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入迷的荷李活道

對不少非本地人而言，香港很多街道的中文名稱可謂千奇百怪，有些由洋人名字或外文翻譯過來的，尤其發人深思、引人入勝，就算是本地人相信亦對其了解不多，所知有限。在云云街道中，荷李活道（Hollywood Road）便是其中之一。英國軍隊於1841年1月侵佔香港島，在水坑口登陸不久，便開始修築幹線道路，大有中國民間俗語的「路通財通」意味，荷李活道則成為其中一條香港開埠後隨即修築的重要道路。

香港歷史懸案

相對於同樣屬開埠初期修築的道路，如皇后大道、德輔道、羅便臣道、般咸道，甚至是堅道、亞厘畢道等容易讓人知悉到底是為了紀念何人的街道名字，荷李活道的名稱，顯然帶有不少神秘色彩。不但對於所欲紀念者到底是何許人所知不多，就連以此命名所欲何事亦知之有限。坊間更不乏按字面推斷之說，甚至指是因當年該處生長了不少冬青樹（Holly）之故。

對此，香港歷史博物館前總館長丁新豹博士曾指出，「荷李活」的名字，應是為了紀念第二任港督戴維斯（John F. Davis）。因他的封邑在「荷李活」，銜頭則為Davis Baronets, of Hollywood。這一說法無疑更接近事實，符合情理，但為什麼他不像其他港督或官員般「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採用本名為街道命名呢？坊間顯然再沒解釋。

資料顯示，漢學根底深厚的戴維斯在擔任港督期間，社會治安惡劣、經濟貿易陷於低谷，政府財政緊拙。為此，他任內先後以提升地稅、專利稅、財產稅等不同方法增加庫房收入，惟這樣卻被指是針對有錢一群，令當時的英商十分不滿，覺得他領導無方，批評甚烈。戴維斯則認為商人財大氣粗、貪得無厭，並對他們的不滿和抗議視若無睹，政商關係自然惡劣，甚至勢成水火。在這種背景下，要將當時一條僅次於皇后大道的主幹線道路，直接以戴維斯的名字命名，以茲紀念，或者會令那些掌握當時香港經濟與財政命脈、又可進言直達倫敦政府的英商們更為反感，因而作出阻撓或者破壞。以封邑命名，而非戴維斯之名，看來應是各方各讓一步的「折衷式」安排。到底真實情況是否如此？相信沒人可以提出確實答案，所以很可能成為一則「歷史懸案」。

帶有謎般色彩的荷李活道

這樣一條連名字也充滿疑竇的街道，所揭示或折射的，不只有香港開埠初期的社經狀況和政商關係糾纏，還有香港日後的城市發展、經濟騰飛、社會變遷和文化多元等內涵，因為荷李活道沿香港島北海岸線由東向西延伸，東端是港英政府的管治核心，西端是華人聚集的民間社會，中間有無數各式各樣不同種類的大小店舖，以及不同族群、信仰與社會背景的大小民居，彼此在明在暗間相信曾經發生微妙而奇特的交往互動。無論是店舖或民居，哪怕空間不大，生活條件未必如今天般豐厚優裕，卻可和諧相處，譜寫了史詩式的社區發展歷史，同時亦推動了香港經貿商業和社會的不斷發展，成為以華洋雜處聞名的香港一大特色。

對於這條讓人入迷的街道，儘管過去曾有不少介紹和探索，卻仍未得圓滿，因為總是側重社會制度或建築物構造那些冰冷事物之上。有鑑於此，在黃紹倫教授帶領下，我們的研究團隊在完成一個階段性、有關華人家族企業發展的研究與公開講座後，在2017年作出新嘗試，以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嶺南大學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嶺南大學中國經濟研究部和香港歷史博物館聯合舉辦的模式，於該年12月連續三個周末的下午，舉行三場公開講座，集中探索香港島由中環伸延到上環的那條帶有謎般色彩的荷李活道。主題或視角則是那些曾在荷李活道上留下足跡，身處不同時代、階層、種族或性別的大小人物，目的是藉着他們的傳奇故事與經歷，訴說香港社會的起落興替，從而折射中華大地、亞洲，乃至全世界的彼此相連和巨大社會變遷。

令人驚喜的是，這次新嘗試獲得了極好的反應，不但三場演講均座無虛席，其中一場更要另闢課室，以視像「直播」的方式招待向隅的民眾，各方面的好評與稱頌紛至沓來，可見市民對於身邊社區的人物故事與變遷興趣甚為濃厚，亦說明以人物故事為切入點的歷史與文化分析，更加有血有肉和更有吸引力，所以值得日後作更多推廣。

