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內憂外患

中國的經濟情況不妙，有些地區出現了負增長。北京的朋友當然知道。美國的特朗普總統也知道，幸災樂禍，公開地說了些風涼話。中國的經濟增長數據不可靠有悠久的歷史了。有三個原因。其一是流動人口佔總人口約三分之一，這些「流民」的收入難算。其二是中國的農民不用付稅，少了一項重要的資料。其三是地區的稅收及一些其他數字皆用上指標制，不達標沒有獎金，出現了虛報的情況。不一定是報高的。在上世紀困難的90年代，朱總理說保八，我考查所得是報低了不少。地區幹部不喜歡超標──所以超額不報──其理由何在讀者可以一猜就中。

三項利好局限

在分析目前中國的經濟困難之前，我要先指出幾項有利的局限情況，今天沒有改變。其一是中國的市場大，大得離奇，有助於經濟學鼻祖阿當斯密指出的大市場對專業發展帶來的優勢。中國的市場究竟有多大呢？最近網上出現這麼一個觀察：在剛過去的雙十一那一天，只一天，中國人買光法國的牛油與西班牙的豬！有點搞笑，但人類文化5000年，只有今天的中國才說得出這樣的笑話。

其二是中國的基礎建設實在好，冠於地球沒有疑問。不要問我是不是划算的投資：錢已經花去，這些基建的外部效應（例如帶起地價）要怎樣算不容易，而覆水難收的成本今天回頭看再不是成本了。國債急升怎樣看呢？基建投資的回報率（包括外部性）很難算得可靠。我的簡單觀察，是只要人民幣的幣值繼續穩定，大家可以舒一口氣。我們可以說的，是中國的基建絕少是垃圾工程。建造得快而好是事實，其他國家不容易見到。其三是中國的商業天才多。大家熟知的名字這裡不說了。

兩項重要的商業發明

這裡我要順便指出，20世紀人類有兩項商業價值奇高的發明，皆源於該世紀的50年代。其一是半導體，帶來今天的數碼科技與商業。數碼商業的一個要點，是以人頭的服務算成本，其邊際成本是零。這樣，大市場會有很大的發展優勢。好些周遊多國的朋友說，利用數碼付賬的頻密度，沒有一個國家比得上中國。

第二項重要的商業發展，是基因結構的發現，導致今天西方的醫藥研究的急速發展。數碼與醫藥是今天商業價值最高的兩個行業。性質很不相同。數碼商業要求的是智商夠高，但不需要讀過很多書，行內的老闆喜歡僱用20歲出頭的青年。有關基因與藥物的研發呢？30年寒窗苦學是起碼的要求。這方面，我帶到美國求學的外甥與我自己的兒子今天在美國算是卓然成家，其苦處與需要的際遇不足為外人道。我可以肯定，目前中國的大學教育培養不出這個水平的人才。是的，在藥物研發這方面，今天的中國落後於印度是需要解釋的失敗。顯然，中國的醫療制度要改，大學制度更要改。

局限不俗 言論有變

在上述的算是很不俗的局限條件下，中國的經濟出現了困難是不容易解釋的事。這困難不始於今天。2016年1月16日，我在廣州以《中國的經濟困難要怎樣處理才對？》為題講話，對中國經濟的失望溢於言表，提出的11項建議皆如石沉大海──儘管該講話的文稿在網上讀者多。跟着中國的經濟見不到起色。今年1月11日，人民大學的周新城教授發表一篇建議「消滅私有制」的文章，無端端地燒到我這邊來，指出一些我從來沒有參與過的事。為此我用心地寫出《自私三解與市場應對》作回應。這篇回應寫得好，解釋得淺白，在網上風行。私產究竟是何物、市場的功用何在，是不可能解釋得更清楚的了。

再跟着是風聲四起，什麼私營經濟要離場，什麼企業要民主管理，什麼要回頭搞公私合營等建議都有。哪些算是官方的言論我不懂。可幸習近平先生今年9月27日的講話，堅持要保護民營經濟的發展，而11月1日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習先生再強調民營企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合約專家看新《勞動合同法》

內憂外患，後者當然是指國際貿易戰與壓制中國追求科技知識等事項。內憂是說中國自己主導的政策有失誤。這裡先分析內憂，其中最嚴重的一項是2008年1月1日施行的新《勞動合同法》。該法今天還在，究竟修改過多少我沒有跟進。當2007年10月我收到該法的98條版本時，知道該法是災難性，跟着發表了11篇文章解釋，皆見不到效果。這次我把該法再提，因為意識到當時的解釋不夠清楚，何況當時該法對經濟的禍害沒有今天那樣塵埃落定，大家看得清楚了。

讓我先介紹一下自己吧。曾獲經濟學諾獎的諾斯說我是「華盛頓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始創人，可能對。應該更對的是前經濟學諾獎主席沃因說的我是合約經濟學的始創人。沃因寫下，合約一詞在我之前經濟學很少提及，在我之後就變得家喻戶曉了。

