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如早前不少經濟分析指出，高度依賴房地產的中國經濟和近乎匱乏的有效監管，將導致日本和香港所經歷過的泡沫經濟。
近月，恒大集團和其他內房企業相繼爆發的資金鏈斷裂、難以償還的龐大債務、房價大幅下挫和大批負資產人士湧現，展示日子的最終到來。這是一場可以在事前處理得更好的危機；但與此同時，更應關注的是，中國如何借鑑例如香港在泡沫經濟破滅後的處理，哪怕是負面經驗，以減少受損害程度和避免第二次創傷。
香港在泡沫經濟破滅後的處理
筆者在2019年2月1日《明報》觀點版題為〈「明斯基時刻」與「資產負債表衰退」〉及之前的相關文章中表示，泡沫經濟破滅後，家庭和企業所面對的境况，與歷史上我們熟悉的經濟衰退比較，最大分別是，正在以分期付款方式供樓的家庭和以房產作抵押坐實龐大債務的企業，於面對經濟衰退、減薪、失業、銷售額和利潤率下滑及房地產財富收縮的同時，仍然要以泡沫之前的本利金額償還債務，結果是百上加斤。
回歸不久的香港，相繼出現亞洲金融風暴和地產泡沫破滅，在經歷經濟衰退、還款壓力變得嚴峻以至舉債困難的漩渦式下滑效應之下，加速了個人和企業的破產浪潮，亦同時造就不少「負資產」的個人和企業。用經濟學的用語，這就是社會總體需求的連番下滑。
與此同時，對於特區政府，泡沫經濟破滅的即時影響是賣地和物業交易收入減少，以至個人和利得稅的收縮。但即使如此，在此社會總體需求下滑的情况下，時任財政司長的即時對策是緊縮開支，考慮因素之一是要符合《基本法》的審慎理財和財政收支平衡原則，以及同時推動多項「整改」措施，包括削減綜援、改革社福機構經費結構及減少興建基礎設施。
其效果是進一步收縮社會總體需求，對萎縮中的經濟雪上加霜，對經濟和民生造成第二次損害，最終引致2003年的民怨沸騰。
對此，應汲取的教訓是，我們應重視泡沫經濟的特性，在小心處理其種種後遺症的同時，避免過早採取「整頓」和「改革」，甚或應推遲有關舉措。而事實上，日本當年亦曾面對過類似的爭論，不贅。
無獨有偶，內地今次泡沫經濟破滅後，當前的經濟政策卻像重蹈香港當年覆轍。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主席、國務院前參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前委員夏斌，最近在其題為〈如何正確處理好行業整頓與經濟增長等關係〉的文章中，道出了他的憂慮。他表示，當前中國經濟領域中「最需關注的是房市」。
「經濟帳」與「政治帳」
他續稱，10幾年來「房市已積累了巨額風險」，而「業已形成的巨額泡沫風險必須化解與釋放，若不予化解與釋放，中國經濟不可能走上持續健康發展之路」；「然而，操之過急，又會對整體經濟的穩定立刻造成動盪性衝擊」。
故此，真正做到精準「拆彈」，只能通過持續、適時的信貸、利率、土地、限購限售等各種市場與行政措施，以時間換空間，以及「經過若干年風險穩步釋放的時間和在解決低收入群體住房問題的過程中，逐步建立起『房住不炒』的社會普遍心態，形成中國房市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
他同意，面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對例如涉及「嚴重影響國家長期穩定發展的資本無序擴張和壟斷現象，對演藝輿論界的違法失德，對有害於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網絡遊戲、增加中小學生學習負擔的教培行業，等等，整頓是必須的，是刻不容緩的」。
但在出台整頓政策時，相關部門應在國務院統一協調下，與經濟宏觀決策部門多保持信息溝通與政策協調，制訂穩步操作的預案，盡可能處理好行業整頓與經濟增長的關係，減少對穩定增長與就業的不良影響，把行業整頓對經濟的負面影響控制在最小範圍內。
他又提到，在相對集中地在一段時間內緊鑼密鼓出政策、出整頓措施時，「恰恰是新冠肺炎疫情下經濟復甦艱難、美國對華遏制愈演愈烈的時期。本來經濟下行壓力就在加大，中小企業經營困難、失業增多，形勢非常複雜、不確定」，加上多領域建設的同時推進和整頓，「自然會不同程度地影響某些行業的發展、企業的經營、就業的壓力、資本投資的選擇、上市公司的股價波動」，使人們「突然覺得當前的經濟形勢愈發複雜、愈發不確定、愈發看不懂了」。
可以說，夏斌的建言是基於「經濟帳」，以經濟理性為基礎的政策緩急排序；而對於政策執行者而言，考慮的是「政治帳」，傾向不惜一切的目標。但以當前中國經濟的嚴峻情境，切實為後泡沫經濟拆彈、減少對國民經濟的不必要折騰，看來才更代表人民的真正幸福。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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