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抗疫話語權之爭的謬誤|鄭永年

在本土冠狀病毒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後，中國政府宣布向那些需要中國幫助的國家和世界衛生組織、非盟提供援助，包括檢測試劑、口罩、防護服、呼吸機等。這屬必然。

疫情在世界各地橫行，各國政府忙於應付抗疫，需要大量的抗疫物資。因為很多西方國家基本上已經把很多生產鏈轉移到國外，不再生產附加值不那麼高的醫療物資，或者產能不足，疫情到來的時候，也不可能馬上把生產線轉移到國內，恢複生產，因此只能向國外採購。而中國剛好是世界工廠，具有龐大的產能。中國在疫情期間已經開始大量生產醫療物資。現在中國本身疫情控制下來，自然就可以支援其他國家來抗疫了。

中國出口大量醫療物資，儘管是各國之迫切所需，但西方對中國的外援反應強烈，大多持批評甚至指責的態度。一些西方媒體在中國醫療產品的質量上大做文章，挑些毛病對中國發難，認為中國出口劣質醫療產品。一些國家的醫療管理機構甚至不批准中國的產品。總體上看，西方內部精英之間就中國對他們國家的支援，不僅沒有共識，反而加速分化。在很多西方精英的眼中，中國對外援助變成了口罩外交影響力之爭和地緣政治之爭了。

冠狀病毒在無情擴散，每天有大量的人口群體被感染，有大量的病人死去，死亡成為了世界各國的共同敵人。也就是說，人類因為冠病而上演着一場全球性的人道主義危機。疫情中心從中國轉移到了美國和歐洲，並且在迅速地向南方延伸。歐美是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並且醫療體制和公共衛生體系也很發達。

疫情在歐美都造成了如此深刻的人道危機，一旦到了那些貧窮和公共衛生體制能力低下的國家，情形不堪設想。病毒沒有邊界，沒有任何個人、任何社會、任何國家能夠獨善其身，唯獨合作才是出路。今天，一個重要的問題並不是哪一個國家控制住了疫情，而是哪一個國家沒有控制好疫情。只要有國家沒有控制好，病毒照樣會擴散到全球，這只是時間問題，而非可能性問題。

如果一方需要他人幫助，也樂意接受他人幫助，而另一方願意幫助，也有能力幫助，這便是一個明顯的雙贏格局。但為什麼會出現今天這樣令人費解的局面呢？

在國際舞台上，好像沒有任何事物是沒有政治性的。應付冠狀病毒演變成了國家間的權力之爭並不難理解。這確切地表現在中國和西方的關係上。今天人們所看到的世界體系是西方確立起來的，舞台上的主角一直是西方國家。現在西方諸國因為疫情自顧不暇，忙於抗疫，好像只有中國在這個本來屬於他們的舞台上活動。這使得很多國家感覺自身的失落。

國家利益高於一切

被視為行為科學界的達爾文的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把政治定義為誰得到什麼？什麼時候和如何得到？（Politics：Who Gets What,When,How）。西方政治人物的考慮，顯然不是如何通過國際合作有效抗疫；相反，他們的首要考慮是這場冠病戰爭中誰會獲得最多；或者說，他們的問題是：誰是贏家，誰是輸家？

冠病疫情這樣深刻的危機，並沒有絲毫改變政治人物的態度。對這些政治人物來說，國家利益高於一切。這不光是針對中國，一些西方國家針對內部問題也經常抱這個態度。因此，美國黨派之間曾經爭論是抗疫重要還是維持經濟生活重要，很多保守派提倡用犧牲生命來保經濟，而英國首相約翰遜則倡導群體免疫。

美國政治人物擔憂的是疫情是否會導致美國的最終衰落。曾經在奧巴馬時期任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的坎貝爾（Kurt M. Campbell）和學者杜如松（Rush Doshi），最近在《外交事務》上發表文章，把這一點說得很清楚了。他們指出：美國過去70多年來建立國際領導者的地位，不單是因為其財富和實力，更重要的是美國國內管治、全球公共物品供應、有能力和願意集合和協調國際力量去應對危機所帶出的認受性。

