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的出現已經急劇地改變了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環境。互聯網提供多樣的選擇性和可能性，但同時也帶來那麼多的不確定性，甚至恐懼感。互聯網會引領人類走向光明，還是誘惑人類陷入黑暗？對很多人來說，這已是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1990年代互聯網出現之後的一段時間裏，在西方，互聯網幾乎被視為新的全能者，賦予每一個人充分的自由、解放仍然愚昧的人們、驅逐專制而實現普世民主。當時人們覺得，人類一切美好的理想，似乎都可以通過互聯網得以實現。的確，在互聯網出現之後，世界發生了巨變。信息以極其廉價和前所未有的速度，到達了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和每一個人。
尤其是社交媒體使得傳統的信息控制成為不可能，一旦掌握了信息，信息便是權力和力量，人們要不用互聯網脫離貧窮甚至發財致富，要不用互聯網參與政治，甚至推翻他們所不喜歡和不能接受的統治者。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所發生的幾乎所有重大政治事件，都是圍繞着互聯網展開的。無論是到處蔓延的包括「顏色革命」在內的政治突變（中亞、埃及、緬甸），還是英國的脫歐或者美國的選舉，或者迅速崛起的世界民粹主義，離開了社交媒體就會很難想像。
在國與國關係方面，那些因為西方的干預而發生了「顏色革命」的社會，首先經歷了社交媒體的威力。但不久西方本身也意識到，互聯網不僅僅是西方影響其它國家的工具，也是其他國家影響西方的工具。這在2016年美國選舉過程中表現得非常明顯。俄羅斯被視為是利用網絡攻擊，影響和操縱了美國的選舉。網絡也有可能促成非西方國家干預西方政治，在西方內部造成另類「顏色革命」。
更為嚴重的是，在西方內部，社交媒體也已儼然成為「體制外力量」推翻「體制內力量」的有效武器。這裏所說的「體制內力量」就是傳統西方民主的主體，既包括政治力量，也包括這些政治力量所佔據的體制和組織。無論是英國的脫歐還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都足以說明了西方的這些「體制內力量」並非固若金湯，社交媒體賦予「體制外」的力量足以推翻它們。而這個現像就很快被視為是對西方民主的最大的威脅。
曾經相信西方民主是「歷史終結」的美籍日裔作家福山，近來著文談論互聯網政治。在福山看來，在2016年極度反常的政治環境中，最令人稱奇的便是「後事實」世界的興起，即幾乎過去被視為是權威的所有信息來源都遭到質疑，並受到可疑的、來路不明的事實的挑戰。（西方）民主制度面臨全面困境的直接產物是，無法就最基本的事實達成一致。
當一名讀者所信任的信息並未在輿論場上佔據上風，或者他所不相信的信息成為贏家的時候，人們便相信這一定是對手精心制造陰謀的結果。相信所有機構都是腐敗的，導致人們走進普遍不信任的死胡同。福山認為，假如缺少對公正機構的信任，而代之以滲透到生活每個角落的黨派政治鬥爭，那麼，美國民主以及所有的民主都將無法存活。
特朗普把昔日的信息權威例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CNN等都視為是「假新聞」，社交媒體（更確切地說是「自媒體」）成為他的「另類媒體」。與「另類媒體」一同出現的便是「另類事實」。當然，這不僅僅是像特朗普那樣少數政治人物所持有的觀點，而是西方社會相當普遍的觀點，至少流行於普通人群中。
福山說得對，如果互聯網能夠有助於人類進步，這是因為互聯網應該賦權人們擺脫信息的控制者；再者，儘管人們所接受到的信息來自四面八方，但人們可以假定真實的信息一定會壓倒虛假的信息，因為戳穿虛假信息的最有效的方式是公布真實信息。
不過，「另類媒體」和「另類事實」的出現，使得所有這些傳統的智慧顯得那麼「愚昧」不堪，甚至毫不相關。今天包括傳統媒體在內的「體制內力量」和新出現的「體制外力量」，處於對峙狀態並不難理解。福山把「另類」事物的出現歸之於「專制勢力」和「黑暗勢力」操縱的結果。在很多人看來，世界已經分成了「光明」和「黑暗」兩個領域，而他們之間的鬥爭甚至戰爭不可避免。
對互聯網的理性思考
事情真是那麼簡單嗎？這個現像僅僅是「專制勢力」或者「黑暗勢力」操縱的結果嗎？以上所討論的這些現像，儘管只是少許例子，但已經充分展示了互聯網改變人類的無限可能性。迄今，對互聯網的研究文獻已經是汗牛充棟，但人們對互聯網的認識仍然極其膚淺，甚至不得而知。
歌頌互聯網帶來的「光明」或者詛咒互聯網所造成的「邪惡」，都不能替代對互聯網的理性思考。如果要理解互聯網尤其是社交媒體對社會政治的影響，首先就要探究其對人的影響，因為對人的影響是最基本的，其他方面的影響都是衍生的。
