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6月到今己是半年了，香港的動亂還沒有稍為緩和的跡象，背後的原因很多，眾說紛紜，傳言也很多，但每看到新聞報告中的暴力行為，總會問一句：「到底他們要的是什麼？」見到的只是到處的破壞，肆意的縱火，與執法者不住的挑釁，游擊式的出現，搗亂一番便迅速離開，他們沒有明顯的領頭人，但卻隨傳隨到，專業性的破壞。是寵壞了的長大了的孩子，這些「孩子」除了由「家長」寵壞，也從社會及朋輩中培養了反叛的性格，總要跟規管他們人或條例對着幹。他們是如何成長的？
參與暴力的人士，不知有多少是大學生，為何今天香港有些大學生會成為暴力的追隨者，為何他們不循合法的途徑去宣洩他們的不滿？有些甚麼情況讓他們不滿，為何總是以他人不能接受的橫蠻行徑、歇斯底里地糾纏、不達目標便不休不止？
課堂規則的轉變
從現今大學的課堂開始看，不知從那一年開始，大學生上課不用計算出席率，上課也好，不上課也好，只要完成講者要求或說是大學課程要求的作業/考試，學生便算過了關。當中作業不及合格標準，當然可以要求時間增潤補充，也可找人幫忙，以期達到過關要求。考試不合格的，可查卷、可質疑批改者的偏頗，學生總是在個人利益上做工夫，對自己是否能從學習中得到什麼，從來沒有關注。
在大學講課的，都應該是課程的專家或半專家，講師不一定是教學專家，也許從未受過教學策略的訓練。講者在教學時多是從自己的觀點及角度講授自己的專長，講學是否能顧及學生的能力及需要在大學來說不是重點。但學員從小是受保護的寵兒，上課時要有印備的筆記，參考書最好是把重點圈出，與考試無關的不要教，課堂要有足夠的吸引力，要繳交的作業愈少愈好，最重要的是一門必然合格的課。每項課程，學員在課程結束時都會對講師作出課程教學的評核，講師若得不到學員的歡心，評核表格的得分便總是「極不滿意」，講師的周年評核便要向系主任「解話」，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下一學期的課能否可以開，也是一個疑問。學員會知道那位講師的課不容易過關，他們選課的時候便會避開有關課程，沒有人選的課也開不成，新當講師的，合約會否繼續，便構成一定的問題。在學生評核教師的機制下，講師的教學便受制於學員的喜好，教學素質便會有一定的限制，課程的功能也有一定程度的限制和影響，這或許是香港從來少傑出的科學家、藝術家和音樂家的主要原因。
回到大學的根本
教育的本質是「傳道、授業、解惑」，易經蒙卦有啟蒙之義，卦象說：「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作為學生的應該向老師求學問，不是老師求學生，現時的制度卻是老師求學生，連大學校長的委任，也要學生首肯才能上任。今天更是對校長的謾罵、哭求、叫囂、污衊，最終是要校長妥協，依循他們的「訴求」。引用雷鼎鳴先生17年9月26日的一段文字：
「蔣夢麟所寫的《西潮》一書中，便記錄了學生運動衰敗或學生鬧事的現象。此書第16章說︰『學生們在五四勝利之後，果然為成功之酒陶醉了。』學校裏的學生竟要奪取學校當局聘請或解聘教員的權力，若所求不遂便會鬧事，教員考試嚴格的，學生便馬上罷課反對他們，總之他們向學校予取予求，從來不考慮自己對學校的義務，『他們沉醉於權力，自私到極點』，一提到校規，便咬牙切齒，準備揍人！」
這正是香港今天的情況，哈佛大學傅思德（Catharine Drew Gilpin Faust）校長2008年在北大演講時曾說：「真理的發現和真理的傳授必須相互為用。」蔡元培校長在上世紀20年代曾說：「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現在一般社會也都知道政治問題的重要，到了必要的時候，他們會對付的，不必要學生獨擔其任。現在學生方面最要緊的是專心研究學問。」19年3月，哈佛大學校長白樂瑞（Lawrence S. Bacow）參訪北京大學時說：「當意見衝突發生時，我們就不得不自問：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社區？而正是這個問題維繫並強化着我們的集體，讓我們對真理的追求更加深刻。」
維吾爾族詩人阿布都熱依木吾提庫爾的詩如是說：
「漫漫人生路上，我尋覓真理，嚮往正義的途中，我苦思冥想。
我時時刻刻祈望着傾訴的機會，用哪些充滿意義和魅力的詞語。
來吧，我的朋友們，讓我們暢所欲言，各抒胸臆。」
我只希望一個大前題：包容！
丁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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