1968年我發表《佃農分成》，1969年發表《合約選擇》，1970年發表《合約結構》，1972年發表《婚姻合約》，1973年發表《租蜂合約》，1974年發表《價管與合約的變動》……一路下來，到1983年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性質》與2008年發表《中國的經濟制度》，所有重要文章都跟合約有關。這些作品被引用的次數差強人意，但西方的大學指定為學生讀物的，最多應該是我的作品。少人注意的，是我曾經花了美國科學基金不少錢，研究過難度高不可攀的發明專利與商業秘密的租用合約。更少人知的是我花了兩年時間研究石油工業的換油合約，可惜因為是收了石油公司的錢的顧問報告，不能發表。這報告當年老師阿爾欽細讀後，說是他讀過的經濟實證研究最精彩的作品。石油行業的朋友稱這報告為《聖經》。

我不喜歡坐在辦公室內推敲外間的世界，或用回歸統計去分析那些不知怎樣弄來的數字，或試圖創立古怪的術語來混飯吃。作為學者，我要知道真實世界發生着的是些什麼事。考查蜜蜂的租用合約我要到果園研究蜜蜂怎樣養怎樣飛；考查石油工業我要到油田走，合約的真實版本擠滿一間車房；考查香港的租金管制我追查過的法庭檔案逾萬宗。這些行為是當年幾位學報編輯說史提芬的文章不用評審的主要原因。

提到上述，是要指出當我說某些管制合約的法例對經濟有嚴重的殺傷力，有關當局要注意我說的。在快要再版的《經濟解釋》的卷四中，我有一長章題為《合約的一般理論》，指出合約的目的是要約束競爭，如果這約束受到干預，會增加交易費用，而這些費用的增加夠高會為禍整個經濟。

公司與市場是同一回事

在1983年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性質》一文中，我指出公司也就是市場，只是合約的安排不同，也指出在產出的活動上，公司與公司之間是沒有分界的。這些論點是否決了科斯1937年發表的《公司的性質》。當時我對科斯批評得很含蓄，他的舊文我盡可能指出可讚的下筆。在學術的研討上我這樣做當然不對，但該文是為科斯的榮休而寫，是一篇要表揚他的文字。這是中國的禮教傳統了。

公司是不同合約形式的市場。支持市場的人，在邏輯上，是不能也支持新《勞動合同法》的。自由的市場永遠是在爭取降低交易或制度費用。新《勞動合同法》是大幅地把這些費用提升了。我們要知道，做廠是地球上難度最高的行業，能夠賺回投資的利息絕不容易。這些日子在東莞及昆山等地，做廠的，沒有專利或名牌的支持，堅持下去往往是希望樓房的地價上升，政府讓他們改變土地的用途，工廠關門大吉去也。

在新《勞動合同法》的左右下，沒有專利或商標的工廠紛紛拆細，山寨紛紛復出。小市鎮的律師為勞工向僱主敲詐三幾千元常有。這些都導致交易或制度費用的提升。另一方面，工廠的老闆可不是傻瓜。法例說要多給員工錢，他們就安排生產線，要員工不停手地操作，工廠生意怎樣做工人一點也學不到。

零工資帶來大收穫

百多年前，我的父親從惠州到香港的工廠作學徒，沒有工資，可幸他高人一等，不用給工廠的老闆米飯錢。學了五年後，父親自修英語，翻譯了一本《電鍍手冊》，其後自立門戶，進口銷售電鍍原料及用品。1954年謝世後，父親的生日被香港的電鍍行業稱為師傅誕。我的叔叔伯伯，不一定有血緣關係的，也多是先走這種沒有工資的做學徒的路。

新《勞動合同法》害了工人的日後發展沒有疑問。對沒有專利的工廠來說，提升交易費用導致成本上升會是災難。有專利或有名牌寶號的工廠好過一點，因為這勞動法導致的交易費用增加可以切進這些專利或名牌的租值。北京當局不是要鼓勵發明專利或名牌的爭取嗎？

要怎樣處理新《勞動合同法》呢？不用取締，而是採用英國早就存在的用合約退出（contracting out）的方法。這是說，一家工廠或企業的僱主可以讓勞工選擇另一張自由議定的工資與工作的合約，選擇後勞動合同法就被此新約替代了。不簽此約，法定的勞動合同法有效。當然，辭職與解僱勞資雙方皆可以選擇。我認為生產力高的員工多會選這退出勞動法的新合約。正如當年在西雅圖華大，怎樣我也不參加那裡的教師工會，因為參加了我的薪酬要由工會替我跟校方磋商。我認為自己磋商為上：格外勤奮會帶給自己格外高的薪酬。

《中國經濟的內憂外患》之一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