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劉以鬯夫婦,已接近四十年。
五月中旬,我和劉夫人佩雲女士相約,在太古城的商場茶敘。
談及近況,她告訴我──就在一個月前,她推着輪椅上的劉先生,沿着太古城道,走進這個商場,逛了好一陣子,而且還進了五樓的咖啡室,吃了他最愛吃的芝士蛋糕、喝了一杯熱巧克力……過了差不多一小時,大家怕他累了,便準備回程,老人家卻揮着手嚷着:「不回去!不回去!」又指着商場說:「留這裏!留這裏!」
當日,為劉先生拍攝紀錄片的內地攝影團隊前來香港拍攝,紀錄他們的一些生活片段。多年來,劉先生身體都不錯,直到年多前才坐上輪椅。夫婦倆的生活就是如此,每天的下午,他們經常在這裏溜達,喝喝下午茶,逛逛商場,劉先生最愛跑到書店去,看看賀咭、明信片……這是他的嗜好,也是他的習慣,大家都曉得。
那天拍下的照片,教人眼前一亮。輪椅中的老先生,精神奕奕,神情俊朗,站在他身後的妻子,望着他,笑盈盈的,漂亮極了。什麼叫做「鶼鰈情深」,眼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那天,我們聊了半天……談到慶祝劉先生百年壽誕的紀念圖冊,也談到三聯即將出版的劉以鬯選集。
靠一支筆 活在香港
劉以鬯先生,1918出生於上海,中學時已對文學有強烈的興趣,其後進入上海聖約翰大學,念哲學系。
父親是黃埔軍校的翻譯老師,而他自己又在西方教會辦的大學念書,從小就看西方文學作品,包括莎士比亞、狄更斯……他喜歡閱讀海明威、吳爾芙、卡夫卡、福克納的小說……其中以詹姆士.喬哀思的《尤利西斯》對他的影響最大。
早在中學時代,他已開始在上海發表小說,「在高中讀書時,我開始學寫小說。第一篇小說題為《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寫一個白俄女人離鄉背井流轉到上海的生活。」中學畢業後,七七事變爆發。他入大學讀書,課餘仍在寫稿。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進入租界,「孤島」陸沉。他離開上海到重慶去工作,開始撰寫《地下戀》,小說刊出之時,日本已宣佈無條件投降。
自1948年來港後,因謀職不易,以寫作謀生,他曾說過「那個時候香港的稿費是,1000字三四塊港幣。當時香港買一碗雲吞麵都要三四毛。寫2000字一篇的稿子,每天吃雲吞麵也能過。所以,我就靠一支筆在香港活下來了。」
「那個時候我喜歡的都是現代派作家,比如穆時英、戴望舒他們。」在三、四十年代上海,劉先生受到穆時英、施蟄存等新感覺派的影響甚大。他來到香港後,帶着早年在上海文壇的經歷,開拓文學的新途徑。這位南來文人,居港數十載,創作「與眾不同」的小說,在鮮明的現代感中,也散發着濃厚的香港本土氣息。
娛人娛己 雙線發展
我在大學時代,才開始閱讀劉先生的作品,最先看的,就是他的名作《酒徒》。這部小說後來被人譽為「中國第一本意識流小說」,雖然作者未必完全同意。「鑒於傳統與常規的局限性頗大,我決定寫一部獨特敘述方式的小說《酒徒》。」在技巧方面,他運用了意識流手法和內心獨白,嘗試以詩化的語言,反省香港的現實處境。
作品寫於1962年,以六十年代香港的社會狀況為背景,特別關注文化人的際遇。「也斯認為《酒徒》最重要的是我對新文學看法的部分,小說中提到端木蕻良、穆時英、臺靜農、沈從文和張愛玲等。」劉先生如是說。
為了維生,劉先生寫了大量「娛樂他人」的通俗作品,「我寫稿最多的時候,一天寫一萬兩千字至一萬三千字……連續不斷寫了二三十年。」據說在高峰時期,他日寫十一、二個連載小說。
