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上文：〈東西方交流的三個歷史時空〉（三之一）
（編按：作者上回提及，我們不用過分擔心眼下的中美對抗是否會引發兩國之間甚至全球的戰爭。我們知道中美如果發生軍事衝突，其中一個的可能性是在台灣海峽，但台灣經濟其實十分依賴大陸。同時，大陸的晶片供應有賴於台灣。 所以不可能出現地緣政治權力真空，「一球兩制」的競爭自然難以避免。）
從這個角度來講，當今世界也出現三個效應。
第一個效應是「鐘擺效應」。從心理學角度來說，鐘擺效應具有兩極性。 世界處在不停的變化當中，中美從過去40年的融合開始走向另一個極端，即對抗，美國從全面接觸到希望跟中國脫鈎。
與此同時，全球各國都面臨全新趨勢，即內部分裂衝突愈來愈激烈，我們都很清楚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的分裂衝突，在台灣、在香港甚至在中國內地我們都可以看到不同群體之間的分裂衝突，不僅體現在利益上、還有價值上，一個家庭、一個群體都可以因為不同的價值分裂。
鐘擺效應下的美國
鐘擺效應之下的美國：美國自1990年蘇聯解體之後成為超級強國，自信心「爆棚」，因中國的快速發展受到了衝擊，美國人仿彿一夜之間回到了1957年。
當時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史普尼克」（Sputnik），美國出現了一個詞語，叫「史普尼克危機」（Sputnik crisis）。 這個危機源於蘇聯在科技領域大大超越美國，美國產生了危機感，隨後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以國防名義頒布了一系列法案，涉及教育、科技相關領域的創新。
美國的高速公路就是50年代發展起來的，互聯網技術等尖端科技也是那個時候開始由國防工業開始研發。所以沒有「史普尼克危機」，某種程度上就沒有美國甚至全球的資訊科技革命。
70至80年代，美國又遭遇了日本的衝擊。當時日本快速發展，先後取代西德、蘇聯成為第二大經濟強國。日本汽車在美國街頭隨處可見，美國汽車業遭受重挫。紐約著名的洛克菲勒大樓與好萊塢標誌性娛樂巨頭企業均被日本人買下，美國開始仇視日本，今天美國對中國說的重話，早在80年代就對日本人說過。
那時曾有美國人說，「由日本主導的充滿敵意的世界體系將構成對美國的威脅。」今天不過是把「日本」換成「中國」，「由中國主導的充滿敵意的世界體系將對美國構成威脅。」所以，美國不止一次面對鐘擺效應時擺到另一端，從自信到恐懼，二戰後就發生過兩次，一次是蘇聯，一次是日本，現在輪到中國。
鐘擺效應下的中國
鐘擺效應之下的中國：從1840年鴉片戰爭後，一直懷揣着復興夢想。站在歷史的長河前，我渴望國家更有影響力、更加強大。同時站在民主自由與個人尊嚴的立場上，我與弱者並肩，希望將權力鎖進牢籠裏。中國經過40年的發展，我們也進入與上世紀20年代的日本相似的局面，覺得在亞洲與全球範圍內受到西方打壓，渴望發出自己的聲音。
日本受壓迫與排斥的心理，來自美國艦隊逼迫日本人打開國門，結果導致「明治維新」。後來，日本很快在甲午戰爭中取得了優勢，《馬關條約》簽訂時，遼東半島原本割讓給了日本，但德法等西方國家為了本國利益，逼迫日本歸還了遼東半島，這段歷史在日本人看來是日本人的恥辱。
20-30年代，日本民族主義高漲，選擇發動侵略戰爭佔領中國，想要成為亞洲與東方的代言人。 這需要日本擊敗所有西方國家在亞洲的勢力，但最後的結局我們都知道了，所以民族主義的高漲是很可怕的。
當我們走在復興之路上，切勿讓民族主義情緒影響對未來的判斷與預測。當然，民族主義情緒不僅在中國存在，在美國一樣存在，甚至英法等歐洲國家也普遍存在，否則就不會發生英國脫歐與特朗普上台，馬克龍現在面對法國極右黨派，明年的選舉也會是一場硬仗。
但強烈的民族情緒可能會影響復興之路。過去40年裏，我們虛心學習西方和其他國家的優勢，如今在鐘擺效應的衝擊下，我們的心態發生了重大變化，不僅平視他人，而且俯視他人。
脫鈎效應
第二個效應是「脫鈎效應」。脫鈎效應的始作俑者是特朗普，但我認為不僅僅是特朗普，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我們自己。過去40年中國的改革是不是全方位融入國際體系中？其實不是，我稱之為「半融入」。
