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首富：受詛咒的桂冠|駱惠南

上週四，A股發生了與中國首富相關聯的大幅波動。本來因為MSCI明晟指數編制公司決定納入A股而使中國股民喜氣洋洋，在上午交易時段，曾把A股主要代表性指數包括滬指與滬深300在上午推高1.5%，出現近日少見的急升行情。到下午市場突然風雲變色，雷電交加。先是中國首富王健林的大連萬連債券急瀉，旋而市場傳聞，金融監管部門調查有關銀行對萬達與郭廣昌主事的複星集團的放貸情況。招致調查的原因是這兩家企業前些時候在對外併購方面，取態極為進取，有走資之嫌。A股風高浪急，自然波及港股，在下午也跟隨A股轉升為跌。兩市這種關聯己成常態，本文關注的是這一事態發展的另一問題：中國首富，危險的寶座。

中國首富被認為是一頂受詛咒的桂冠，從早年的牟其中，被傳媒譏為首富變首騙，到黃光裕榮膺首富不旋踵即陷牢獄之災。甚至連胡潤富豪榜也被稱為劏豬櫈，有相當比例上榜者出事。

中國巨富是社會主義肌體的異己之物

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本來不應該出現億萬富豪。鄧小平當年在一個正式場合作演講時曾指出，中國如果出千萬富翁億萬富翁，我們的政策就是失敗的。出現大量富豪在相當程度顯示，貧富分化極為嚴重，自然不合社會主義原則。更是與中國共產黨當年發動革命的初衷南轅北轍。即便與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初衷也大相徑庭。鄧小平主張的是通過自己的勞動達致富裕的目的。實際上中國相當部分的富豪靠的是與權力的關係致富的。以中國政權自己宣稱的合法性基礎而論，億萬富豪其實是一種異己力量。尤其是萬貫家資擁有者，自不免有社會影響力，尤其是財富沿著其內在邏輯，尋求發展，這可能與政治權力的取向相悖。同時，這種發展會使影響力進一步加強。影響力在社會科學中就是一種權力。這樣雄於資財者在權力中心看來，在適當時候或有利用價值，或會優容一時，但當其成為臥榻之側的酣睡者時，可就不好說的了。

中國傳媒炒作首富及富豪榜不過20、30年的事。因為中國政府允許民間擁有財富是後毛時代的事。在這之前，財富是一種罪惡。當年的黑七類（地富反壞右資黑）即紅色中國的賤民近半與財富有關，其餘才與政治掛鈎。

自從中國有了巨富，有了為巨富排座次的胡潤榜，首富如走馬燈般或殞落，或讓賢，真正你唱罷我登場。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中國經濟過去30年結構與規模的滄桑巨變。其實中國首富也好，胡潤榜也好，傳媒炒作的娛樂性多於一切。

出事：一頂頂桂冠落地

中國早期富豪多起自畝陌，有草莽氣。這是因為中國改革首先在農村進行，解散人民公社使農民獲得經濟自由。從而農村最早有萬元戶。當年這些草莽英雄基本不俱備現代商業知識和倫理，同時中國社會也沒有基本的商業基礎設施和引導商人走向規范經營的法律環境。這些人只是憑著膽量闖天下。通常進行一些非持續性的，有些賭博意味的交易，成功己可稱首稱冠。大約是中國第一個首富牟其中就是在與俄羅斯貿易中，以衣履等輕工業產品換回兩架客機而奠定首富位置的。因為本身和環境的缺陷，這位首富在取得初步的成功後，忘乎所以，奢言引入印度洋之沫，潤黃土高原之痼等不合商業原則的空想，最後淪為騙子系於縲紲之中，而從首富寶座跌落下萬丈深淵。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民間資本極為匱乏。在中國錢作為資本只在銀行中有。誰能從銀行弄到錢就能在商場上佔盡上風。從銀行弄錢一是權力；一是關係。那時的首富可以說，成的銀行，敗也銀行。權力不說了，通過關係從銀行弄錢發展生意不可避免游走於灰色地帶，很容易觸碰禁區。黃光裕的國美比之牟其中的南德是成熟得多的商業模式。終不免登上首富寶座不旋踵就進了監獄。

