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展韌性的底層邏輯

近期，在失業率走高、房地產行業衰退的背景下，許多人的心態都有些悲觀。外資和民企的信心也好像在減弱。人們擔心着經濟指標下落，消費低迷，經濟復甦乏力等問題。亦有不少人也開始懷疑，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否會持續放緩？中國這個龐大的經濟體，究竟還能不能行？

在這篇文章中，我嘗試從一個較長的時間維度來分析中國的發展模式和它的底層邏輯，以及它思想的根源，從而幫助解釋為什麼中國是可以的。拋開中國存在着的一部分問題，我認為中國的發展離不開它特殊的內在一致性，以及活力。自從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不斷地透過「試驗、學習和調整」的機制，並運用它大規模的組織能力，使整個國家具備高韌性的發展，在困難中始終擁有一股向上的力量，這是我認為中國可以的原由。

中國經濟增長得益於「三層二元」架構

改革開放以來的40多年，中國的高速度發展令世界上許多人感到驚訝。不少人嘗試解釋為什麼中國能夠持續的高速發展和展示出高度的韌性。一部分人認為中國是以政府為主導的發展模式，政府決定社會上的所有行為，包括企業的舉措。這些人將今天的中國看作當年的蘇聯。在這些人之中的極端者提出「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已達頂論」等的觀點。另一批人則認為在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已經全面走上資本主義之路。他們認為中國融入世界代表着中國融入資本主義。這批人之中的一部分人甚至認為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將會變得「更加像西方」。

不能說，這兩批人的觀點完全錯誤，但他們的觀點肯定不能充分地解釋為什麼中國能夠在短時間之內取得那樣驕人的成就，以及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依然擁有強勁的發展動力。

事實上，自從1840年以來，中國一代又一代的知識份子們不斷尋找着中國應該怎樣發展的方法和道路。

特別在改革開放之後，這個思考和實踐的過程實現了大幅度的加速。這個過程是透過不斷的試驗、學習和調整而達成的。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在原有的悠久歷史、文化和文明的背景之上，不斷吸收新的事物。中國的領導人相信其中的一些基本的信念，如社會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但亦會適當接受新的理念，如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等。這種綜合性的體制透過不斷的優化和動態調整，逐漸形成一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方法。

更具體的來說，中國的體制是一個「三層二元」的架構。中央政府制定國家發展的大方向和具體戰略及政策。與前蘇聯時代的計劃經濟不一樣，改革開放後的中央或地方政府不會具體規劃企業的發展目標，而只是提出大方向和發展建議。當然政府對國企是會有總體要求的，但對民企則不會（亦不能）提出具體的運營目標。

改革開放後一個重要現象就是民營企業的崛起。經過40多年的發展，今天中國的民營經濟已經非常蓬勃。不少中國最成功的企業都是民營企業。與此同時，國有企業往往在關鍵行業，比如銀行、電信、航空、鐵路、能源等領域扮演著非常重要（但不一定壟斷）的角色。企業們往往會從中央政府的政策中看到機會。特別是民營企業，它們普遍比較敏捷、適應快、往往可以快速對接中央政府提出的政策。

地方能為企業營造商業友好環境

有能力的地方政府同時扮演着一個重要角色。它們協助連接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和企業們。不少有足夠資源的地方政府會為企業們提供資金和其他條件的協助，為它們在當地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對於初創公司們而言，地方政府可提供「孵化」支援和協助連接價值鏈上下游的玩家並爭取客戶。對較成熟的企業而言，地方政府更會積極地提供更全面的協助。

而由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組成的「二元經濟」為中國的經濟架構提供了有利（亦有弊）的立體效應。國有企業除了需要履行財務損益責任之外，往往亦需要履行社會責任。中國不少的公共產品是由國企提供的，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高鐵。

中國已經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鐵網絡，截止2022年底，中國高鐵里程達到4.2萬公里，2023年中國高鐵預計投產新線2500公里以上（註1）。在短短的十多年間，中國從沒有高鐵，到能夠建設全球最長的高鐵網絡，而且品質特高，取得如此舉世矚目的成就，這背後沒有國企的參與是不可能完成的。假如高鐵由私營機構承接，它的財務分析一定不會被通過。因為作為一項公共產品，高鐵是很難達到私營機構投資回報要求的。但作為公營機構，國有企業會從更宏觀的角度來考慮一個專案，除了短期的經濟回報之外，亦會考慮高鐵對社會整體的貢獻。

另一個例子是中國的地鐵。截至2022年底，中國大陸地區共有52個城市開通城市軌道交通，運營線路總長度突破1萬公里，達到10288公里，已經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軌道交通網絡（註2）。雖然中國內地城市的軌道交通從0到1000公里發展了漫長的38年，但是實現第二個1000公里僅用了不到5年時間裏。在年增長率方面，中國也遠遠領先世界其他地區，中國地鐵保持着兩位數增長，而世界其他地區的軌道交通年增長率僅處於2.5%至4.5%之間。

