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大、普大——我的博士之路

 

1968年春季，我完成了印大的碩士學位。同年8月在阪倉和鍋島兩位教授的指引下，負笈日本京都（Kyoto）大學，成為教養部日本語言學及日本文學的研修生。京大學術風氣甚濃，圖書及其他設備甚佳。因為阪倉先生的特殊照顧，我可以同時選修大學部和研究院的課程。我對日本古詩選集《萬葉集》和古代戲劇「能（Noh）」尤感興趣。故此，1969年夏天當唐君毅老師訪問京都時，我能夠充當導遊，陪他到園山公園看露天的「納涼能」演出，並用漢語給唐師講解劇情。雖然仲夏公園蚊蟲肆虐，唐師和我被釘了好幾十次，但我倆連續觀看數小時而不倦。在阪倉先生的鼓勵和指導下，我開始翻譯日本著名語言學家金田一春彥先生的通俗著作《日本語與日本文化》等書文， 並撰寫《日本文學概論》一書，最初幾篇投交香港《明報月刊》、《晨風月刊》等期刊發表（註1）。

 

我在京大不但選修有關日本文學和歷史的課程，還有機會認識幾位著名的漢學家。那時候，中國文學方面的吉川幸次郎教授和小川環樹教授還未退休，我有時去旁聽他們的課，有時去他們的研究室請教問題，都幸獲熱誠接待（註2）。此外，我經常請益問難的還有中國史學家島田虔次教授和平崗武夫教授（註3）。他們兩位都在京大的人文科學研究所任教，因此之故我經常去該研究所旁聽學術研討會，並利用該所的圖書館。

 

在1960年代，中國大陸在還未改革開放，京大成為西方國家漢學家和研究生的進修和研究中心之一。 在那裏我遇見紐約城市大學的宋史學者 Conrad Schirokauer 教授、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唐史教授 Richard W. L. Guisso 教授、哈佛大學中國歷史博士生 Peter Golas、普林斯頓大學中國歷史博士生 John D. Langlois 等人，不斷與他們交流。京大也成為香港青年學者進修的寶地，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中文系的黃君實（後來成為中國書畫鑒定家、書法名家）、新亞研究所的楊啟樵（京大文學博士、日本幾家大學的史學教授）、新亞中文系的張世彬（《中國音樂史論述稿》等書著者）、謝正光（耶魯大學史學博士、美國古蘭陵學院史學教授）、楊鍾基（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等，都先後負笈京大，都對我的進德修業幫助甚大。

 

我曾打算在京大日本文學系攻讀博士學位，可惜好景不常，受到中國文革和法國學生運動的影響，日本也鬧學園紛爭，學生要求改革大學體制，爭取權益，京大也不例外。極左的學生佔據行政大樓和大部分教學樓，軟禁一些重要的教授，包括阪倉先生，正常授課時斷時續，校園到處見到「造反有理」等文革標語。從1969年秋季起，京大幾乎全校停頓。眼見事態並無好轉，1970年春季阪倉先生不想耽誤我的學業，勸我暫時離開日本，再赴美國深造。於是我開始申請哈佛和普林斯頓，打算秋季入學，改為攻讀日本史學博士學位。

 

 

在京大兩年，雖然在日語和日本文學方面有一定的進步，也對日本社會和文化底蘊加深了解，可是由於沒有系統地學習日本歷史，對於一些文學問題的認知感到不踏實，因此我決定在博士階段攻讀日本歷史。1970年4月，哈佛和普大都給我發錄取通知，而且給與很慷慨的獎學金，由於普大的 Marius Jansen 教授（哈佛博士）以研究日本思想史和中日關係著稱（他的博士論文研究孫中山與日本人的關係），與我的研究方向接近，而哈佛當時沒有適當的指導老師，所以我接受Jansen 教授的建議，選擇了普大。

 

 

1970年8月，我去普林斯頓（Princeton）大學攻讀歷史博士學位。果然，普大名不虛傳，學術風氣鼎盛，經常有學術講座或研討會，歡迎學生自由參加，因此我們經常可以與來自世界各地的著名學者接近，聆聽他們的學術報告。普大的訪問教授特多，記憶所及，來自英國劍橋的 Denis Twitchett 教授和波士頓哈佛的楊聯昇教授，與普大劉子健教授和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教授合開有關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專題研究班，我都選了。我的導師 Jansen 教授請來好幾位著名日本學者，例如日本民眾思想史專家色川大吉（東京經濟大學教授）、中日關係史學者衛藤瀋吉（東京大學教授、後為亞細亞大學校長）、日本教育學家永井道雄（後任日本文部大臣）等等，都與 Jansen 教授合開專題研究班，我也選修了。有些訪問學者不用英語授課，研究班就得全程日語對白。色川先生的指定參考書更是清一色日文版，他甚至要求我們用日語寫讀書報告，使日語不佳的同學苦不堪言。難怪和我一起入學的11位同學，連我在內只有3人順利在普大完成博士學位。

 

註1：例如，我翻譯的金田一春彥著〈漢語與日語〉，《明報月刊》第42期（香港：1969年6月）；金田一春彥著〈日本語與日本文化〉，《香港留日學友會會刊》第4期（東京：1969年10月）；及譚汝謙著〈日本文學欣賞：「萬葉集」〉，《晨風月刊》第2-4期（香港：1969年12月至1970年2月）。

 

註2：吉川和小川兩位老師對我的照顧關懷，我一直沒有忘記。1980年初，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考慮繼錢穆老師和英國李約瑟先生之後第三屆主講人時，我建議敦請年紀較長的吉川先生，以後則敦請小川先生，獲金耀基院長和其他同事所支持。不幸吉川先生在1980年四月初因病逝世。為表哀思，我們決定該講座停辦一年。1981年10月，我們誠聘小川先生來校主持第三屆講座，獲學界一致好評，成為中日文化交流一大盛事。由於小川先生學術著作尚未有中文翻譯，所以我約同小川先生兩位香港高足陳志誠和梁國豪，共同選譯小川先生有關中國古典詩歌的論文16篇，由我出任主編，結集成《論中國詩》一書，列入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叢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年）。

 

註3：由於島田先生的介紹，我認識東京早稻田大學的實藤惠秀教授等學者，使我加深對中日文化關係歷史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