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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晉百 文化再新

筆者(前排左五)舉行一場紀念「五四」百年的教育沙龍,座無虛席。(灼見名家圖片)

上周六,在農圃道新亞研究所舊址涼亭之上的小型演講廳裏,正舉行一場紀念「五四」百年的教育沙龍。百多個座位,擠得滿滿,耆英中年青少年都有。遲來未有座位的,就席地而坐,很久未見到聽「講古」的現場,有如斯盛況,這讓兩位來自「新亞」的教授,滿有欣喜。

「50年前,我在這裏跟牟宗三等大師求學,點點滴滴,終身受用,當時在這裏紀念五四的50周年,轉瞬之間,又在這裏主講五四的百年……」陳萬雄教授的自白是語帶感恩。另一講者周佳榮教授向筆者介紹:「曾經在這小小的天地裏,親炙不少大學者的演講,英國學者李約瑟,就曾在這裏演講,題目是宋代科學與技術的偉大」、「李約瑟曾謙虛地說,本來應由在座各位學者,站在演講台上,述說中國文化的偉大才對……」。歷史是記錄人並與之相關的種種活動。五四百年不滅,薪火相傳,傳的是,1919年五四前後,中國湧現一大批具真才實學的人才,都是著作豐碩,並且能接地氣,學有所長,上下求索,期待學以致用,有益世道,有利全民教育。

五四之時 人才輩出

時任北大校長蔡元培,不但在五四運動期間,為學生奔走呼號,更是中國美學發展的標杆人物;胡適雖是留美學者,但單以其著作《中國哲學史》、《水滸傳考證》,已足證他是天才型的學者;當時共產黨的信徒陳獨秀,除熱衷政治外,亦從事多元的文化推廣,編著《國語周刊》、《小學識字教本》影響深遠。當時參與的年輕學生,如傅斯年等,五四激憤激情之後,仍然毋忘充實自己,以圖報效國家;留學德國後,更將史料實證學的理論向國人推介,一分材料說一分話,國共內戰後,傅斯年到台灣大學任校長,為台大的學術獨立價值,鋪墊深厚。

1919年五四之時,國家頹唐不堪,卻是人才輩出,知識分子參與國事的使命感特強,為民族與文化找出路是俯首不言倦。五四晉百,今年國家的外交內政,躋身列強,甚至是篤定已成為美、俄、中的三雄之一。但百年前後,人才在我國又要怎樣數算?是多還是少了呢?更重要的是,中國文化又要如何吐納,再創新篇章!

原刊於《星島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