我們學習了歐美不少好的東西，但也拒絕了不少東西。就以社交媒體而言，國內不會接受「非死不可」（Facebook）及推特（Twitter）等，我們和全球各國在社交媒體中沒有交集。同樣一件事情，看待和評判的角度可能大相徑庭。
無論如何，這場美國主導的脫鈎運動對中國不利，對全球不利，但對美國也不利。從2017年特朗普上台到2018年發動貿易戰，到2020年特朗普連任競選失敗，美國的對外貿易赤字並沒有縮小，說明這場脫鈎戰爭同樣沒有給美國帶來任何好處，中美之間的貿易額因雙邊的貿易協定反而增加了，中國的貿易出口因為新冠疫情反而大幅上升。
今天，美國從高科技領域這個中國發展的軟肋入手遏制中國。據說，每一位美國駐歐洲國家的大使，如今都身懷一項重要任務，遊說各國不再使用華為5G設備，這在幾年前是難以想像的。
華為從英國消失了，原先鋪好的5G網路設備在2027年前要拆除；在法國的一線城市，華為的佔比只能達到20%，在農村佔比較高，但5G的使用範圍在城市自然比農村廣泛，實際上就是排擠華為。
另外，華為設備只能用3到5年，而愛立信的設備可以使用7到8年。 這樣的規定導致電信公司進行基建投資時很難考慮華為，貌似中立，實際上是趕盡殺絕。義大利也在「一球兩制」時代裏做兩面人，義大利是西歐國家唯一和中國簽訂「一帶一路」備忘錄的國家，也希望從中國的發展裏受益。
同時，義大利是美國在歐洲駐軍數量最多的國家，經濟上同樣從美國那裏獲益匪淺。 這就是許多國家在中美之爭中不願意站隊的原因，都希望兩頭獲益。
高科技領域角力的最新消息是華為海洋（現已更名為「華海通信」）在瑙魯等太平洋島國本來最有可能獲得合同，但由於美國明目張膽的介入，導致競標無果，澳大利亞擬入局。可以看出封殺中國已成為美國朝野共識，脫鈎效應在高科技領域已經發生，這對中國的衝擊最大。
由美國前財長保爾森的基金會創辦的麥克羅波洛智庫（MacroPolo）公布的《全球人工智慧人才追蹤調查報告》指出，全球AI領域的人才60%在美國，這60%裏有27%來自中國，只有31%是美國本土人士。全球人才湧入美國，我們一度獲取中美科技交流帶來的紅利，高科技脫鈎發生後，這個紅利沒有了。
但中美不可能完全脫鈎，以金融領域為例，華爾街資本急速進入中國市場，美國在金融領域擁有巨大優勢，中美在金融領域是不可能脫鈎的。2020年有人擔心美國會對香港進行金融「核打擊」，但到今天都沒有發生，因為這會影響華爾街的利益。中美會發生脫鈎效應，但不會回到過去的平行時空。
粘合效應
第三個效應是「粘合效應」。我認為「一球兩制」時代，粘合效應的主要動因是各國都意識到選邊站會吃虧。不管是亞洲小國新加坡，還是東邊的韓國，甚至包括越南在內的其他東南亞國家都非常清楚，必須在中美對抗中保持中立，維護小國利益。
由於過去40年全球化的影響，世界經濟的來往與合作不可能因為脫鈎效應完全消失。最終是脫鈎效應還是粘合效應佔上風，取決於中美領導人、兩國精英階層以及每一個普通人。
從這個角度講，我們必須意識到「一球兩制」對中國企業界的影響是存在的，未來全球的企業運作也將進入「一球兩制」的新時代。最近，耐克（Nike）首席執行官多納霍（John Donahoe）就說過，「耐克是一個屬於中國、為中國服務的品牌。」什麼意思？他是告訴大家，耐克也是中國的耐克，因為耐克在中國的市場是巨大的。
再看中國企業，抖音在海外發展時叫做TikTok，在中國叫抖音，一個企業可能以兩個不同名字運作，用兩套法律體系保護自己，這很可能是跨國企業未來擴張的新趨勢。
〈在「一球兩制」時代避免內捲、靜心內斂、平心內省〉三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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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於香港大學中國商業學院微信平台，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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