講座分享輯錄成書

一如過往，為了讓更多民眾可以了解我們的研究成果，知悉香港歷史、社會和文化的發展進程與特質，我們將講座中發表的文章輯錄成書，與更多有興趣了解當中各個故事的讀者們分享。《荷李活道：尋覓往日風華》共收錄了九篇文章，藉不同人物或群體的故事，訴說他們和荷李活道，乃至於香港社會的淵源和關係。

黃文江博士撰寫的〈理雅各與荷李活道社區〉，對活躍於香港殖民地奠基發展時期的理雅各，一一描繪出他在荷李活道上的貢獻，認為他帶動了香港的文化和社會發展，聯繫了中國與世界的交流，影響深遠。黃博士更認為，從宗教研究的角度而言，理雅各和荷李活道社區的故事，是個人信仰的社區見證、宗教傳播與社會發展的互動關係。從社會學的視角而言，理雅各和荷李活道社區的故事是社會領袖與社區的動態關係。從歷史學的視角而言，黃博士更認為理雅各和荷李活道社區的故事，是了解近代史上中外文化交流與互動的縮影和重要線索，文中對理雅各作了高度評價。

在許楨博士撰寫的〈皇仁書院畢業生黃作梅與香港抗戰〉中，他娓娓道來黃作梅這位曾就學於「荷李活道―鴨巴甸街」時期皇仁書院舊生的一生。許博士認為，皇仁書院是一所特別且人才輩出的中學，和眾多參與自清末以降歷次革命的皇仁書院先輩一樣，黃作梅也由此走上內地與香港的政治舞台。在短促而又豐富的39年當中，黃氏的生與死，貫穿了從戰爭到和平，以及中國並不平凡的現代化歷程。從戰時到戰後、從戰場到商場，香港始終是中國與世界及英美的超級聯繫人；七十多年前，黃作梅和港九大隊所領導的情報和救援行動，跨越了膚色和政治信仰界限，成為國際人道主義合作重要的一環，是值得港人銘記的和平功臣。

黃紹倫教授撰寫的〈英商、印商抑或巴斯商人：塔塔集團在荷李活道的早期足跡〉中，介紹了創立於1868年、至今已有150年歷史的塔塔集團；但較少為人所知的，是它在創立初期的50年間和香港有着頗密切的關係。塔塔集團今日揚名世界，但它的早期經歷，卻在香港的集體記憶中隱沒無聞。不過，塔塔集團早期事跡在香港記憶中淡出，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狀況；在香港淪陷之前，塔塔集團在香港是享負盛名的。在這篇論文中，黃教授重新把塔塔集團在香港的發展歷史呈現出來。至於塔塔集團之後何故在港日漸隱沉，文中更以引人入勝的筆法讓讀者深入了解，值得細閱。

第四篇為李建深博士撰寫的〈荷李活道與文物交易〉。此文以結合近、現代中國和香港發展史的角度，對中國內地文物的流出與香港當時的角色，做了一次極為仔細的分析。李博士認為，研究荷李活道的交易史，可以讓我們更好地了解20世紀中後期中國藝術品的集散過程、歐美日等地收藏中國藝術品的過程、世界著名收藏家和收藏機構的發展歷史。這對於研究中國藝術品的收藏歷史，乃至全世界的收藏史，都有着重大的貢獻；而收藏史則是全球政治、經濟、軍事的風向標，對揭示全球治亂、財富流向的歷史，有莫大關聯。文中對過去曾在荷李活道出現過的不同文物，作出細緻分類和分析，值得入門者深入了解。

閻靖靖博士撰寫的〈紅塵裏的遠親近鄰：《華僑日報》與岑氏父子的一個世紀〉中，點出了荷李活道一個影響香港以至中國報業非常深遠的數據：《明報周刊》曾做過統計，自1850年以降，先後有數以百計的報館坐落於荷李活道。在這許多報館當中，閻博士選取《華僑日報》作為代表──它創刊於1925年、停刊於1995年，橫跨70載歲月，並且是本地第一份每日出版的日報，在日據時期亦持續印行，綿長而連續地記載了香港社會的變遷，是一份陪伴香港由亂到治、從衰轉盛的報章。該文回顧岑氏父子與《華僑日報》在這一個世紀的榮辱浮沉，梳理那些起落所依附的時事脈絡，並由此透視香港在鄰近幾個政權與華人社會之間的種種政治拉扯與親疏關係。該文尤其值得未了解香港紙媒發展重要性的年青朋友認真閱讀，補回香港報紙以至文化出版界發展史這重要一課。