後來的巨富之登上首富寶座比之先行者而言，除了膽量和銀行支援外，更加需要政治靠山和對商業前景的正確判斷也就是需要前瞻性的眼光乃至專業知識。因為後來的取代者多出自房地產領域和科網領域。房地產領域在內地政治結構下需要政治靠山是不言而喻的。從拿地到整個發展過程包括融資、建築和售樓都需要與政府打交道。房地產商人尋求官員作靠山是合邏輯的選擇。由於中國官場派系林立，派別鬥爭激烈，在權力竟逐中失敗者經常受到嚴酷清算。這樣房地產商人一旦其靠山受清算，可能受到株連，不管登上什麼寶座，帶上什麼桂冠，中國首富也好，什麼地方首富也好，豈不危哉！至於以科網而身首富者，目前看似風光無限，但其實有些人已令自己處於險地而不自知，被傳失聯豈空穴來風？目下的科網英雄躊躇滿志，既對國家經濟，庶民生活有巨大影響力，全國消費一個大比例由其經營，又喜高調指點江山。在社會科學看來，影響力就是權力，在中國現行政治結構中，這麼大的權力能放心讓一介商人長期掌控嗎？萬一商業邏輯與政治利益不完全一致時，那又會發生什麼事呢？

中國商界不是一個自立，從而可以自為的群體

中國作為首富或富豪之不同於西方同行，關鍵就在本欄曾多次論述過的，精英角色轉變與否的問題。西方精英作了角色轉變，聰明頭腦流向了經濟文化領域，為社會帶來創新與高效經營，在西方制度下，商界是自立自為的社會主導群體，並不依附於其他的集團或勢力。

中國精英則未作轉型，繼續以掌控國家權力主導社會。在中國這樣政治權力至上的國家，商界依靠政治精英，通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把中國勞動者管得服服貼貼，接受比西方同行低得多的工薪，從而使在西方國家的生產工序及經濟活動轉移到中國，實際上整體而言也為中國商界帶來獲得巨利的機會與商業環境。在這一意義上說中國商界根本是依靠中國的政治精英把本來屬於中國民眾，外國民眾的利益，轉移到中國商人的腰包裏。這就是說，即使從經濟角度上看，中國商界也不是自為取得商業成就的。對於中國政治精英而言，中國商界根本不是自立的，而是中國政治精英附庸，受政治精英所驅策，自然趙孟能貴之，趙孟能賤之。尤其當商界某領域或個人的發展與政治精英利益有所杆格時，那些領域或個人就會受到限制甚至打擊。中國首富桂冠的頻頻變幻，就是在這樣背景下發生的。只要中國政治結構沒有改變，或者說中國精英沒有改變角色，中國商界沒有成為自立自為的群體，這種現象將會繼續下去。

一個國家的精英選擇擔當什麼角色，都是在既有文化和所選擇的制度背景下，以利益取向為依歸的。西方精英看到在現代腦力社會，作為聰明頭腦以創新與經營為務最符合他們的利益，所以放棄了作搜括的統治者。中國精英因為文化的原因，選擇繼續做統治者，又因時際會，遇上全球化，使他們在中國實行的制度恰好符合西方精英的利益，而使中國突然錢財滾滾，中國精英何許人，豈會這般為他人作嫁衣裳，讓權勢集團以外的獨享其利的呢？以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結構而論，那些什麼胡潤榜，什麼首富根本名不符實，真正首富、巨富都不是拋浪頭的那些人。在反腐中披露的冰山之角已經證明首富巨富其實在大隱之中。

駱惠南

1952年生於福建省泉州市。1968年初中畢業的老三屆。後經上山下鄉，小學執教，旋於1985年南渡香江。以業餘時間先後修讀多種課程，取得理學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碩士與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在《國際金融研究》、《財經研究》等重要學術期刋發表論文。現為香港證券業從業員。著有《腦力社會論》一書，以全新角度審視人類社會的發展階段，把民主政治融入經濟分析。2018年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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