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 不能複製

經濟學中有「發展經濟學」專門研究如何發展經濟，傳統的論包括比較優勢、重商主義等等，其實都不能完滿解答一個國家要採取什麼手段去發展經濟，達到今天西方水平。

前人未走過的路

事實上，繼歐洲列強之後，只有美國、俄羅斯、日本等極少數國家成功致富。其中俄羅斯中途夭折，今天淪為一個中等水平的資源輸出國；日本後勁不繼，迷失了整整20年。

以上所有成功例子，都有搶掠侵凌的歷史，而美國稱霸至今，端靠霸權主義，這是主流西方經濟學不會告訴你的事實。

再說，以上例子中，人口過億的，也只有美國、俄羅斯和日本。人口最接近中國的美國，規模只有中國的四分之一，可比性其實很低。

佔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我國經濟發展到今天，完全沒有搶掠侵凌的元素，只可能是自己闖出一條前人未走過的路。

今天我們有人提出「中國模式」，模式也者，意味着有一定的普適性。是否如此，值得探討。

如果不具普適性，不能複製的話，「中國道路」，或者「中國方案」的提法會比較恰當。

更具現實意義的是，中國道路證實成功，而且成績輝煌，前所未有。但這路一直走下去，能否讓我們的經濟達到美歐列強今天的水平？

不能的話，我們下階段該怎麼走？

不能複製 不叫「模式」

於1949年一開始時，我們不能不感謝蘇聯一下子移植了一個工業體系的框架。但我們的原始積累，完全靠自己勒緊肚皮，自我剝削，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擠出微薄的農民剩餘價值，再按馬克思經濟學集中發展重工業。

再加上貿易不開放，基本上是傳統發展經濟學進口替代和嬰孩工業（infant industry） 那一套模式。

大規模外援、集體勤儉、長期利用規模效應，把微薄資源集中投放於短期難見實益的重工業，這些元素都不可能複製。

這樣發展十多年，便開始出現城市人口就業不足，知青要上山下鄉隱藏失業，農民進一步被剝削。

改革開放打開了海外市場，提供了大量工業就業，和較高的工人剩餘價值，我們咬緊牙關，接受海外買家剝削。改革開放初期的大進大出，基本上就是重商主義和比較優勢那一套。

之後剛好碰上冷戰結束，市場擴充，我們搭上了全球化快車。再加上自由主義當道，美歐流行外判，我們於本世紀初加入WTO後，便成了世界工廠。

我們更乘此機會，積極轉型提升，出口產品整體不斷增值，達到了今天中等收入水平。

改革開放的成功，是我們前30年的工業基礎，加上重商主義恰巧碰到全球化機遇的結果。這裏幸運的因素很重要，印度便碰不上這機遇，人口紅利將反而成了沉重的人口包袱。

不能不提的是我們的農民工，特別是改革開放初期單獨千里跨省來到廣東打工的川妹、湘妹等，反映了中國人不單刻苦耐勞，更有冒險犯難的勇敢，這也難以複製。

不能複製的不叫「模式」，「中國模式」這提法可以休矣。

劉迺強

現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暨南大學客座教授、北京商業幹部管理學院客座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港澳研究中心顧問、廣東港澳經濟研究協會顧問、廣州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顧問。 一直關心中港前途，40年來經常在本港及內地多份報章專欄及雜誌，發表政經評論文章，亦是致遠文化服務有限公司董事、大中華青年在線總召集人和香港理工大學前中國商業中心研究員。 曾任1987 至2007年的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研究人口、資源及環境委員會委員、第九屆至十一屆全國港區人大選舉委員會委員、特區的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和第二屆政府選舉委員會委員、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推廣基本法聯席會議發起人之一、特區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和滙點創會會長。 2018年11月21日離世，享年7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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