在香港這個商業社會,文學商品化的傾向十分顯著。為了招徠讀者,大部分報刊走的都是通俗路線。劉先生說過「當我在報刊撰寫連載小說時,我只寫通俗小說,不寫庸俗小說;只寫輕鬆小說,不寫輕薄小說;只寫趣味小說,不寫低級小說。」
與此同時,他偶爾也會寫一些銳意創新的嚴肅作品,以「娛樂自己」。
正如激發他寫《酒徒》的動機之一,就是「我不願失去自己,即使日寫萬字『娛人小說』,為了找回失去的願望與興趣,也寫自己想寫的小說。」
對於「娛己」之作,他強調「我寫小說首先對自己有一個要求,就是要『求新求異』。我不喜歡跟在別人背後走,但寫具有獨創性的作品,並不容易。」
紀錄片《劉以鬯:1918》以光影聲像呈現劉以鬯本人,亦表現他的文學作品。在影片一開首,劉先生便道出「與眾不同」,這個四字擲地有聲,揭示出他的文學風格。
追求形式上的創新,是為了配合內容。例如寫於1964年的《寺內》,他嘗試用小說形式寫詩體小說;《動亂》、《吵架》是另一種實驗,前者以物件為主,「用物的獨白紀錄1967年香港『五月風暴』的動亂。」後者卻是沒有人物的小說,「從另一視角寫家庭糾紛。」
《對倒》是沒有故事的小說,結構形式的靈感,便來自一枚一正一負對倒相連的郵票。他「用雙線並行發展的格式,敘述兩個陌路人(一男一女)在同一個生活場景中的行動和思想。」小說較新的地方,就是兩個主角沒有關係。
為香港歷史加一個註釋,他寫長篇小說《島與半島》。
微型小說《打錯了》用複式敘述結構強調命運的偶然性,發表後「因為敘述結構由兩種假設組合而成,引起相當強烈的反應,有人認為很有創意,有人不願接受這種過分陌生的寫法。」
為了表現自己的創作個性,他寫了《黑色裏的白色 白色裏的黑色》,「利用黑白兩種顏色突現社會的真實面,將黑與白作對比,清楚區分是與非、善與惡、正與邪。」為了使小說具有獨創性,他試圖用不同的手法表現,既無現代主義的技巧,也不屬於傳統的現實主義。
至於故事新編,是用現代人的意緖解釋舊故事。劉先生表示,他喜歡寫故事新編。「不過,產量不多。」如《除夕》、《蛇》、《蜘蛛精》……
這些作品,運用的手法雖不一,但都注重形式上的實驗。不過,在「求新求異」時,他並不「拒絕一切小說的傳統」。
他一再強調「我着重求新的意圖,希望能夠在浩若煙海的小說中寫一些具有新意的小說。……為了體現個人的風格,我嘗試將現代主義和現實主義結合在一起。」
劉以鬯先生一生的創作,已逾數千萬字,一直以來,大家比較重視他的「娛己」之作,其實,在另一方面,他仍然運用寫實手法寫出一些雅俗共賞的作品,例如《吧女》,保留了香港連載小說的色彩。
兩個理想 盡其在我
劉以鬯先生是享譽文壇的小說家,同時,也是一位知名編輯。1941年畢業後,他投身報界,當副刊編輯。四十年代初,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離滬赴渝,身兼《國民公報》和《掃蕩報》兩報的副刊編輯。1945年十二月,他回到上海後,在上海版《和平日報》編副刊。
1948年來港後,他最初在《香港時報》當過副刊編輯,1952年曾到新加坡、馬來西亞報界工作,至1957年才回港。其後,又編過《香港時報》的《淺水灣》,《快報》的《快趣》、《快活林》,以及《星島晚報》的《大會堂》等。
回顧大半生的編輯生涯,「中國新聞界中,像我這樣的小編輯很多,但像我這樣這麼長時間做副刊編輯的,真的絕無僅有。」劉以鬯的副刊編輯生涯,止於1989年的《大會堂》,前後長達四十多年。
劉先生自小就有兩個理想,一個是辦出版社,另一個就是辦文學雜誌。