在實現這一快速增長的背後，其發展動力源離不開政府在城市交通規劃方面的大力布局。中國地鐵建設的主體是國有企業和央企，它們承擔了大部分的投資、建設、運營和管理任務。這些企業在地鐵建設上更注重社會效益和社會責任，會充分考慮各個地方的特色和需求，以協助政府實現公共福利的標準並保障服務品質，提高中國城市居民的生活滿意度。

可以說，中國從基礎部件的研發到電信基站的全國性普及，都與政府和企業（包括國企和民企）有關，他們順應時代和國家的發展需求，在為自身創造商業利潤的同時，也承擔了社會責任。

當然，國企與民企之間經常亦會產生不少的摩擦，特別是兩類企業在同一行業中競爭的時候。如何確保國企與民企能夠公平競爭還是一個重要的議題。過去，有人會提出「國進民退」，又會有人指出民企在某些領域，如互聯網經濟方面比國企優勝。這些論述不多不少都有些道理，但從大格局來說，「二元經濟」有它顯著的有效性。

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各個企業之間組成的三層架構，和由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組成的二元經濟，形成了一個立體的「三層二元」架構。這個架構表面上好似很複雜，但有效管理一個龐大的政治體是必須要從多方面配合的，它需要動態地調整和協調，而所需的調整和協調能力是一套透過領導力而產生的「大規模的組織能力」。

中國加強組織能力

到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政府中國了整體的組織能力。中國憲法規定，行政區劃有省（自治區、直轄市）、縣（自治縣、市）、鄉（鄉、街道）三級。鄉鎮和街道是中國的基層行政單位。各地由中央統一領導，地方分級管理。因此，大型組織能力從新中國成立開始逐步形成。

我們可以從中國在脫貧方面的成就看出中國大規模組織方面的能力。從2015至2020年的5年期間，中國現行標準下的9899萬農村人口全部脫貧。以安徽省金寨為例，2014年金寨全縣建檔立卡貧困戶約4萬戶，共13萬人，貧困發生率22.1%。自2016年實施脫貧攻堅後的僅4年時間內，金寨縣71個貧困村的約13萬人口實現全部脫貧（註3），自此，金寨縣徹底退出貧困縣序列。

在整個脫貧過程中，各級政府通過呼籲各主體（政府、事業單位、當地民企、國企、部隊等）對困難戶實行多方位援助，並在教育、住房、醫療、就業等多個維度對貧困戶進行補貼和扶持，幫助貧困人口實現了多種創收模式。與此同時設立駐村幹部和幫扶專員，通過實地服務、專案落實和監督考核，保證了扶貧政策的有效執行和精准到位。高層領導和政府官員則負責制定政策、強化責任和監督落實，確保扶貧工作的統一指導和全面推進。這樣的脫貧模式體現了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從高層到基層相互配合、監督、並協同執行，共同推動了中國在脫貧方面取得了成就。

以上所提的脫貧工作就是透過舉國體制而達成的，其他如「南水北調」，將沙漠大規模綠化，2060年「碳中和」等都是調動全國能力和資源來進行的。

為什麼中國仍然擁有強勁發展動力？5-1

參考文獻：

中國發展動力系列文章：

中國發展韌性的底層邏輯（5-1）
中國如何探索適合自己的發展路徑？（5-2）
中國的有效政企合作模式（5-3）
中國發展模式有何文化淵源？如何制定避免走上極端的企業戰略？（5-4）
中國的新士大夫企業家精神（5-5）

謝祖墀

Dr. Edward Tse，高風管理諮詢公司的創始人兼CEO，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客席教授、長江商學院管理實踐教授、香港大學中國商業學院董事、顧問委員會委員暨客席教授，以及一些大型中國企業和國際投資基金的獨立董事。曾任職麥肯錫公司的美國舊金山辦事處，之後他於1990年初回到大中華區。謝博士是中國管理諮詢行業最早的從業領軍人物之一，曾經擔任波士頓諮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中國區總裁和博斯諮詢公司（Booz & Company）（前稱Booz Allen Hamilton，博思艾倫諮詢公司）大中華區董事長、總裁。為包括國內外的數百家企業提供過諮詢服務，涉及在華商業的各個層面，以及中國在世界的角色。他曾為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以及中國政府不同層次的機構提供過戰略、國有企業改革和中國企業走出國門的建議。他已撰寫數百篇文章以及6本書籍，其中包括《中國戰略》（The China Strategy，2010年）、《創業家精神》（China's Disruptors，2015年）和《變局思維》（2022年）。麻省理工學院土木工程學士、碩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工程博士、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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