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座教授、人文社科學院代行院長、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教授於2021年4月7日，在上海交通大學就「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的現代性」專題發表報告。今特分兩日轉載，以饗讀者。
90年代蘇聯、東歐解體之後，正當福山教授（Prof. Francis Fukuyama）宣布「歷史終結」之時，中國伴隨着鄧小平先生的「南巡」，開啟了一段新的歷史。中國做了什麼呢？ 簡單地說，改革開放以來實現了「三個可持續」：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可持續的社會穩定，以及可持續的制度支撐與領導。
中產階級是經濟可持續發展基石
第一，我們實現了可持續的經濟發展。這一點大家看得很清楚，有一大堆的數據。 一個基本的指標就是，我們從80年代當時那麼窮的一個國家，那麼封閉的一個經濟體，成為現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最大的貿易國。對這樣的經濟發展，我們也要看到1949年以後在毛澤東時代所奠定工業基礎，沒有這個基礎，也不可能達到後面那麼快速的發展。
我們現在已經有4億中產。這是什麼概念？ 相當於美國的總體人口。1945年到80年代，因為凱恩斯主義及福利國家的擴張，美國、歐洲大部分國家的中產達到70%。 這個成就是很大的，80年代以來西方是低估了這段時期的成就的。正是這70%的中產階級使得美國這兩個政黨不會走極端。
今天為什麼美國產生這樣的分化呢？ 因為中產階級從70%下降到50%。任何一個社會經歷這樣一個下降過程的話，肯定都會產生很多問題。我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它叫中產社會，現在叫”Plutocracy”，就是變成富豪社會了，從中產社會到富豪社會，這個轉型是非常致命的。而對比同一時期的中國呢，中產一直在增長，到現在為止還是在增長，這也是中國經濟可持續的重要要素。
中國實現可持續經濟增長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它建立了一個愈來愈具有中國文明性的經濟體制。在《制內市場》（Market in State）一書中，我認為，中國的經濟既不是西方說的「國家資本主義」，也不是西方式樣的自由市場經濟，我們用「混合經濟」的概念來概括也不是很恰當。 我把它稱為國家主導型的政治經濟體系。
國家主導型的政治經濟體系
經驗地看，從漢朝到現在，中國永遠是一種三層資本、三層市場的體系，上面有國有資本，底下是一個龐大的，以中小型、微型企業為代表的，以企業為主體的龐大民營資本；中間層是政府跟民營資本互動的，近代把它稱為「官督商辦」，今天稱作”PPP”。頂層的國家資本，底層的私營資本，還有一個中間層，三層資本和市場維持一個平衡和均衡狀態。
除四個階段[1]，中國這三層資本是非常均衡的。這種國家主導型的政治經濟體系有深刻的歷史淵源，與西方政治經濟發展的歷史脈絡完全不同。在羅馬帝國解體以前，西方人對經濟的看法和我們都差不多，「經濟學」原本叫做「政治經濟學」。我們以前「經濟」和「管理」常常放在一起，這是符合中國傳統的。在中國傳統裏，管理經濟、發展經濟是政府內在責任的一部分，這個觀念至今都沒有發生過變化。
西方羅馬帝國解體以後，統一的中央政權就沒有了，接着就是城市的崛起，而城市的主體就是商人。商人要擴大市場，國王要統一國家，這樣他們的利益就走在一起了。 但是商人對國王不信任，說「我可以借錢給你，但是怎麼保證我借給你的錢能還給我呢？」那就是要簽一個合約，保護私有產權。但商人說，「這還不夠，因為你掌握着軍隊，如何保證你履行合約呢？」於是商人就又提出要求，你要把議會給我。所以這就產生了現代我們看到的西方政治制度，以及對私有產權的保護。
中國是不一樣的，中國一直認為經濟發展是政府責任的一部分。 西方經濟學主要是學供求關係，供求關係的背後是市場，而中國的《管子》經濟學叫「輕重」，輕重的背後就是政府，所以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就是典型的政府經濟學。 因此，我們需要得到的啟示是，西方目前實施的這一套制度並非普遍適用（universally applicable）的，完全是西歐特殊歷史的產物[2]。