「抗戰勝利後,我回到上海,我爸爸在抗戰期間的上海逝世,媽媽把爸爸剩下的錢分給我和哥哥,我拿到錢,便辦了一家出版社。」他父親去世了,留下一筆遺產,他將自己那一份,創辦「懷正文化社」。
「上海的出版社當時出版的,大部分是商業小說比如武俠小說,我想做的是純文學出版社。所以那個時候,很多中國老作家都願意把作品交給我。」劉先生出版過姚雪垠、徐訏、施蟄存等的小說。據說徐訏的《風蕭蕭》,銷路比較好,打穩了出版社的基礎。
劉先生曾自述,「我原計劃把徐訏的書向海外出版,但我來到香港後發現很多事情和我想的不一樣。我離開大陸到香港,帶的錢並不多,以為頂多在香港住幾個星期。但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打仗一路打到南方,我就在香港回不去了。最後,我當時拿的錢都用光了,身上只有一支筆和幾張白紙……」自此,他留在香港,開始寫稿維生,生活就這麼過下去了。
他的另一個理想,就是辦文學雜誌。
1985年,中國新聞社找他辦《香港文學》,並擔任總編輯,為了專心辦好這份文學雜誌,他辭掉所有報刊的專欄。他將這份刊物辦得很有特色,不單網羅了中港台作者的優秀作品,而且面向世界,致力推動華文文學,直至2000年的六月,才被迫將辦了十五年半的《香港文學》月刊交給另外一個機構續辦。他因此大受打擊,導致「情緒低落,內心空虚恍惚,做甚麼都提不起勁。」
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失去《香港文學》,反而讓他有時間着手整理、出版自己的書,短短兩年內,在香港出版了《對倒》、《打錯了》、《不是詩的詩》、《暢談香港文學》……
《對倒》於1972年發表,隔了二十年在北京出版單行本,至2000年才在香港正式出版,同年,電影《花樣年華》剛好上映。據導演王家衛說,其創作靈感來自《對倒》,片中引了《對倒》三段文字作過場字幕,片末特別鳴謝劉以鬯先生,王家衛還出版了一本《〈對倒〉寫真集》。
劉先生在《對倒》新版前記,亦提到當時的情況,《香港文學》易主後,好友黃東濤夫婦「建議為我出版三本新書……我很興奮,隨即要求先出《對倒》」。
電影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應,小說一紙風行,連上海、新加坡、馬來西亞都派記者來港作專訪,北京作家出版社也趕着將《對倒》付印,正如馬來西亞《聯合早報》報導的標題所言:「《對倒》走紅,遲了30年」。
試筆空間 扶掖文青
劉以鬯對文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除了創作、當編輯和辦雜誌之外,他最愛發掘新人,如早年的西西、也斯、吳煦斌,近年的潘國靈、梁科慶、黃勁輝等,都因為得到他的引薦發表作品而走上文壇。
許定銘先生曾寫過:「近五十年來,從香港成長的作家,差不多都曾與劉先生結緣,受過他的栽培與訓練。」董橋先生也說:「我之所以走上傳媒、走上寫作的路途,劉先生的鼓勵太重要了,他給了我發表作品的機會,也帶了我結識許多前輩的緣份。」可見劉先生是文學界的「伯樂」。他堅持「擠之戰略」,在商品中儘量擠入嚴肅文學,為很多「文青」提供書寫的空間。
當年的我,也是一名「文青」,第一次投稿給他,在1982年。我寫了一篇《反映世態人情的浮世繪──楊絳的戲劇創作》,評介楊絳早期的劇本;亦就她的《倒影集》,另寫了一篇《談楊絳的短篇小說》,寄到他主編的《大會堂》去,以不同的筆名發表。