人們可以從各個方面來界定互聯網的本質，但如果從互聯網影響人類活動的過程來界定其本質，至少從社會科學的意義上，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方式。正如法國哲人笛卡爾所言：「我思故我在」，人和動物的基本區分是：人是能夠思考的動物。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互聯網給予我們人類什麼呢？
作為一種溝通技術，互聯網的主要特徵表現為分散性、分權性、個體性、民主性、選擇性等等。在互聯網世界，沒有人可以像傳統那樣來壟斷公共空間，每一個網民都可以創造屬於自己無限的公共空間，提出問題並使得討論具有公共性。不過，互聯網也為人們提供了一個發泄情緒的有效管道，互聯網可以隨意放大人們的情緒，無論是愛還是恨。
在這個新的公共領域，很多人都是隨大流者，只做選擇，而少了自己的思考。更有甚者，互聯網成為了表現者表現私性的有效工具，把所有私性方面的東西展現在公共空間。個體的表現欲一旦和互聯網的獲利性質結合起來，互聯網更能把事物推向極端。
在互聯網空間，也沒有絕對的道德，所展現的都是個性化了的道德。傳統上，「公共」表明對「私」的遏制和揚棄，「公」不見得沒有「私」，但如果不能對「私」做一定程度的克制，就很難產生「公」。與此不同，在互聯網空間，人們往往很難看到傳統意義上的「公」，而所謂的「公」也僅僅只是眾多的「私」的聚合。
這是因為在互聯網空間，人們對信息往往只是作一種選擇，沒有綜合能力，也無需綜合，人們只是認同一種符合自己的一個符號、一個理念、一種思想、一個想像的社群、組織等等。經過符合「自我」的信息過濾，人們的視野愈來愈微觀，愈來愈缺少大局面。這就是互聯網空間思想自我激進化的邏輯。激進的思維導致激進的個體行為，不僅表現在互聯網空間，更是發生在實際社會領域。在互聯網時代，激進的個體行為已經成為社會新常態。
集體行為成本和聚集效應
互聯網不僅影響個體的思想、思維和行為選擇，也影響甚至主導人們的「集體行為」。傳統上，集體行為包含各種「成本」，即學術界所說的「集體行為邏輯」。但互聯網空間的集體行為邏輯，和傳統集體行為邏輯相去甚遠。因為高度的分散性和民主性，互聯網空間的集體行為的成本極低，而聚集效應又極高。也就是說，互聯網空間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以最小的成本聚集眾多的人群。無論就其組織功能還是傳播功能來說，在政治上，互聯網正在取代傳統政黨的角色。
傳統政黨也一直被視為平台，即聚集政治傾向性相近的人們去追求一個共同的政治目標。不過，互聯網和傳統的政治平台又有很大的不同，通過互聯網所作的政治動員，無一不具有強烈的民粹傾向性。因為是單個個人的聚合，沒有任何過濾機制，民粹就變得不可避免。在今天的世界，無論是英國的公投還是美國的總統選舉，互聯網和政黨合二為一，但民粹傾向性也愈來愈強。
在國際層面，互聯網很容易把民粹轉型成為民族主義。這裏就出現了嚴重的網絡安全問題。一個國家的網絡遭到另外一個國家的攻擊，攻擊者既可以代表主權國家的政府，也可以是和政府毫不相關的個體。
近年來人們提出了「網絡主權」的概念，希望來保障網絡時代的國家安全。但網絡有沒有主權？網絡主權怎樣體現？所謂的網絡就是把世界各個國家連成一體，不再有「邊界」，有了邊界就很難叫網絡。既沒有邊界，也要保障安全，這顯然是一對矛盾，仍然需要人們尋找有效的方法。
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從來沒有像今天的互聯網那樣提供了新的「人的條件」，但同時也從來沒有像今天的互聯網那樣，給人類提出了無限的挑戰。面對互聯網，人們甚至需要重新定義「人」本身。如果人們像以往的數十年那樣，被動地順着互聯網的發展而發展自己，人類可能會不知不覺轉變成為了「非人」。人們在互聯網空間所進行的可能只是一種「勞作」，而非「工作」，更非「行動」。
互聯網給人們創造了無限的可能性，但人們是選擇成為互聯網空間的動物，還是經「工作」成為人，或者經「行動」來創造意義，這並不取決於互聯網本身，而是取決於人的主觀選擇。不管人們喜歡與否，主導着人類的未來，不僅僅是傳統的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而且更是人與互聯網之間的關係。
從更深層次來說，人總是游走於天使和魔鬼之間，既有「光明」也有「黑暗」。互聯網仍然是工具。既然是工具，「光明」的力量或者「黑暗」的力量都可以使用。不過，是「光明」還是「黑暗」並不取決於互聯網本身，而是互聯網生存的社會環境。
馬克思說得很對，存在決定意識，物質利益決定了人們的意識和行動。無論西方還是非西方，今天的強勢利益集團通過各種辦法，毫無限度地來攫取利益和保護自己的利益，並使得大多數普通人陷入困境。普通人有理由感到沮喪，感到憤怒。對於普通人，互聯網就如他們的祖先或者前輩使用過的石頭、棍棒或者槍支。
對既得利益集團來說，互聯網或許使得他們陷入「黑暗」，而對普通人來說，互聯網則有可能通向「光明」。由此看來，改善社會環境才是促成互聯網揚善惡的唯一方法。
黃賢
張建雄
丁望
褚簡寧
施永青
馮珍今
陳景祥
程介明
鮑慧兒
楊必興
朱鶴亭
常霖法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