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會轉行「與病毒共存」策略嗎？

「動態清零」好還是與 「病毒共存」好？坊間常有人為這個問題而爭拗。其實，這個問題不宜簡單地二取其一，而是要視乎病毒的傳染能力與病毒的殺傷力，按實際疫情來作取捨。此外，一個社會有多少資源與設備可以應對抗疫的需要，亦是一項很關鍵的考慮。

清零成果比代價大

新冠疫情剛開始的時候，還未變種的病毒，傳染力不及Omicron，但殺傷力卻比Omicron更嚴重，受感染者很多都需要送院，甚至送入深切治療病房，對醫療系統造成嚴重負荷。在這種情況下，徹底隔離受感染的病人與可能受感染的密切接觸者，是一個對人民負責的政府的應有的態度。中國政府因而發展出「動態清零」的策略。

要行「動態清零」的策略，政府需要花很大氣力，人民亦需要自覺配合，一段時間後才能取得成果。西方政府怕麻煩，加上人民又不願意犧牲個人自由，所以很快就放棄清零的做法，改行「與病毒共存」的策略，寧願死掉一批老弱殘，也不想妨礙經濟的正常發展。

兩年多來的實踐顯示，行清零政策的中國雖然要花較多氣力，但獲得的成果卻遠比付出的代價大。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4.2倍，中國因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人數還不到5000人，而美國的死亡人數卻已接近100萬人，是中國的200倍。

另一方面，中國的經濟並沒有因行清零而受到太大的妨礙，在疫情期間，全球的很多物資供應都得靠中國的生產力來救急。西方的經濟在疫情的第2年雖有反彈，但很靠量寬作「催谷」，留下很多後遺症。

從以上的情況來看，「動態清零」策略不但對人民的生命更有保障，而且可以減少疫情對經濟造成的破壞。因此，中國在疫情開始的階段行清零政策是正確的。不過，新冠病毒不斷變種，顯示最流行的Omicron變種，傳染力高，殺傷力卻轉弱。

與病毒共存  是共生法則

傳染力高增加了「清零」的代價，殺傷力弱卻減少了與病毒共存的成本。如果病毒繼續朝這個方向演變下去，要推行「動態清零」的難度就會愈來愈大，而採取「與病毒共存」策略需付出的代價就會愈來愈小。所以我一直認為，形勢發展到某一個階段，中國亦不能堅持清零永遠不變，最終仍得回到「與病毒共存」做法，這才符合生命體共生的大自然環境。

病毒是自然界生命存在的最基礎模式，它無處不在，是自然界共生環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人類發展到今天這個模式，離不開病毒對我們的不斷打造。人類的成長史就是「與病毒共存」的歷史。因此，我們對「與病毒共存」的策略不應從一開始就予以否定，中國在適當的時間點，亦會發展出一套適合自己的「與病毒共存」的策略。

不過，以Omicron今天的殺傷力，以及香港準備未夠充足的情況，我們仍得以「動態清零」為基本策略，但具體做法則應配合病毒的演變與香港的特殊環境，這樣我們才能以較小的代價換取較好的成效。

原刊於《am730》，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施永青

香港中原地產創始人之一，現任中原集團主席兼總裁。原籍浙江寧波，1949年出生於上海，4歲時定居香港，在港接受教育，19歲畢業後從事教育工作8年，後轉往地產行業任職。 1978年開設中原地產代理公司，從事地產代理事業至今。除房地產外，施永青在香港以私人名義創辦免費報紙《am730》，並開設專欄親自撰稿，專欄除議論時事外，更深入淺出分享其營商、管理實踐經驗及人生哲學等，廣受大眾歡迎。施永青還身兼香港房屋委員會成員、香港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香港地產代理監管局成員等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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