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後人類的歷史將如何發展？

撰文：胡佛（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我們又應如何理解中國如此震驚世界的發展呢？朱院士特別重視知識探究的態度，並提出發人深省的看法，也就是對中國的觀察，決不可先陷在過去所熟習的歷史知識與價值的框架中，因過去認知與觀念的基礎，充滿着以西方為中心的謬誤與偏差。如不能調整先入為主的思維架構，就很易作選擇性的評析，從而根本無法獲致客觀、公允及全面的理解。上述朱院士所強調的，真是誠哉斯言！試看許多斷言中國所進行的現代化改革，必然會在某種短期內崩解等等的言論，徒增歷史的笑料而已。

中國所造成翻天覆地的巨變，本質上，確實也不是輕易地能從表層可以看得透徹的。朱院士在他的大歷史觀的視野下，對各種成因，作嚴謹而客觀地解析，因而能一面縱觀世變，一面直指底藴，使得所謂的「社會主義的中國模式」真實而鮮明地呈現出來。他在這方面的解析，無論在學術上及對世局的理解上，皆具非凡的貢獻。長期以來，我對中國的快速發展，也有許多關切與思辨，但朱院士的許多突出之見，真是見人之所未見，言人之所未言，令我感觸良深。現略舉數端，以見一斑。

其一，中國從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間，實施社會主義的革命，一般皆認為既付出極為高昂的社會代價，且浪費時間，造成歷史上的「黑暗時期」。但從另一方面看，朱院士則強調：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建立了非常強大的國家意識，而能在民族復興的大旗幟下，凝聚社會的意志力於最優先發展的目標上。然後國家即進而發揮最大的動員力及執行力，將全國重要的土地資源及工業資產全部轉為國有化或集體化，構成改革開放發展目標的最龐大的政治及社會資本。這種社會主義所構成的歷史發展條件，當然是其他國家所難以想像與複製的。

其二，朱院士認為中國所實施的「社會主義民主」是另有思維，別具建制的。中國傳統的政治觀念一向重視「民為邦本」的「民本主義」，而在這一觀念的基礎上，力求「民享」。至於「民享」的內涵及施政，則採行「菁英主義」，亦即在民眾整體福祉的考量下，運用科舉制度，選賢與能，並集中國力，進行菁英治理。這種體制當然反對社會階層的撕裂與對抗，以及代表個別利益的政黨惡鬥。

朱院士進而指出中國所強調的社會主義，就是以民眾整體利益作為「邦本」的進一步構思，而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實質上仍是一種菁英治理。不過，一黨專政下的菁英治理，在體制上，則又融入若干現代民主與制衡的設計：如領導階層的任期制、獨立的紀檢及問責制，以及黨內與從政幹部的培育、選拔、黜退，以及民意評鑑制等。這些制度一面可避免獨裁與濫權，一面則能發揮菁英的專業能力，以提昇施政的效能，達到「民享」的主要目的。換句話說，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特別着重「民享」，而不採取有礙「民享」的選舉民主或民粹導向的「民治」。中國所發展的這種體制當然為久受西方霸權的欺壓，而亟謀振興的落後國家，提供另一種發展的參考模式。

西方一向所倡導的自由民主理念，主要建立在個人理性的基礎上，並依據公民主權及消費者主權的原則，而達到保障多數人權益及滿足多數人需求的目的。這一理念當然為朱院士所熟知，但在他檢視西方主要民主國家，特別是美國，實際上的政治運作後，發現在資本主義的操控下，一般民眾常處在資訊、知識、權力極不對稱及甚欠平等的地位，既難作獨立與自主的理性抉擇，也無法達到謀取自身權益與需求的目的，終於形成朱院士所痛惜的「變形市場」與「變形民主」。再進一步看，作為西方自由人權基礎的個人主義，也不能是絕對放縱的。如任何個人或社群主張「祇要喜歡，就可以做。」這必定妨礙到其他個人或社群的自由人權。美國新自由主義的絕對開放的觀念，也在某種程度上催生絕對放縱的「變形自由」，或可稱之為「新個人主義」，而加重「變形市場」與「變形民主」所造成的社會失序與衝突。

其三，中國的崛起是為了爭霸嗎？稍看近300年來的歷史，即知主要的西方國家，皆是為了自利，不惜運用各種強制的手段，包括武力，掠奪非西方落後地區的資源，而爭取世界霸權及掌控所謂的世界秩序，美國竟常自詡為「世界的警察」。朱院士則明確地指稱，這種西方中心的霸權觀，從來不為中國所認可。中國的領導階層也曾來不主張稱霸，且公開拒絕美國所推銷的「中美共治」，也就是「兩國集團」（G2）的倡議。中國明白地強調不結盟及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近年來，中國陸續提出有關上海合作組織、亞太地區、金磚五國，以及一路一帶等等經濟共同開發案。這些方案實際皆是超越西方中心的霸權觀，並繞避所主控的世界秩序，而重建和平、對等及互利的世界新秩序。這原符合中國傳統和衷共濟的「天下觀」的精神，卻也正標示着「非西方世界崛起」的歷史巨變。

