的內涵。
自由、平等、法治和科學、民主，是文明的標誌，也是社會現代化不可或缺的內涵。博明的演詞有此一問：「五四的民主願望還會等到下一世紀嗎？」
風急猿嘯哀 落木蕭蕭下
早在幾年前，國際關係史專家資中筠說：「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是理想主義最後的一次表現。」她認為，五四的啟蒙未了，現在仍需「再啟蒙」。在〈為什麼我們需要再啟蒙〉一文（2015），她說：
「知識分子需要……爭取人格獨立，減少依附性，堅決抵制頌聖文化，擺脫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結，努力面向公眾，理直氣壯地弘揚普世價值：人權、法治、自由、民主、憲政。這是自救與救國的需要，無關『西化』或外部壓力。」（註4）
自由、平等、民主一類的理想很美，在極權主義之下並無生存空間。
杜甫（712—770）的詩句：「風急天高猿嘯哀，……無邊落木蕭蕭下」（登高），或是理想主義者面對的破敗之景，「美麗」只在夢幻中，而非現實的場景。
註釋：
註1：VOA 2020.5.9，7:03
註2：http://www.celebritiespress.com.hk/01190509.htm
註3：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5030011.aspx
註4：https://cul.qq.com/a/20150508/019313.htm
本文原題〈以華語說五四 美高官講繼承〉，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站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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