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總消費與總投資比例近年為何下降

近代中國總消費與總投資的比例繼續下降。總消費是如何決定的？我們應否把它提高？

封面圖片：重慶一間工廠裏，女工正把瓷器裝箱。（亞新社）

近代中國總消費與總投資的比例繼續下降。本文將討論比例下降的原因。一方面解釋總投資快速增加的原因。另一方面討論總消費是如何決定的，我們是否應當把它提高。

根據中國統計年鑑2015，表1—3，在1978、1990、2000與2014年，消費支出在國內生產總值分別佔百分之62.1、63.3、63.7與51.4，固定資本形成分別佔百分之38.2， 34.0、33.9與45.9。（其餘的百分比是淨出口。）證明了總消費與總投資的比例從2000年到2014年大量的下降。

第一，讓我先解釋總投資快速增加的原因。中國私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生產的比例在近十多年來繼續增加。根據各年的中國統計年鑑，表13—1，1998年、2008年與2010年中國工業生產總值分別為126,111、507,448與698,591億元，其中國營企業分別佔35,571、46,857與57,013億。國營企業的百分比便是0.282、0.0923與0.0816。或說從1998年到2010私營企業佔用工業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大量的增加。私營企業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動力。私營企業要增加利潤，必須增加生產，用投資來擴大生產的規模。

因為增加生產需要增加資本設備，而增加資本設備需要增加投資。這是我們對近年來中國總投資快速增加的解釋。其實投資增加的速度遠高於資本設備增加的速度。需要同時增加。假定資本設備等於100，當資本設備不變的時候，也需要投資約6% 來維持它的數量。如果資本設備要從100增加到105，投資便要從6增加到6 + 5 = 11。投資增加的百分比遠多於資本設備增加的百分比。這個理論在經濟學上稱為「加速原理」。資本設備的變動是速度。

中國的總消費量並非太低

第二，我們要討論中國的總消費量是否太低。討論的內容是根據80多年來經濟學家研究的結果。在一個市場經濟生活的居民應當有消費的自由。他們的消費量應當由他們自己決定。1936年凱恩斯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假定居民的消費量是由收入決定，但是當收入增加時消費量與收入的比例會降低。這理論是用來解釋1930年代初期美國經濟不景氣，是因為總消費量增加不足以致生產過剩，失業人數過多。如果凱恩斯的消費理論是對話的，市場經濟的 GDP 便不可能繼續增加。1950年代我的老師米爾頓·弗里德曼倡議新的消費理論。說消費量與預期收入（或說正常收入）的比例是固定的，不會當正常收入增加時減少。因為創建這個理論弗里德曼在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30多年來我從事研究中國人民的消費行為。1985年8月在著名經濟期刊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發表一篇文章，討論中國的總生產是如何決定的。總生產分兩部分，即消費與投資。論文用計量方法估算了中國的消費函數與投資函數。消費函數是根據米爾頓·弗里德曼倡議的消費理論建立的。用中國統計年鑑從1952年開始的數據估計的結果，我發現這消費理論是對的。請注意數據的時代包括中國實行計劃經濟的時代。論文證明了經濟學的理論可在中國應用。並且在中國實行計劃經濟的時代也可以應用。這篇文章的投資函數，是根據上面說的投資理論（包括加速原理）建立的。估計的結果，這理論在中國實行計劃經濟時代和實行市場經濟時代同樣的適用。

20多年後來我想知道弗里德曼的消費理論和上面說明的總投資理論到近年是否在中國還適用。我在2011年 Economic Letters 發表的論文，發現直到2009年這兩個理論在中國還是適用。上面引用的書籍與文章證明中國人民的消費行為是合乎經濟理論的。在中國市場經濟生活的中國人民自己決定應當消費多少。自從1952年中國統計數字公報以來，中國人民的消費量是正常的，是合理的。我們不用把它增加或降低。

本文解釋了中國總投資在近年來增加的原因。投資增加是一個好的現象，是中國私營企業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現象。本文也說明中國總消費是由中國市場經濟活動的居民自由決定，我們不必設法把它提高。

鄒至莊

普林斯頓大學名譽政治經濟學教授與經濟學教授。在經濟學的多個領域都有所建樹，共出版專著17部，發表論文超過200篇。在計量經濟學方面有著名的「鄒氏檢驗」（Chow Test），在西方經濟學界開創了研究耐用品需求函數的先河，並提出動態經濟學的譜分析方法和最有控制方法。他在80年代初十分關注中國的經濟改革問題，是最早參與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海外學者之一。1989年美國《教育經濟學報》「全球經濟學家排行榜」名列第28位，在華裔經濟學家中排名最高。1993年美國密歇根大學經濟學俱樂部評選「29位偉大的經濟學家」，排名第8，是唯一上榜的華裔學者。早在1985年在南開大學出版了其專著《中國經濟》。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後出版《中國經濟隨筆》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