其四，朱院士極為關懷台灣的情勢與發展。他頗為困惑及憂慮，台灣的輿論界對中國崛起所引發歷史上翻天覆地的大反轉，竟很少關注。他提醒：東亞經濟共同體的貿易及政治活動正蓄勢待發，而領導機制則已轉換軌道到中國。如台灣不能做好知識上的準備，會在世局轉變的關頭，不知所措，進退失據。他於是呼籲：「台灣要腦袋急轉彎」。但台灣的腦袋會看清歷史波濤的流向而轉彎嗎？恐怕事實上並不易做到。試看：為了反對兩岸所簽訂的服貿協議，少數反對黨的立委不斷霸佔立院的主席台，學運的學生與社運人士則攻佔立法院與行政院，而多數的執政黨，竟毫無有效的對策。

美國的「變形民主」至少還能維持代議制的形式規範：尊重討論與表决，而台灣常引以為傲的自由民主政治，卻一面誤認「放縱」為自由，一面又曲解民粹為民主。這些皆使得國家機構的正常功能，幾乎無法運作。朱院士對台灣的民主發展，曾深入地加以檢視，他察覺到，在80年代對抗國民黨威權統治及推動民主轉型的「自由主義」論述，逐漸為主張台灣民族獨立建國的「國族主義」訴求所取代。自由主義反淪為達到台灣建國過程中，用來推翻國民黨威權統治的一種工具，並未被嚴肅地看成所謂的「終極價值」。我常言，台灣的選舉，在相當程度上，是在選一個國家，而不是選民主體制內的政府機構。

由此可知，主張一個中國的國民黨與贊成獨立建國的民進黨，在政治基本結構的「國族認同」上，尚存有差異與衝突。這種差異與衝突必然會撕裂國家結構的凝聚及扭曲自由、民主的目的價值與規範。在反對人士，包括若干具特定立場的媒體，所煽動的強烈仇中的情結下，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又如何能正確地掌握輿情，並有效地因應世變呢？朱院士在為「台灣民主」把脈後，鄭重呼籲「國家建設」比「民主建設」更重要，否則會導致整個政治的癱瘓。我想朱院士在這方面能說的也只能盡於此了。

在歷史的大浪潮激盪出四個大反轉的巨變後，今後人類的歷史又將如何發展呢？朱院士的看法是：一方面全球秩序可能進入一個較長的崩解與重組時期，而在這一時期中，難免會產生某種程度的混亂與失序；另一面可能迎來一個無論在經濟、文化、宗教、族群等方面，皆更能符合對等、互惠，多元、尊重以及公正、發展等原則的新世界，也就是更能建構一個體現「休戚與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新秩序。我個人則對這一全球新秩序，較持樂觀的期待。中國近年來與前述有關國家所進行的各種經濟發展及文化交流等合作規劃，大多皆能符合及體現上述的原則與理念，而受到這些國家的歡迎。

去年10月24日，在東協極具聲望的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迪（Datuk Seri Mahathir bin Mohamad）於香港的一場演講中（見鄭海麟：〈馬哈迪評介美國戰略觀〉，《中國時報》，2014/11/29），特別強調，中馬有過上千年的貿易交往，都是在友好和平過程中進行的，中國從來沒有佔據或殖民馬來西亞的意識。兩國在經濟、文化交流中建立起友好睦鄰關係，中國與東盟各國的關係也大致如此。但西方殖民主義則與中國完全不同。幾百年前西班牙人拿着手槍來到麻六甲，登陸兩星期後，就把麻六甲當着自己的殖民地給佔領了。他對美國的「重返亞太」頗有微詞，覺得不能不「小心應對」。由馬哈迪講詞中應可看到中國在「和衷共濟」的理念下，所推展的「非西方世界崛起」的世界新秩序，會在東方隨着太陽和煦的晨曦逐漸升起，光照大地。我忽憶起宋代名臣宋祁的詞句：「東城漸覺風光好，縠皺波紋迎客棹。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木蘭花》詞上闕）。但望東來的春意能為世界新秩序的人類生活，帶來盎然的生氣與不盡的繁盛。

我與朱院士切磋問學，相知相惜逾數十年。他的博學、深思，以及睿智的識見與高尚的情懷，我常嘆為當今難得。現細讀他對「石破天驚」的歷史巨變的完整論著，讓我不禁深為感佩：一樣是「石破天驚」的他的若干獨特之見。這真是難遇的知識機緣，可稱一生中的幸事與樂事。想關心歷史變局的世人，在通解之後，定會與我同感罷！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