文章刊出後,劉先生將剪報寄給楊絳女士。就因為這樣,我竟收到了這位文學界老前輩的親筆來信──「我讀後猜測,論小說和論戲劇二文,似同出一手,以為作者是一位老編輯,不料卻是年輕的女士……」她還給我寄來其譯本《唐吉訶德》。幸遇劉先生,為我帶來這段難得的文字因緣。
「對文學有興趣的作家,他們自己就會去寫。」此說不無道理。寫作路上,我起步甚遲,當年得劉先生刊出稚嫩之作,受到莫大的鼓勵,幸何如之。
繼續寫作 永不言悔
除了創作小說,劉先生也寫散文,以及文學評論,他曾發表《臺靜農的短篇小說》,又撰寫《端木蕻良論》,對中國新文學有獨特而精闢的見解,文學論著有《看樹看林》、《暢談香港文學》等。他又編過一系列「中國新文學叢書」、《香港短篇小說選(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香港短篇小說百年精華》……此外,他還翻譯外國小說,譯作有《人間樂園》、《娃娃谷》、《莊園》。編著之多,難以盡錄。我想,他的一生,做了兩個,甚至是三個人的工作。
近十多年來,劉先生的文學成就,備受肯定,除了獲香港書展年度作家、傑出藝術貢獻獎、終身成就獎等獎項,又得到嶺南大學頒發文學榮譽博士學位。
記得在2009年,劉先生獲公開大學文學院頒授榮譽教授銜。在頒授典禮的座談會中,劉先生公開介紹他正在構思的新作,小說上面一段寫從西港城到筲箕灣;下面一段則是寫從筲箕灣坐電車到西港城,一上下的寫法,形式相當創新。作品還沒寫出來,但他強調「我不會放棄寫作,雖然今年已經91歲了。」活到老、寫到老,堅持寫出「與眾不同」的作品,他樹立了良好的典範。
「我喜歡寫小說。我喜歡砌模型。我喜歡蒐集郵票。我喜歡收藏陶瓷。」在《模型.郵票.陶瓷》的前言中,他說。文學世界以外的劉先生,是一個集郵和陶瓷專家,寫稿之餘,也喜歡在家中砌模型。
也許讀者都知道,《對倒》的寫作靈感,便來自郵票。「對倒」譯自法文tête-bêche,是郵學上的名詞,指一正一負的雙連郵票。又如《四枚未釘齒孔的香港郵票》,只看題目,便已知這是一篇以集郵為題材的作品。
電影《劉以鬯:1918》中,有一段饒有趣味的紀錄,這位文壇的一代宗師,在家中興致勃勃地介紹自己砌的模型,還有收藏的石灣陶瓷,像一個孩子般,向人家展示自己的心頭好……
紅塵路上 緣生緣滅
猶記得十年前。就在12月1日,我隨着小思老師,還有幾位任教於中大中文系的年輕朋友,在北角「老飯店」,跟劉先生夫婦吃了一頓晚飯,我們還預備了一個蛋糕,為他預祝九十歲生日。那天晚上,劉先生談興甚濃,細說文壇掌故,大家都聊得很開心……我還特意帶來一大堆書,請他簽名。
其中的一本,正是2007年再版的《天堂與地獄》,在「寫在書前」中,他告訴讀者:「《天堂與地獄》是我1948年從滬來港後寫的短篇小說,1951年結集出版。52年赴星馬報界工作五年,57年回港,同年與佩雲結婚,甘苦共渡五十載,未嘗二十四小時分離,適逢獲益重出本集,順便作為我倆金婚紀念。」書中還刊出他們在57年的合照,一對璧人,教人忘不了。難怪每次見到劉先生,夫人總陪伴在他身旁。
劉氏伉儷結婚多年,相伴相依已逾六十載,夫婦兩人,形影不離,仿如神仙眷侶。文學圈中人都說,沒有夫人相助,在背後默默的扶持,劉先生不可能有這麼多作品面世。
世事茫茫難預料。想不到,真想不到,跟劉夫人茶敘不到一個月,在2018年的6月8日,這位文學界的前輩,告別人間,在醫院安詳離世。
走過文壇幾近一世紀,劉以鬯先生為我們帶來「與眾不同」的文學作品,他以小說書寫生命,把自己的時代、自己的記憶、自己的詩意……全留在作品裏。
2018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