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及其現代意義

（編按：國史教育中心與新亞研究所、新亞中學5月4日合辦五四運動百周年紀念講座，新亞研究所教務長、著名歷史學家周佳榮教授主持，饒宗頤文化館名譽館長陳萬雄博士、香港浸會大學講師范永聰博士及澳門大學講師羅樂然博士出席並發表演講。本社徵得周佳榮教授同意，發表他所撰的〈五四精神及其現代意義〉，以饗讀者，小題為本社所加。）

1919年5月4日爆發的五四運動，轉瞬到了2019年就100年了。近幾十年來，在中國人社會，每年尤其是每隔五年或十年，5月間總有大小不一的紀念活動，可以肯定地說，五四運動一直影響着中國，牽引着中國人，五四的課題其實也就是現代中國人的課題。

然而，五四的課題是什麼？五四的精神是什麼？五四的歷史意義以至它的現代意義又是什麼？我們可以很簡單地說出來，也可以把這些問題弄得很複雜。當年經歷過五四運動的人，或者經歷過五四時代旳人，每每都有自己的一套講法，其後的人們也為五四賦予很多不同竹旳定義，為了釐清相關問題，我們有必要返回五四運動的原點。

大戰勝利權益喪 中國人憤怒了

眾所周知，五四運動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各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並以此為導火線而引發的。中國因為曾經向德國宣戰，是戰勝國之一，但日本則堅稱，德國此前在山東獲得的全部權益應由日本繼承，並提出中國政府曾經表示「欣然同意」的換文。結果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中力爭權益的行動宣告失敗。消息傳到中國，使國人十分憤慨。從1919年4月下旬開始，便有請願行動，矛頭直指北洋政府的親日派官員，後來得知段褀瑞政府早在1918年與日本秘密訂立山東問題換文，竟有「欣然同意」字句，於是群情更加洶湧。

5月4日，北京大學及其他大、中學校學生三千多人在北京天安門前集會，提出「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口號。會後遊行到使館區交請願書，要求英、美不要偏袒日本，但為軍警所阻，結果群眾搗毀官員曹汝霖的住宅，毆打另一名官員章宗祥，房屋起火，演成暴力事件，軍警因而拘捕三十多名學生，這就是「五四事件」的大致經過。

各大城市紛響應 罷工罷市罷課

事件過後，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聯同其他院校校長致力於營救學生；各大城市學生響應罷課，工人發動罷工，商人則抵制日貨和罷市，「五四事件」遂由一個學生愛國運動發展成為包括各階層民眾的全國性運動。結果北洋政府在6月5日釋放所有學生，免去三名親日官員的職位，飭令在巴黎的中國代表拒絕簽字。

首先應該指出，五四運動激發了青年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積極表達了對國家大事的意見，阻止了當時的北洋政府進一步做出損害國家利益的事，所以是一個愛國運動。在對外方面，則明顯是反帝國主義的表現。不過，五四運動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早在運動爆發前幾年，即1915年開始，中國學界已經展開了一個新文化運動。

陳獨秀辦《青年雜誌》（翌年改名《新青年》），胡適、李大釗、魯迅（周樹人）等人先後參加編輯和撰稿工作。蔡元培對此予以積極支持。聘請陳、胡等人到北大講學，使北大這個最高學府成為新思想的策源地。因此，新文化運動就與後來的五四運動結下了密不可分的關係。可以說，新文化運動對五四運動起了促進作用，五四運動又把新文化運動推向高峰，原因很簡單，五四運動提高了國人的愛國情操，但中國不能就此轉弱為強，中國積弱的原因很多，政治層面解決不到的問題，最後必然提升到文化的層次，因為文化關乎一個國家民族的根源，所以當時的知識人士開始嘗試打破舊文化的束縛，希望藉着文化的重整，建立一個富強的國家。

倡德先生賽先生 啟蒙旨在教亡

新文化的基本內容是提倡「德先生」與「賽先生」，即民主（Democracy )和科學（Science），而矛頭則指向傳統文化，尤其是教條化了的儒家學說，我們稱之為「反傳統思想」。簡單來說，五四前的新文化運動是啟蒙運動，五四運動是救亡運動，至於五四後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則帶有文化救亡的意義了。

我們再將焦點返回蔡元培身上，不少人認為，蔡元培是新文化運動的護法，也是五四運動的褓姆。當初是他把北京政府密電簽字的消息告訴學生的，學生愛國的熱情他是支持的，但「五四事件」發生當天，他勸學生不要到天安門去；事發之後，他也表示不贊成學生過激的行動。不過，作為校長，他努力為營救學生而四出奔走，直到學生釋放後，就辭去校長之職，後來經過挽留才復任，但強調要學生從此「力學報國」。

在五四周年的紀念文章裏，蔡元培指出「學生對於政治的運動，只是喚醒國民注意」。不過「學生方面最緊要的是專心研究學問。試問現在一切政治社會的大問題，沒有學問怎麼解決？」時至今日，在將近一個世紀之後，我們仍然要重視、要肯定蔡元培這一番話。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文化的重新評價，是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必須正視的課題，而文化路向是否正確的關鍵，在於三幾代人的學問工夫；學問的積澱是以教育為基礎，教育是否行之有效，達到理想，則視乎教師是否肯好好地教，學生是否肯好好地學。

發揚新文化精神 毋忘百年樹人

換句話說，五四運動以一時的呼籲和行動，喚醒了中國人的愛國意識，而怎樣去愛國，做什麼事情才對國家民族有益，是五四留下來的課題。個人認為，在國家上軌道的時候，各行各業都做好自己的本份，工人做好工作，商人做好生意，學生學好知識，使國家社會在各個方面、各種專業上都有表現和成就，是很重要的。愛的本能就是關心，大家都關心社會，為社會多做點有益、有意義的事，就是愛心的表現。隨着經濟實力的發展，中國現時急切需要加強的，一是教育，二是扶貧。改善了這兩大難題，其他方面縱有困難，未臻完善，自然可以相應作出調整。

百多年來，國人救亡心切，連啟蒙、教育、文化等發展需時的事務，總是焦躁不安，急不及待。時代環境改變了，這種心態現時是要有所改變的。人類社會十分複雜，解決社會問題要多方面的條件加以配合。沒有所謂「一藥而癒」的萬靈丹，有的話就是從打好根基做起。教育乃百年樹人的長遠事業，扶貧是急不容緩的逼切措施，致力於這兩方面的事務，雙管齊下，緩急有節，直接間接都是發揚了五四精神吧。

周佳榮

廣東潮陽人，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近代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新亞研究所榮譽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大阪外國語大學文憑，廣島大學文科碩士，香港大學哲學博士。以東亞史為研究範圍，對思想史、文化史尤有興趣，著有《中國歷代史學名著快讀》、《明清疑案新探：史學家的證言》、《明清小說：歷史與文學之間》、《錢穆史學導論：兩岸三地傳承》、《香港通史：遠古至清代》、《近代日本思想與文化》等，近年致力於院校內外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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