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世紀之中歐交流：軟實力互動下的澳門和香港
除作為中國市場的門戶及海上絲綢之路（Maritime Silk Road）的樞紐站，澳門長久以來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和宗教融合的平台及知識技術轉移的軟實力輸送帶。除國際貿易功能外，透過文化交流管道⋯⋯… Continue reading
編按：歐洲漢學學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EACS）第20屆雙年會於2014年7月在葡萄牙歷史最悠久（成立於1290年）的科英布拉大學（University of Coimbra）舉行。本文為陳明銶教授在2014年7月25日大會開幕禮式上的英語主題演講（Key-note Speech）”Reflections on Five Centuries of Sino-European Interface: Contrasting the Soft Power Dynamics in Macau and Hong Kong” 的中文摘要翻譯。
我與歐洲漢學界
我非常榮幸能在此與你們分享關於中國與歐洲交往軟實力互動的一些想法。這是我第五次到訪這所葡語世界最古老和最負盛名的大學，也是在2009年至2014年的五年內第九次來葡萄牙進行學術訪問。
事實上，我對歐洲漢學家們有強烈的親切感，與歐洲漢學界的連繫更是我個人學術生涯中的里程碑。我的第一篇漢學出版物，是關於宋代司馬光《資治通鑒》史學的文章，於1972年刊登於德國出版的《華裔學志》（Monumenta Serica）。我首次重要的國際學術會議演講，是於1973年在巴黎大學舉行的第29屆國際東方學家大會（29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發表研究廣東與香港勞工運動的論文。
為表達我對歐洲漢學家們過去多年的深厚情誼，這次演講的重點將會在思考中歐交往五世紀中軟實力在澳門的展現。而作為外國人了解中國的視窗，澳門正是西方漢學的發源地。
2014年是首名來到中國的葡萄牙人歐華利（Jorge Alvares）於1514年在屯門（位於今日的香港）登陸的500周年紀念。他為跨越洲際的中葡雙方和中西多邊互動在澳門蓬勃發展埋下歷史的種子。這是自16世紀以來，東西交流和跨國社會文化融合的獨特個案。當1999年澳門從葡萄牙統治回歸中國，結束歐洲國家在亞洲的殖民地主義之時，里斯本和北京的友好關係，確保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在中國與環球四大洲的八個葡語國家多元國際合作，因而承擔了新的戰略性重要角色。這種中—葡—澳門經驗，對21世紀的中歐交流，提供了軟實力互動的先例。
距離澳門40哩，香港作為英國管治的領域及其後的去殖民地化轉型經驗，提供了一個鮮明的對比。這次演講將集中討論中歐交流，軟實力在港澳的互動。從這兩個前歐洲在華的據點，展現了一獨特類型的國際化、現代化和環球連繫的中國人社區，出現在中國大陸的邊緣，影響其發展。這是一個歐洲軟實力塑造澳門和香港的故事。
澳門在中葡／中歐全球化的角色
在1514年，葡萄牙成為首個建立到中國海上航線的歐洲國家，迎來全球化的第一波。葡萄牙海外擴張的努力，源自兩大目標：追求貿易財富及推廣天主教。作為華南海疆邊陲的港口與葡萄牙海外帝國最東和最北端的據點，澳門是中西交往的歷史核心。從1550年代到1840年代，澳門成為廣州的合作伙伴，充當中國與亞洲以至全世界的跨文化交流中心及跨洲際貿易樞紐。從廣州與澳門，葡萄牙人發展四條主要的國際海上貿易航線，在超越中葡兩國關係雙邊範疇下，也服務很多其他國家。
當葡萄牙和西班牙在航海大發現年代（Age of Discovery）競爭之際，它們在遠東的兩個前哨，形成了伙伴關係。阿卡普爾科（Acapulco，墨西哥的太平洋海港）—馬尼拉—澳門—廣州作為白銀大規模流入中國的主要輸送帶，着實影響明代中國貨幣和金融的發展，並重塑東亞、東南亞貿易和地區經濟。當時的葡澳政府屬於葡國駐印度屬土果亞（Goa）總督的管轄範圍，從而在跨國行政體系串聯連接中國與印度。馬尼拉的西班牙管治者歸由駐墨西哥的西班牙總督領導，要向馬德里西班牙王朝負責。葡治澳門一直是華人移居海外的出發口岸，和海外華人移民社會的物資供應補給站，19世紀源於澳門的苦力貿易（coolie trade）也延伸流向到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古巴和秘魯。
澳門——中西文化融合之地
