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適應性治理：比較政治中的「紅天鵝」|中大出版社編輯部

毛澤東逝世之後的30多年裏，不斷有人預言中國政治即將崩潰。東歐及蘇聯相繼解體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倖存下來，但也沒能讓中國政府行將就木的預言消失。

這些年我們甚至看到以此論調為題的書籍紛紛面世，譬如《中國即將崩潰》、《中國陷入轉型困境》、《中國：脆弱的超級大國》，聽起來稍微樂觀一點的則有《中國的民主前景：將如何發生並將走向何方》。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這讓一些人對應當隨之而來的政治轉型充滿期待。他們想當然地認為，隨着社會動盪不斷加劇，要保持經濟增長就必需拋棄過時的共產黨統治，採用自由民主制度。然而，一個又一個十年過去了，中國共產黨並沒有行將就木，與此相反，經受了1976年毛澤東逝世、1989年天安門學運、1997年鄧小平逝世及2008–2009年大規模少數民族騷亂等事件的考驗，中國政府愈來愈熟練應對諸如領導權力交接、群眾抗議、行政改革、法治化以及融入經濟全球化等各種複雜的挑戰。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顯示出令人驚奇的生存能力，先後渡過了1997–1999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3年的SARS傳染病暴發，以及2008–2009年的全球經濟衰退等等。這些危機往往會給許多脆弱的政權敲響喪鐘。

需要明確的是，這種不進行政治自由化的經濟快速增長實際上代價高昂，其中最明顯和最嚴重的代價也許是普通中國公民自由權利的匱乏。另外政治缺乏制約也是導致現今中國面臨的官員腐敗、消費者權益保護不力以及環境破壞等問題的原因之一。不難想像，這些問題遲早會導致體制變遷。

在這裏，我們不打算冒險預測共產黨在中國還會統治多久。

歷史上發生的偶然事件多變難測，這讓預言未來毫無價值。我們也不猜測未來中國政治體系會變成什麼樣子，這種改革遠景還是留給中國的決策者與改革家來描繪更為適當。作為社會學家我們只想重新審視令共產黨執政到今天背後的原因，或更準確地說，這背後的政策機制。

過去30年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實現快速和深遠的組織、經濟和社會轉變？這個威權政權為應對有史以來最快的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動盪，運用了何種政治技巧和操作流程？畢竟經濟轉型不光帶來更多財富和全球影響力，亦帶來了政治意識形態對立、收入和地區不平等加劇、以及此起彼伏的群體抗議等嚴重問題。

中國猶如一隻「紅天鵝」挑戰現有理論

政治學對政權分類和政體變遷的傳統研究是建立在二元對立的系統論基礎上，這種源自冷戰時期的分析框架關注「從獨裁體制到民主體制」，「從計劃到市場」等這類問題，卻沒有共產黨政權所具備的適應性這一概念。從制度上看，共產黨執政的體制被公認為是僵硬的，不具備在行政機構、經濟協調、技術創新以及國際競爭等方面自我完善的能力。

這些傳統的理論無法幫助我們理解一個有創新能力和競爭力的強大中國及其背後所蘊含的動力，即使賦予傳統理論新的內涵，也難擺脫其時過境遷的局限。

中國沒有走上西方社會學家們和民眾所預見和期待的道路，市場化未譜出民主化之樂章。儘管毛澤東統治時期經常採用的意識形態控制、鬥爭運動、組織依附（organized dependency）等方式已經讓位於現今更規範的技術官僚管理模式，甚至在某些領域出現了協商的治理模式，但中國至今沒有向多元的選舉民主制轉變，依然是一個按照蘇聯模式組織起來的黨國合一的威權國家。

在我們看來，中國雖然受蘇聯模式的啟發建立了國家正式制度，但政府在實行治理的時候，卻使用了一套自己獨創的方法，這些方法有的源自革命時期和建設時期，有的則是改革開放後有選擇地借鑒國外經驗基礎上形成的。正是這些治理技巧為一個難解之謎提供了新的答案，那就是為什麼中國沒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仍取得驚人經濟成就。

雖然中國政府引進了市場機制，但政府依舊通過掌握公共財產的所有權、廣泛的行政干預、以及任命企業高級管理層等方式控制着關鍵產業（包括基礎建設、通訊業、金融業等）的「制高點」。由此看來，中國從根本上有別於英美式的市場化加私有化範式。另外，中國執政黨主導的發展模式也與日本和韓國國家主導的「發展型國家」大相徑庭。控制國有企業和公共財產、任命企業高管這些做法對日韓兩國的經濟發展所起作用微乎其微，另外日韓兩國是在經濟發展到一個成熟階段後才開放對外貿易，這與中國改革之初就實施對外開放顯然不同。

原刊於《紅天鵝：中國非常規決策過程》，本社獲授權節錄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