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為鑒看文革

1976年9月，「紅太陽」隕落，神州靜悄悄，於無聲處聽驚雷。果然，不過29天後，「四人幫」被捕，其中最重要的成員乃毛澤東的未亡人，「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旗手江青同志」。毛對文革負主要責任是不容辯駁的事實，對毛的批判將引起的震盪無法預測。這尷尬局面在將近5年後，才找到折衷的解決方式。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11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文革定性為「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民間用「浩劫」形容剛過去的動盪。中國在14年抗戰、4年內戰之後迎來不平靜的「和平時期」。共和國成立後的30年，1949至1978年間政治運動不斷，多少人死於無辜，幾代人最好的年華在動盪中蹉跎過去。民眾只渴望過上太平的日子，既往不咎成為共識，驚魂甫定的國人，跟隨鄧小平「摸着石頭過河」。

對文革「後遺症」的處理，限於處罰、關押被認定為需要對文革「打、砸、搶」事件負責者及所謂「三種人」（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對1949 年以來制度和政策的批判，乃至對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實踐的反思，雖然成為官方和民眾中多數人的共識，卻心照不宣。一些模糊的口號表達了當局覺今是而昨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表示：實踐證明，階級鬥爭、不斷革命的理論是錯誤的；毛澤東主導的各個政治運動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乃至犯罪）。30多年來，民間思想言論的空間首度出現。不說只做的策略依然推動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獨立思考能力與創造力的釋放，是中國社會得以進步的根本。

文革是整個民族慘痛而沉重的教訓，不應當看成僅僅是某領導人的錯誤。很可惜，今天的年輕人大多將文革看成一場「走資派」和「造反派」之間的鬥爭，甚至以為是一場民眾狂歡或者百姓動亂。不明白為何中國人集體發神經，長達10年之久。同事、同學分為勢不兩立的兩派，打個你死我活，甚至打死自己的老師，告發自己的父母。本書作者大多為國內外資深的文革研究者，大部分經歷過文革，其中不少以文革研究為畢生志業（作者簡介見書末）。合力寫下這部《中外學者談文革》，旨在記錄文革，引證事例，講述過程，提供佐證，以反省制度、人性以及文化，希望藉歷史的燭光照亮未來。

文革發生的背景

2008至2012年間，胡錦濤總書記三次在黨的重要會議上提出「不折騰」的方針。這句用心良苦的隱喻難倒了新聞發布會翻譯，即席創造一個英文字“bu zheteng”，引發網上的翻譯比賽。經歷過前30年的人，都明白最貼近總書記原意的翻譯是“no political movements”，不搞政治運動。前30年與後30年（希望也是永遠的未來）最大不同在於稱之為毛澤東時代的前30年，是一個運動不斷、折騰不息的社會。本書附有丁抒整理的，從1949到1966年文革發生前中國經歷的主要政治運動簡介：土地改革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朝鮮戰爭和抗美援朝運動、「三反」運動、「五反」運動、農業合作化運動、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和肅清反革命運動、反右運動、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反右傾運動、「四清」運動。每個運動都令一批無辜民眾受難甚至失去生命，同時令民族元氣大傷。

上面列舉的政治運動，還沒有包括許多局部、規模相對不大的運動。這些大大小小的政治風暴，都可視為文革的前期準備。例如1960年代初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運動，將毛的每句話奉為神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等毛主席的教導，乃是文革中紅衞兵高呼的口號，是他們行為的理據。

「階級與階級鬥爭」作為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據此制定的政策統領了中國30年。林達的文章梳理了無產階級專政如何混淆了「罪與非罪」的概念。相當一部分人的公民權利被剝奪，甚至於將他們投入監獄或者槍斃，形成社會上人人自危的氣氛。專政對象不許亂說亂動，普通人也不敢「亂說亂動」。誰是專政的對象呢？這些「賤民」或者說「敵對分子」絕大多數的「罪名」，僅僅因為他們曾經擁有的社會地位，包括通過合法手段擁有土地或資本的富裕階層，或者曾經在國民政府擔任中級以上公務員、軍隊官兵。這些人背負着「地富反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的身份罪。當時中國有6億人，此類「二等公民」有2,000萬人。195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國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時期內剝奪封建地主和官僚資本家的政治權利」。僅1950至1952年，被處決的「四類分子」達70萬人。

此後每一次政治運動補充一批「階級敵人」。1958年反右運動增加了55萬名右派，大多數是單位裏業務出眾者、大學裏善思考的優秀學生。從此階級敵人的統稱變為「地富反壞右」，這些右派分子作為運動對象被打入另冊，甚至受牢獄之災或失去生命。他們的家人由於家庭出身或「社會關係」受牽連，林達稱之為「受迫害核心群體」。對整個民族而言，對精英的摧殘帶來的損失無法估量。

文革中，無產階級專政演變為「群眾專政」，為了自保或政治上進取，不乏人以對這些身份罪者的殘忍來證明自己的革命性。這些「五類分子」或者「四類分子」成為「紅色恐怖」的核心迫害對象，貫穿整個文革沒有改變，他們所承擔的罪名沒有改變，迫害的模式沒有改變，數量則在文革迅速擴大，迫害的嚴酷程度也前所未有。

