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上周五（21日）首次審議中文大學校董會改組方案，會議前夕，選任校董、中大校友評議會主席楊于銘去信草案委員會主席梁美芬，要求委員會暫緩審議工作，得到的答覆是：會議將按立法會議程、程序及議事規則進行；此外，對於有要求舉行公聽會，讓關注中大校董會改組的持份者發表意見，但也遭拒絕，梁美芬決定只接受書面意見，理由是不能確保不會出現人身攻擊。
立法會召開公聽會讓持份者可以公開發表意見，本來就是議會的功能之一，議員身經百戰，何懼什麼「人身攻擊」？而且議員即使被攻擊時可以還擊，草案委員會主席也有權終止參加公聽會的人發言，甚至驅趕滋事者離場。不搞公聽會是因為怕出現人身攻擊，理由非常牽強！
校董會「外人」佔半 非議員所指17%
這次中大校董會改組有幾個爭議，其中之一，是有意見指現在中大校董會校外成員佔比太低，有議員稱佔比只得17%，言下之意，是校內人佔了大多數，即自己人監管自己人！
但是據一位資深中大校友的計算，卻得出另一個結果。
據中大官方網站顯示，中大校董會成員有53人，另終身校董1人（利漢釗），校董會資深顧問1人（鄭維健），共55人。校董會成員中，政府委任6人（包括原為政府委任校董的現任司庫周志賢）、立法會議員3人、校董會委任的香港居民5人，合計共14人，佔26.42%（以53人計），或25.45%（以55人計）。據知利漢釗和鄭維健已退隱，從不出席會議，他們兩人也是校外人士，即共16人，佔了校董會人數比例29.09%（16/55）。
中大行書院制，成員書院派出的校董代表共8人，校友校董3人，他們都不是中大教職員而是校外人士；換言之，上述16人加8人再加3人，合計27人，以53名校董計，佔比是50.94%，以55人計，佔比也達49.09%，並非議員所指的17%。
事實上，議員所指校外成員只佔17%，應是指政府委任的6名成員加立法會議員3人，共9人，以53人計，正是17%。以這種計算方法，上述9名成員之外的都是「校內人士」，很明顯說不過去。
議員提出的草案列明，法案生效日起，只有政府委任的校董（現時5人為陳曉峰、彭一庭、黃汝榮、陳遠秀、查逸超[校董會主席]）、3名立法會議員、校董會副主席、司庫、校長等約13人可過渡留任，然後另外再選21人出任校董。
如果13人的臨時校董會按目前做法，可以委任4名香港居民為校董，屆時這17人已佔未來校董成員（34人）比例達50%。
八大皆受2019衝突影響 歸咎「未改組」牽強
按一些不滿中大「管治表現」的人認為，目前中大校董會「頻出狀况」，正是由於成員太多「自己人」，特首可以委任的成員則太少，未來的改組方向，應是政府對校董會的組成有更大影響力和控制權，發揮更強而有力的監管，確保中大不會再「出事」。
不滿中大表現的聲音，主要針對的是2019年發生的暴亂，其中參與者有不少來自大專院校，而在中大校園發生的衝突十分激烈，中大因此被稱為「暴大」，中大管理者對此要承擔管治失責的責任，而8家受政府資助的大學中，唯獨中大仍未落實校董會改組。
事實卻是，2019年開始發生的社會騷亂和校園衝突，8家大學都不能置身事外，或大或小的事故都曾在八大校園內發生，換言之，已經改組校董會的大學也不能完全控制學生鬧事，現在把所有問題特別是校園衝突都歸咎因為校董會仍未改組，似乎十分牽強。
政府要「管住」大學，控制校董會組成只是其中一個方法，更大的力量，其實來自政府撥款和大學發展是否得到政府支持，以中大為例，當年開設醫學院，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提出，如果中大醫學院的學歷要得到英聯邦國家承認，就須跟從香港大學醫學院，招收高級程度會考的學生；此議引起中大部分師生強烈反對（當年稱之為「醫學院事件」），認為是政府有意逼中大放棄4年制改用3年制。最後抗爭失敗，中大還是接受了政府建議，醫學院才能夠在1981年完成建設，並開始招收第一批醫科生。
除了醫學院事件，中大從創校開始即實行的4年學制，在港英政府年代也以「必須完成中七才可升讀大學」（《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三號報告書》）為理由，逼中大由4年制改行3年制，1988年6月26日中大有3000名學生、校友和教職員舉行大集會反對3年制，但最後仍然失敗收場。
公立大學發展 跟校董會組成關係不大
回首往事，只想說明公立大學的發展，決定權向來操在政府手上，跟校董會組成沒有什麼關係，現在不斷強調行政長官要有更大委任校董的權力，只會予外界印象，就是政府想進一步控制大學，這到底是否政府的本意？政府要完全控制大學校董會的人事任命，目的又是什麼？
教育局長蔡若蓮在去年11月9日立法會會議上回答議員提問時，表示「政府及教資會一直致力維護各大學的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同時亦要求大學就其運作保持透明度和向公眾問責，維持良好管治」；在整個中大校董會改組風波中，這是少數一次由政府官員口中，表述了要維持各大學的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
大學維持良好管治的目標，不應該是政府要控制校董會成員的任命，而是要維持大學在研究、教學及知識轉移等方面保持國際水準及領先地位；大學是探索知識、發展創意和開拓新思維的地方，大學追求的學術自由、院校自主、學者治校，都是避免政府過度干預，令高等學府可以享有更大的自由空間，這些都是維持一流大學的必要條件。
政府應該明白，他們不應該也沒有能力取代大學的管理層管治大學，而本地8家受資助大學取得的成績，已經說明它們在管治上並沒有嚴重失誤，相反，香港在專上教育發展取得的成就驕人，令香港有條件發展成為區域教育樞紐。
港高教優勢歸因學術自由 勿自毁長城
發展香港成為區域教育樞紐的構想，最早來自2004年的《施政報告》。前教統局長李國章指，香港具備極理想的條件成為區域教育樞紐，擁有的優勢包括五大項──香港是亞洲國際都會；香港有國際知名院校；香港院校提供高質素課程；香港在教學語言、升學和就業方面都與國際接軌；香港中西文化兼容，學生可以在多元語言及文化的環境學習。
經過近20年發展，香港高等教育的競爭力已經大大提升，本屆政府重申要發展鞏固香港成為國際高等教育的區域樞紐，除了吸引外地學生來港就讀，香港也應該建立「教育品牌」，本地學校可以到外地舉辦教育展，提高香港教育的國際知名度。
一直以來，香港大專院校對內地學生都有極大吸引力，其中一個原因，正是香港的大學跟內地不同，香港跟美歐西方教育體系關係密切，學習環境比較自由、資訊暢通，可以接觸多元信息，這是香港跟全國其他大學比較時獨有的優勢，是多年來香港高教界努力的成績，是學者們的成就，也是院校自主、學術自由的結果，而不是靠強化政府干預得來的。
中大校董會改組，不是一家大學的事，而是關乎香港專上教育發展方向的大事，我們希望政府明白過去本地大學成功的原因，切勿誤判，更不要自毁長城。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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