這種國家主導型的政治經濟體系有許多優勢。中國改革開放40年過程中，這個世界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世界金融危機，中國為什麼逃避了這兩次危機或者有效地應對了這兩次危機呢？ 這就跟國家主導型的政治經濟體系緊密相關。現在政府要干預經濟，怎麼干預呢？
西方國家主要通過三種方式，一個是通過稅收，但是如果債務過大了，稅收手段就受到限制。第二，通過貨幣政策，就是利率和銀行系統，但如果利率為零甚至為負，那麼貨幣政策就受到限制。這兩個都沒用的情況下怎麼辦呢？ 只能量化寬鬆，去派錢。但派錢不是解決問題，派錢只是把問題推到後面去。中國除了這兩個以外，還有一個龐大的國有企業，這是非常重要的。國有企業還有很多改進的空間，但是國有企業的存在是中國經濟體穩定的一個重要基礎。
在社會主體和經濟主體間求取平衡
第二，我們在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同時，還實現了社會穩定。經濟發展跟社會穩定並不是絕對正相關的。很窮的社會不見得很亂，但是經濟發展弄不好，反而會導致社會動亂。前幾年，中國社會討論要學習托克維爾的書《舊制度與大革命》，討論的就是經濟發展以後的社會動盪問題。其實美國的例子就是印證了經濟發展不見得社會穩定的事實。
但是中國如何做到了？一方面當然還是得益於我們的發展。在過去40年，我們有8億人口脫貧，這個數據是非常驚人的。 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迪頓（Angus Deaton）的《逃離不平等》（The Great Escape）中，作者認為基本上前面40年在世界脫貧的問題上，大多都是中國貢獻的，印度也貢獻一點點。十八大以來，精準扶貧8年，1個億的人口脫貧。 對我們來說已經做到了，但是從世界經濟史上來看，沒有一個國家做到過。當然，扶貧主要解決的是絕對貧困的問題，相對貧困是永恆的。下一步怎麼做呢？ 就是要實現共同富裕。但從「三個主體」的關係來看，對此我是很有信心的。
第三，就是提供了一個可持續的制度支撐和領導。這是前面兩個「可持續」實現的重要原因，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現代性的重要體現。首先，「支撐」很重要，要實現這個目的我們的制度就必須與時俱進。馬克思說的對，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築，經濟急速發展，上層建築肯定隨之變化。但是我們做到與時俱進還不夠，我們還要引導社會經濟的變化，這一點是比較困難的。 這樣大家就可以理解，為什麼當下對高科技公司要進行反壟斷。有些地方要大量投入，有些地方要限制，不要使得整個社會失衡，這就是引導。共產黨作為政治主體，一定要協調好社會主體和經濟主體之間的關係。
從根本來說，「三個可持續」是正確處理了三個主體之間的關係，即經濟、社會和政治主體。 企業是經濟的主體，人民是社會的主體，中國共產黨是政治的主體。 每一個國家都需要一個政治主體，如果這個政治主體出現問題了，那麼這個國家就會出現問題。
注釋：
- 中國歷史上曾有四個比較短暫的階段，脫離了這三層資本的均衡狀態，走向了國家主義。第一個就是兩漢之間的王莽改革；第二個階段就是宋朝的王安石改革；第三個階段就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改革；第四個就是我們改革開放以前，毛澤東時代的改革。當然，這四個時期的改革也都是為了應付之前產生的危機，或者為了實現新的國家目標。在這個時期，國家佔據了絕對主導的地位，市場不見了。
- 這裏也必須指出，這個體系並不是像西方所說的「東方專制主義」。在東亞文化儒家文化圈，說政府不要管經濟，人家會罵死你；在美國，如果說政府怎麼管經濟，人家也會罵死你。這是兩種文明，美國的文明有文明性，中國國家的文明也有文明性。
原刊於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微信平台，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的現代性」系列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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