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的「顯學」：網絡輿情態勢「監測與引導」|尹瑞麟

「科學性」的輿情干預

當大家和國際社會將注意力投向中國如何利用先進信息科技、面部識別技術，用於監視13億國民一舉一動的「社會信用系統」（Social credit system），以及成立俗稱「五毛」的「網絡輿情分析師」部隊，通過不同社交媒體和網絡留言，系統性地影響大眾對政府、個別事件的看法，甚而粗暴地以屏閉和刪除帳號方式，阻止信息擴散的同時，另一場新的學科卻戛然而至，出現在中華大地，成為內地新的「顯學」。香港也未能對此顯學的影響，獨善其身。

這門新的學科可稱之為「網絡輿情態勢監測與引導」，是建立在龐大和無遠弗屆的國民監視系統的平台之上，通過結合大數據、人工智能軟件、大型數學模型、演算法（Algorithms）和心理學等社會科學知識，對輿情態勢及其擴散途徑與指向，進行實時和動態監測和引導。除固網外，更涵蓋微博、推特等新媒體。

此等「科學性」的輿情干預，包括輿情起始階段的干預、輿情激化階段的干預、輿情反復階段的干預，以至輿情消退階段的干預。當然，以三言兩語對此新顯學作深入解說並不容易，有興趣者可從近兩年內地出版與此學科相關的書目，理解其概梗，如下：

-《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微博輿論傳播與引導》（余秀才，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彌漫與消彌：網絡輿情的演化模式與應對策略（Diffusion and Elimination: The Evolution Model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張偉，中國經濟出版社，2017）
-《大數據視域下微博輿情研判與疏導機制研究》（王秋菊、劉杰，人民出版社，2018）
-《網絡社會：綜合防控體系研究》（殷竹鈞、中國法制出版社，2018）
-《大數據時代的網絡輿情》（楊明剛，海天出版社，2017）

相對以上較為專題性的書藉，以教科書形式編撰的則有：

-《輿情學（第二版）》（齊中祥，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
-《網絡社會危機傳播原理》（任福兵，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17）

至於以政治和法制為出發點的則包括：
-《基於政治安全的網絡輿情治理創新研究》（舒剛，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
-《國家權力與網絡政治表達自由》（曾白凌，法律出版社，2018）

代表社會在向前發展，還是新的專制手段

面對這琳琅滿目的書目和研究成果，以及書中所登載的案例和實踐（包括2011年7.23動車追尾、2013年青海玉樹特大地震、湖南城管涉嫌暴力毆打小販至死等事件和當局的處理等等），腦海中不期然浮現出的問題是，這些新的學問、新的分析方法和干預實踐，究竟是否代表着社會在向前發展，中性或還是倒退，我們究竟又應以什麼取態來端視這些新生事物。

國際投資者索羅斯日前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表示，專制政權與信息技術壟斷的結合，會賦予專制政權手中的控制手段，成為專制政權手中的有效工具，對開放社會構成致命威脅。他續稱，在中國那裡「習近平要使一黨制的國家具有至高無上的統治權威」。可見，新的學問和技術是否帶動社會發展的一個衡量標準，可包括其是否指向一個開放社會。至於其他準則包括是否有助推進例如國際人權宣言、中國憲法以至基本法中對言論自由的保護，以及增加政府施政透明度等。

對香港而言，絕非隔岸觀火

對於香港，我們也未能對此顯學的影響，獨善其身。還記得2017年的特首選舉，選舉事務處人員攜至機場附近的亞洲國際博覽館後備點票中心的兩部電腦被竊，一部電腦載有1194名特首選委名字，另一部電腦則載有300多萬名全港立法會和區議會選民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地址、電話及身分證號碼等，但案發房間未見有撬門痕跡。事件最終沒有人被捕和警方最後決定不再跟進，但一個揮之不去的疑問是，到底誰會對這些資料有興趣，以及當日是特首選舉，但帶到後備點票中心電腦卻載有全港選民資料。

此外，強調是「此外」，也就是獨立於上一段文字，香港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是中國科學院院士，是大數據專家，在網上還可看到他一篇題為《人工智能的創新發展與社會影響》長文。因此，另一個令人揮之不去的疑問是為什麼中聯辦需要這樣的資深專業人士坐陣。

毫無疑問，網絡輿情態勢監測與引導工具是可以應用於不同選舉工程。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日前發出警告，澳洲150萬名使用中國社交平台微信（WeChat）的用戶，可能受虛假資訊、信息審查和宣傳影響，「中國政府或藉此控制輿論和澳洲選舉」。研究所的專家表示，微信有時還會推動某些刻意營造的議題，是一種控制公眾輿論的方法。

回到香港，不妨回顧和前瞻，剛過去的兩次立法會補選，大數據是否發揮過威力，大家不妨仔細推敲，面對即將到來的區議會選舉，大數據會否是另一種策略工具。對此新顯學，香港的專上大學課程，包括傳理學系、政治及公共管理學系，統計學系，以至法律系，是否也要增添新的內容，與時俱進。

原刊於《眾新聞》，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尹瑞麟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士，早年任職新聞傳媒、經濟政策研究及派駐新加坡。80年代初獲總部設於東京的國際政府組織 – 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 委聘為國際公務員，在日工作11年，並取得上智大學（Sophia University）碩士學位，懂日文。回歸後回港任職「四大」之一的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大中華區業務拓展總監，期間獲委任前策略發展委員會成員，多年來在香港、新加坡及日本多家傳媒發表時評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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