不過，這場大流行考驗美國領導能力的全部這三個要素，但到目前為止華盛頓並不合格，在其步履蹣跚時，北京正在迅速而熟練地採取行動，利用美國失誤而造成的缺口，填補其空缺，把自己呈現成應對這場大流行的全球領導者。

他們擔憂，中國通過在大流行病中對其他國家的幫助，試圖建立新的基準，把中國塑造成為不可或缺的強國（essential power），並以此和各國建立關係。這已經明顯表現在中國與日本、韓國聯合應對疫情，向歐盟提供重要衛生設備的行為上。美國更應當擔心的是，儘管其歐洲盟友並沒有公開批評特朗普政府，但在一些關鍵問題上，美國的盟友已經不是和美國站在同一戰線上了，例如是否採用華為技術和伊朗問題。

如果英國1956年奪取蘇伊士運河的行動，標誌着大英帝國的最後衰落，如果美國繼續這樣下去，冠狀病毒大流行將會是美國的蘇伊士時刻。

這樣的擔憂並非只有美國存在，而且已蔓延到整個西方。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傅雷利（Josep Borrell）3月23日在歐盟對外行動署網站上，發表一篇題為〈冠狀病毒大流行及其正在建立的新世界〉的文章，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審視中國外交，對中國在抗擊冠病疫情期間的慷慨政治發出警告，敦促歐盟國家準備好迎接一場全球話語權之戰中的影響力之爭。他認為，中國有針對性地幫助某些國家，給他們提供抗擊疫情物資以展示團結和友誼。

傅雷利說：一場全球性話語權之戰正在進行。中國通過大舉幫助歐洲，在大張旗鼓地傳遞一個信息，那就是，與美國不同，中國是個負責任和可靠的夥伴。這位作者警告說：「對於歐洲來說，我們能肯定的是，隨着疫情的暴發和我們應對疫情的進展，人們的看法會再次改變。但是我們必須明白，這其中有地緣政治的成分，包括通過杜撰和『慷慨政治』來爭奪影響力的鬥爭。有了事實，我們須要保衛歐洲不受誹謗者的攻擊。」

當意大利和塞爾維亞等國向歐盟求救時，德、法等歐盟大國都感到無能為力，無動於衷，因此這些國家只好轉向中國，中國也及時地提供了援助。但當這種地緣政治論被炒熱之後，德國和法國領導人也出來表示關切，並且聲言要幫助意大利等國，以維護歐洲的團結。

美國和整個西方顯然沒有自我反思能力。正如一個國家的外部影響力是其內部崛起的外部反映一樣，一個國家的外部衰落也是其內部衰落的反映。簡單地說，英國的衰落並非因為美國的崛起，或者美國的衰落並非因為中國的崛起。

美國在國際舞台上領導力的衰落，不僅僅是因為其內部問題，更是因為它成為唯一的霸權之後開始實行單邊主義。自911反恐開始，美國因為實施單邊主義，就已經和其歐洲盟友漸行漸遠。之後的很多年，因為美國在國際舞台上擴張過度，不得不作收縮戰線的調整。尤其在特朗普上台之後，美國急速地從各種國際協議中退出，在「美國優先」思路的主導下，美國已經不能在國際舞台上扮演領導者角色了。

歐盟也一樣。歐盟在很長時間裏被視為是不僅是歐洲的未來，更是人類區域合作的典範。但歐盟的衰落甚至遠比人們想像的快。這些年來，英國脫歐，歐盟成員國抱怨四起。這次冠病疫情更是顯露出歐盟的軟肋。人們沒有看到歐盟共同體的存在，只感覺到歐洲回到了絕對主權的時代，各國顯露出極端的自私性。成員國之間的合作精神蕩然無存，內部右派民粹主義的崛起更是增加了合作的困難。德國不僅沒有力量向意大利提供幫助，反而截留了本來要運往其他歐洲國家的抗疫物資。

意大利等國並非有意和歐盟作對，這些國家只是在向歐盟求助無望的情況下轉而救助中國。再者，中國和意大利或者歐洲其他國家的合作，並沒有任何地緣政治的考量。中國的地緣政治重心永遠在亞洲，和歐洲的關係充其量不過是經貿關係罷了。所謂的地緣政治之爭，無疑是西方文化的想像力。

