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話題看似靜態,但實際上這種靜態卻影響到今天的動態,包括中美冷戰和正在發展的超限戰。其實,關鍵是如何判斷形勢和製定策略。
話說香港在1997年回歸的時候,美國和英國心知它們將會失去在香港的優勢,既無政權,也無行政權;既無軍權,也無治安權。所以,它們透過不同的途徑,向當時的中國領導層表示,美英兩國在九七之後的目標是保持它們本國的企業九七後在香港的經濟利益,而不會介入香港的內部事務,包括政治和政制發展。
那時候,美英兩國還通過外交層面的溝通(當然不是正式文字的協議,但外交活動中也有摸底和交底的模式),向中國作出上述表示。鄧小平等領導層的反應是,姑妄言之,姑妄聽之,以觀後效。不過,當時中國甚有信心,認為美英兩國在香港確實沒有政權和專政機器,怎樣影響香港施政?只要中國管得好,那怕外國破壞?後來朱鎔基也是抱這種態度,從他的公開講話可以看到。
但是,美國和英國基於它們的政治需要,留在一條尾巴,表示基於普世價值,它們將會就一些問題發聲。但它們強調,它們只是表態,頂多只是一種干擾性的語言(它們用的字眼是Disturbance),而不會是實際行動的干預(Interfere)。這也是英國撤離殖民地時的慣用手法。
當時的中國官員(包括港澳工作的領導層)也知道美英的這些態度,鄧小平對此十分蔑視,滿懷信心認為外國搞不亂香港。他的名句「中國共產黨是罵不倒的」、「香港人只需愛國而毋須愛黨」,也涉及上述背景。
已不是干擾而是干預
到了近年,中國認為美國「已不是干擾而是干預」,於是出現慣性的反應——防外首先必須防內;加上高層認為香港和內地也出現各種「不穩定因素」,防範之心就變成防範的行動,還要借外打內。港版《國安法》就是在這種環境和心態之下出台的。
所以,關鍵是首先如何判斷外國的行動是「干擾」還是「干預」?其次是能不能拿出比對手高明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對自己有沒有信心?怎樣建立自己的信心?靠高壓?靠強權?靠控制經濟?還是靠爭取主流民意?凝聚民心?忽略了這些值得深思的問題,只會變成捨本逐末,自我破壞了。
原刊於《am730》,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