孫文彬博士撰寫的〈域多利監獄中的胡志明案：背後的較量〉中，通過對不同史料的綜合分析，對1930年代初越南共產黨領袖胡志明曾兩度在香港遭捕，並曾遭囚禁於荷李活道10號「中區警署建築群」中域多利監獄的遭遇，與讀者一起回憶。孫博士認為，胡志明是聞名歐亞的革命者、共產國際在亞洲的關鍵人物，同時還是堅定的反對殖民統治的愛國者。這樣一個穿梭於東南亞傳播愛國思想、鼓動革命、謀劃推翻殖民統治的人，是英法殖民政府都嚴加防範和痛恨的人物。那麼，他在香港是如何被捕、又如何能虎口脫險呢？到底是哪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他逃過這一劫難？本文藉着回顧胡志明在港被捕、入獄、上庭及脫險的過程，把整個故事放入歷史脈絡之中，並嘗試從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較量的思路作出梳理。

莊玉惜博士撰寫的〈以經濟角度管理公共衛生：造就「公廁大王」點糞成金〉中，以糞為題，別出心裁且相當系統地指出能夠帶來巨大利潤的糞廁，成就了殖民地的主要公廁制度；官商在糞便收益上分享着共同利益，作為一門生意，衛生顯然為次要，但畢竟亦為當區衛生提供了基本保障。在利潤驅使下，公廁不一定為公眾利益而設，而是充作糞便收集站，更是有利可圖，及為殖民政府解決了公共衛生問題，節省了不少公帑和土地。一言以蔽之，商業公廁盛行實為多種條件組合而成：

（1）歐洲人尤其是軍人在疫症中死亡比率偏高，觸發英國政府對疾病傳染的恐懼；

（2）適逢順德與國際絲綢市場接軌，對優質糞便有所需求，為過剩的香港糞便提供出路，亦激發港商經營商業公廁；

（3）蓬勃的地產市場，令公廁租金上揚，吸引地產商或地主大舉進入商業公廁市場，各取所需。就在這些不同條件組合下，商業公廁大行其道，營辦者和地主均從中獲利，甚而致富。以經濟角度管理公廁，大大複雜化了官商在城市公共衛生管治上的角色，但同時亦讓一大批在糞便堆中謀生的商人富起來。所以說行行可以出狀元，不是沒有可能。

由鄭宏泰博士、鄭心翹小姐合寫的〈暴發速亡的盧亞貴與文武廟〉中，書寫了一位從致富到敗亡步伐急速，且充滿神秘色彩的「時代人物」──盧亞貴，因他牽頭創立了文武廟，在當時亦被視為社會領袖，主持了不少公眾會議。文武廟既見證不少人──如盧亞貴──在香港社會的暴發速亡，亦見證無數家族在香港書寫傳奇，更見證了殖民地政府管治哲學與施政理念的特質和變遷。盧亞貴是一位極具爭議性的人物，因他曾被滿清政府指為漢奸，又認為他當過海盜，但卻成為香港開埠初期「居於華人社會與殖民地統治者之間最有權力的中間人」。文武廟的興建，看來應是用來塑造盧亞貴在華人社會中的領袖角色與形象，為政治吸納製造理由。然而，文武廟的興建卻無助盧亞貴「洗底」（即以捐獻方式清洗過去的不良公眾形象），究竟盧亞貴的爭議和傳奇之處為何？值得我們深入閱讀了解。

本書的最後一篇，鄭宏泰博士撰寫的〈青樓妓院：遊走於燈紅酒綠的何娣顏〉中，回顧了在港英時期香港的娼妓行業歷史。鄭博士認為，娼妓行業曾在這個前英國殖民地合法經營了接近一個世紀，雖然因此而衍生出不少問題，卻同時為這個缺乏天然資源的城市注入經濟活力、創造財富，以及讓當時人口結構嚴重失衡的社會解決了不少問題。與此同時，其發展歷程又記錄了無數婦女走過辛酸苦澀但又充滿傳奇的道路。此外，娼妓業亦有不少鮮為人知的社會生活和社會關係。該文利用各種檔案資料和紀錄，就行業帶來的利弊與時代背景作了深入的探討和分析。

《荷李活道：尋覓往日風華》一書，正是帶着讀者遊走於從香港開埠起不同時代的荷李活道，透過引人入勝的人物及故事，窺探香港社會不同階層精英的歷史，在字裏行間尋找昔日東方之珠的神秘幽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