中國被誤解非因冠病疫情而起

導致美國（西方）內部衰落更重要的原因，則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所導致的資本主義的異化。在資本的主導下，意在塑造國際勞動分工的全球化，把西方諸國產業大多轉移到了其他國家。儘管國際勞動分工有助於提高勞動生產率，但導致了西方內部經濟和社會的分離。經濟本來是嵌入社會的，但現在經濟活動高度國際化，沒有了主權性質，更不是社會所能控制的。美國和西方國家這次抗疫如此無能，不僅僅是因為治理體制的緣故，更是因為這些國家已經不再生產簡單的醫療物資。

美國高度依賴中國的醫療物質供應，80%的醫療物質來自中國，97%的抗生素來自中國。歐洲和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也如此。中國作為醫療物資生產大國有意願有能力，並且有道義上的必要性來幫助其他國家，這再也正常不過了。但西方諸國又恐懼於中國的醫療物資，會影響本國人民對中國的看法。西方政治人物對意識形態的着迷，使得他們對自己的老百姓失去了自信。

如果說美國和西方的意識形態偏見、對地緣政治影響力的擔憂等因素，導向了它們對中國的錯誤認知，中國本身是否也有可以檢討的地方呢？

實際上，在中西之間根本不存在西方所說的話語權之爭，因為中國從來就沒有確立過自己的話語權，中國所做的只是對西方話語權的回應。一個文明大國進入了國際體系，但從來就沒有建立起自己的國際話語體系，人云亦云，步人後塵。因此，中國被西方誤解，自己的言行也讓人誤解。

這個問題並非因冠病疫情所引起，只不過疫情再次把這個問題暴露了出來。例如，中國的「一帶一路」和東歐國家的16+1機制等，根本不是地緣政治項目，而僅僅只是商貿交往。但受西方話語影響，中國本身的學者也把此視為是中國領導世界的路徑，官方的倡議概念被轉化成為戰略的概念。同時，也受西方影響，不管具體情況，到處濫用多邊主義方式，使得中國和西方的團團夥夥趨同。

這次冠病發生以來的行為也一樣。中國應當以什麼樣的一種精神進行外交呢？沒有人會否認，新型冠狀病毒已經導致了一場全球範圍內的人道主義危機，並且隨着病毒的到處擴展，危機在加深。如果明瞭這場危機的性質，如何進行外交也就明瞭了，即這是一場意在緩解人道主義危機的外交。

其實，中國本身能夠在很短時間里控制住疫情，也和領導層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第一位有關。如此大規模地封城、封省、斷航，肯定會影響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中國實際上也遭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但領導層仍然果斷地這麼做了。抗疫優先還是經濟優先？這在中國沒有成為問題。類似佛系抗疫或者群體免疫這樣的概念，更不會出現在中國的政治話語上。

但很可惜，人們並沒有把這個大好的機遇利用起來，把中國本身的話語建立起來，官僚機構、媒體、社會訴諸於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精神，跟西方以牙還牙，針鋒相對，結果還是被西方牽着鼻子走，糾纏在一些非本質性的問題上。很多人以為這樣做至少在語言上佔了優勢。不過，語言不是話語，聲音很響，但話語全無。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語言戰有效地消耗了中國從行動上所贏得的國際信譽和信用。

冠病無疑正在成為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事件。中國如何在這個進程中定位自身，離不開自己話語的塑造。因此，不要以為自己已經擁有了話語和話語權，這個艱巨的任務仍然是中國所面臨的最大國際挑戰。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英國諾丁漢大學終身教授，中國問題專家。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學士、碩士，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獲取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一麥克亞瑟博士後研究基金，前往哈佛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先後出版專著十餘部，在《比較政治研究》、《政治科學季刊》和《第三世界季刊》等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主要興趣或研究領域為民族主義與國際關係；東亞國際和地區安全；中國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國家轉型和社會正義；技術變革與政治轉型；社會運動與民主化；比較中央地方關係；中國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