除作為中國市場的門戶及海上絲綢之路（Maritime Silk Road）的樞紐站，澳門長久以來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和宗教融合的平台及知識技術轉移的軟實力輸送帶。除國際貿易功能外，透過文化交流管道，澳門對中國早期現代化十分重要。葡治澳門的獨特地位，不由中國的管轄，所以對西方的學術、科學知識、技術和思想流入，給予更多的自由、更大的公共空間、更強的政權寬容性、更多管道、機會及方便接觸和宣揚外地文化。外來的文化智力軟件，透過澳門注入中國，直接影響中國人的理念和思想。一些西方的學術知識科技創新，如地圖學和天文學，透過澳門進入中國，如利馬竇（Matteo Ricci, 1552-1610, 1580-83年在澳門）得到中國精英的尊重，令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Society of Jesus, Jesuits）得以進入北京王朝。耶穌會傳教士於1565年在澳門建造聖保祿大教堂和創辦神學院，以中國語言和文化訓練歐洲傳教士，而同時教授亞洲人關於天主教的教義和西方學術。這是西方漢學的搖籃，更是亞洲首家西式的大學，令中西文化在澳門長期交匯。這種中葡澳軟實力交往互動，是近代早期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first wave of globalization），亦可謂「葡式／伊比利亞式—南大西洋—天主教—商貿擴張主義」（Luso/Ibero-South Atlantic-Catholic-Mercantile Expansionism）模式全球化的關鍵組成部分。
葡式全球化下澳門的活力，源於一個基本的因素，就是葡萄牙人追求的「貿易和福音」（trade and gospel），被認為對明朝沒有威脅，令中國允許葡萄牙人在澳門長期存在。幾個原因顯示中葡的互相適應：（一）中國對外事務傾向南方沿海，因其北方邊境有強大的鄰國，有安全問題。（二）作為兩個世紀以來首個漢族統治中國的政權，明朝在面對世界時，享有更大的民族自信和權威認受性。（三）由於鄭和七下西洋帶來的航海和海外知識，令明朝的統治者不反對與外國建立海上聯繫。（四）明朝的廣東水師曾於1620年至1622年戰勝葡國船艦，令中國人對葡萄牙產生一種優越感。（五）葡萄牙人提供對中國有用的服務，如反海盜和國際貿易中介。（六）葡萄牙人作為新科學知識和良好軍事技術的傳送通道。
與香港作為鴉片戰爭的結果被割讓為英治殖民地不同，葡萄牙人出現在澳門，不是戰爭的結果，而是1557年開始的歷史租約，當時葡萄牙人在中國澳門定居，作為得到中國官方同意和支付租金的「租戶」。除維持中國主權，明朝和清朝對澳門仍行使管轄權，直至1849年。比較起英國對香港的積極管治，里斯本並沒有在澳門推動文化同化，佔大多數的本土中國人，並沒有說葡語或成為葡國公民。他們與葡萄牙人在澳門共存，當地有葡萄牙亞裔混血兒，這些土生葡人（Macanese 即是葡裔澳門人士，多是中葡混血兒），以其多元文化和掌握流利中葡雙語的能力，擔任公務員和專業人員，有效地擔當來自葡國不懂中文的官員與不懂葡語的當地華人兩者之間的橋樑中介人和聯繫者。
歐洲思想通往中國之道
這條葡萄牙—澳門文化通道，同時傳達世俗觀念，包括把歐洲的社會政治概念和進步思想引入中國社會。19世紀末的澳門報紙，傳播歐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運動及共和革命的經驗。澳門對葡—中—全球軟實力交流的貢獻，在接近二十世紀之交達到高潮。葡萄牙飛地（enclave）的混合性，令當時澳門成為中國改革派和激進派知識分子一個理想的避難所和運營樞紐。事實上，中國重要的改革者梁啟超、康有為和革命家孫中山均是靠近澳門的廣東珠江三角洲西岸人士，反映關鍵要素的組合——戰略的區域地緣政治、廣泛文化和經濟交流的全球鏈接、容易進入中國大陸，及非由中國管轄，都令澳門成為這些知識思想文化軟件的一條渠道和一個關鍵交叉輻射點，促進近代中國的轉型。
歐洲內部政治現實和海外競爭的嚴重阻力，與非亞洲本地人的反抗，結束了「葡亞／葡萄牙的亞洲」（Portuguese Asia）的進一步擴張。首先是伊比利亞因素：西班牙對葡萄牙的60年管治（1580-1640年，因為葡萄牙王位繼承人出缺，由其王室遠親鄰國的西班牙王同時兼任葡萄牙王），令新教荷蘭人攻擊天主教西班牙的海外屬土，包括1622年荷蘭人侵犯葡治澳門和1641年荷蘭人奪取葡治馬六甲，結束葡萄牙對印度洋至太平洋海域路線的壟斷。然後是1839-1942年鴉片戰爭的英國衝擊，迎來外國帝國主義對中國羞辱的「不平等條約」世紀（a century of unequal treaties）。1841年，英國佔領香港，中國被逼開放五個港口進行國際貿易。英國成為支配中國的帝國主義第一強國，而英治香港的地位侵蝕替代澳門。這標誌着全球化浪潮的第二波，實際上亦是「英美—北大西洋—基督教—工業化資本主義／帝國主義」（Anglo-American-North Atlantic-Protestant-Industrial Capitalism-Imperialism）模式的霸權現象。所有在華外國帝國主義列強中，英國透過砲艦外交，在1856-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擁有在中國大陸數量最多的租界，共有九處，而葡萄牙沒有一處在中國大陸的租界。
五世紀之中歐交流系列二之一
明天預告——五世紀之中歐交流：二十世紀以來的澳門和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