本書不少章節對文革具體事件的描述，證實了他的論點。毛澤東時代一方面是洗腦、一言堂；另一方面通過政治運動令敢於思索的發言者淪為專政對象。丁東的〈毛澤東時代的青年思想者〉闡述了這一時期言論控制如何逐步升級。幾位蘭州大學被打成右派的畢業生下放到農村後，了解到農民的苦況及成因，有感而發，自辦了兩期油印雜誌《星火》。相關43人全部被捕，判刑25人。1970年，主編及同情他們的縣委副書記被處以死刑。文章列舉了在如此高壓之下，思想者依然湧現。他們的言論如星火燎原，對解除億萬中國人的迷信起到至關緊要的作用。思想的統一、社會的共識，只能建立在對黑白是非的辨別、對歷史與現實真相的認識之上。

文革對文化及經濟的破壞

丁抒的文章描述文革中遍及城鄉的「橫掃一切舊習俗、舊文化」的「破四舊」運動。標誌舊文化的古建築、墳墓、寺廟，包括藏族地區的喇嘛寺被毀。運動不僅掃蕩歷史建築，也進入私人家中，就像法西斯黨衞隊隨意衝進猶太人家洗劫一般，紅衞兵成群結隊闖進被他們貼上各種各樣標籤的人家，翻箱倒櫃，將私人收藏的文物、書籍、古畫，或拿走充公，或當場焚燒，數萬人在「破四舊」中被打死。文章中列舉的那些令人心疼的數字與事實均來自公開出版物，包括上百部地方志。如今人們多已經忘記，1950年代大規模的土改運動中有過範圍更廣、更徹底的抄家運動。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寫到「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裏，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穀。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牀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這樣的行為，被毛澤東讚揚為「好得很」。這篇文章也證明了「捉人戴高帽子遊鄉」早有先例，還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發明。

摧殘文化的另一方面是對科技人員、學者等各種知識人和文化人的貶抑和迫害。丁東的〈文革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分析了1949年以來對知識精英階層的政策。政治運動，尤其是1957年的反右運動都以掃除這個階層的尊嚴，限制他們的思想為目的。文革中作為「臭老九」、「反動學術權威」的知識人及科技人才，和「走資派」一樣受到批鬥。不堪屈辱與折磨而選擇自殺者，以千萬計。1966至1976年，大學關門的10年，科研、文創及各種智力活動，基本停頓。全國人民只能觀看由江青主導的八個文藝劇碼，稱之為樣板戲，可謂中外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現象。

陳意新的文章指出，1950年代初農民分到的土地很快被「合作化」了，農民成了為國家生產糧食的勞動機器。農民被戶口制度釘牢在祖先的那片土地上，連大饑荒時期出去逃荒都被禁止。充滿恐嚇與暴力的「四清」運動是農村文革的前奏。文革時期「農業學大寨」運動，勞動強度空前，令農民苦不堪言。糧食產量下降，為城市提供的徵購任務必須完成，交完公糧後，所剩不足以果腹，大多數農民處於半飢餓狀態。不少人的回憶錄寫到，勞改釋放的農民要求留下，因為勞改隊吃得比家裏飽。階級鬥爭升溫造成某些農村地區的對所謂階級敵人的批鬥和集體屠殺。湖南道縣大屠殺中，受難者包括僅出生10天的嬰兒到78歲的老者。

楊繼繩分析了文革時期的經濟。毛時代將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批判，以解放全人類作為終極目標。而今對文革仍然充滿浪漫想像的人，也許不知道前30年提倡「苦幹、大幹」，勒緊褲腰帶幹革命，反對追求物質生活，「以苦為樂，以苦為榮」（當然不包括領導者本人及特權階層）。文革中許多工廠停工，或半停工，「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只有前半句在作用。所幸農民還在種地，城市居民有基本的口糧賴以生存，到後期，每月供應的糧食也很緊張，大饑荒時期的雜糧摻飯又回到飯桌上。最普通的副食品，糖、肉、豆腐成為奢侈品。農民的勞動強度隨着政治的高壓而增加，半飢半飽是常態。

新書推介

書名：《中外學者談文革》

作者：熊景明、宋永毅、余國良

出版社：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年6月

作者簡介

熊景明，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民間歷史」項目負責人。1988至2007年任該中心助理主任。著有《家在雲之南：憶雙親，記往事》以及多篇人物記述及書評，編著《進入21世紀的中國農村》；《中外名學者論21世紀初的中國》；《史家高華》（合編）。曾獲美國Scone Foundation歷史檔案專業年度人物獎（Archivist of the Year, 2017）。

宋永毅，文革研究學者，當代中國史史料專家，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圖書館員。主要著作有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合著）；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合著）；《新編紅衞兵資料（各省市）》；《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主編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四種大型數據庫。曾獲美國21世紀國家圖書館員獎（21st Century Librarian National Award）和美國圖書館協會的勇氣獎（Paul Howard Award for Courage）等多個獎項。

余國良，歷史學博士。曾任《二十一世紀》主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助理所長，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副所長。研究興趣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當代德國哲學。著有《海德格基礎存有學的認識論意涵》、《五四知識群體的革命論述》；編有《90年代的「後學」論爭》、《全球關係中的中國處境》、《上海：城市、社會與文化》、《概念史：理論與實踐》。

以史為鑒看文革三之一

本系列文章：

文革的亂象背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