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時期的外部風險

中國新時期的外部風險指的是「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如何避免中美之間的衝突乃至戰爭。簡單地說，「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的關係，無論是新興大國挑戰守成大國，還是守成大國恐懼新興大國，最終都有可能導向兩者之間的衝突和戰爭。

根據哈佛大學一個研究團隊的統計，自1500年以來，全球已經經歷了16次權力在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的轉移，結果12次發生了戰爭，只有4次可以說是和平的轉移。中美兩國是否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這些年來成為中美乃至世界討論的熱點問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本人也多次公開表示中國要避免這個陷阱。

如何避免大國之間的衝突和戰爭，是開放以來中國領導層最為關切的問題。改革開放如何成為可能？最重要的外部條件就是國際和平。和平的國際環境為中國的內部改革開放提供了條件，中國本身也要為國際和平作出貢獻。這幾乎成為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和外在世界互動的最高原則。從鄧小平到今天，中國對外政策的原則表面上有變化，但實質上具有內在的一致性。鄧小平時代提「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提「和平崛起」，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提「新型大國關係」，這些政策目標的實質就是要處理好外部關係，尤其是大國關係。

但是，隨着近來中美兩大經濟體貿易戰的開始，人們突然感覺到「修昔底德陷阱」的來臨。實際上，西方已經有人認為，中美兩國已經至少在經濟上陷入了這個陷阱。問題在於，為什麼中國在這方面作了那麼多的努力，但「修昔底德陷阱」還是會出現呢？很多人把原因指向中國，認為是中國改變了往日鄧小平「韜光養晦」策略的緣故。或許主觀層面的政策是一個原因，但主要因素還是客觀要素的變化。這可從中國和世界關係的演變來理解。

簡單地說，中國和美國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的關係經歷了三個主要的階段。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剛剛改革開放，因為資本短缺，中國實行「請進來」政策，把自己的國門打開，歡迎外國資本到中國。在90年代，中國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實行「接軌」政策。「接軌」就是改變中國自身的製度體係來符合國際規則。

不難理解，在這兩個階段，中國客觀上不會和外在世界發生嚴重衝突；不僅如此，無論是開放還是接軌，中國都得到外在世界的歡迎。但現在到了第三階段，即「走出去」。「走出去」在本世紀初已經開始，但早期規模很小，很難對外在世界產生實質性影響。十八大以後，中國開始比較系統地「走出去」，並且成為國家政策，尤其表現在一帶一路倡議、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和金磚國家銀行等方面。過剩的資本、多餘的產能和成熟的基礎設施建設技術等要素組合在一起，構成了巨大的「走出去」動力。

在這個過程中，在西方看來，中國對外在世界的態度發生了巨變。西方認為，中國和世界體系的關係已經從從前的「學習」、「接軌」、「維持」，轉向了「修正主義」；在內部，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中國的外交話語也愈來愈具有民族主義色彩，中國開始要充當西方的「老師」，教訓西方並且開始輸出自己的模式了，無論是經濟發展模式還是政治制度模式。

對西方來說，這個轉折點發生在2008年，西方發生大規模的金融危機，之後大部分西方經濟體一蹶不振，處於長期的結構調整困難。而「互相否決」的政黨制度，也使得西方國家很難有有效的國家政策，來促成經濟走出危機。

貿易戰的表現形式

很顯然，中國和西方之間的這種反差既有主觀的認知成分，更有客觀環境的變化所致。從這個角度來說，貿易戰並不難理解。人們甚至可以說，貿易戰只是中美關係到了這個階段的一種表現形式；如果不是貿易戰，也會通過其他形式表現出來。

中美兩國關係的本質通過貿易戰表現出來，這表明貿易戰的本質並不僅僅是經濟，而是兩國的總體關係。兩國的總體關係意味着什麼？簡單地說，美國作為世界霸權，其目的還是要維持世界霸權的位置；要維持其霸權的位置，就要阻止中國對其所構成的挑戰，無論是事實上的還是想像中的。

這裏需要一個判斷，中美之間會不會發生軍事衝突甚至戰爭？因為中美都是核大國，熱戰的可能性極小。局部的衝突有可能，例如在南中國海和台灣問題上，但兩國間的全面戰爭很難想像。並且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從軍事上征服中國不僅不可能，也沒有必要。但兩國之間從局部衝突發展到軍事政治冷戰是有可能的，也是美國強硬冷戰派的期望。冷戰派希望無論是通過貿易戰還是其他方面的局部衝突，把中美關係引向軍事冷戰；一旦發生軍事冷戰，美國就會像往日對付蘇聯那樣對付中國了。

貿易戰是否會演變成為軍事冷戰？這取決於中美兩國下一階段的互動。就中國來說，所要考量的就是如何在和美國進行貿易戰的時候，努力避免貿易戰演變成為軍事冷戰。要達到這一目標，就要認真考慮特朗普為什麼要發動貿易戰這一問題。

對中國，特朗普到底害怕什麼呢？對特朗普來說，中國的核心力量在於其日漸成長的「消費社會」。中國成為「消費社會」對美國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中國的「大市場」，也就是經濟力量。真正可以促成中國改變整個世界格局的是其龐大的「消費市場」，而非其他因素。這些年來，中國開始加速成為區域乃至可以和美國競爭的世界經濟重心，其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中國的消費水平。

因此，不難理解，這次貿易戰的核心就是「技術冷戰」，就是針對「中國製造2025」的。說到底，通過這場「技術冷戰」，美國不希望中國在技術層面往上爬，至少可以拖延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也可以說，促成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促使中國回到「貧窮社會主義」階段是美國所需要的。只要中國停留在「內部貧窮」狀態，中國就不會有外在的影響力。從美國的角度來說，中國的「中等收入陷阱」是避免兩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最有效方法。

顯然，如果中國以美國期待的方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並不符合中國的利益，是中國國家利益的最小化。中國該如何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呢？一句話，還是需要通過進一步的改革開放來化解中美之間的矛盾，同時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

中國應清楚本身的技術發展水平

中國首先需要對自己的家底摸清楚。比如說，現在的技術發展到哪一步了？如果把工業1.0版定義為機械化，2.0版為自動化，3.0版為信息化，4.0版為智能化，中國究竟處於哪個位置？與國際最高水平的差距究竟在哪裏？有多大？

現實地看，中國大部分的企業處於機械化和自動化之間。信息化和智能化也在發展，但在這兩個層面究竟有多少是屬於中國自己的原創？有多少是對外國技術的應用？哪些核心技術中國高度依賴甚至受制於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如果萬一與美國的技術脫鉤，這些核心技術的缺失，將會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等帶來怎樣的問題？這些問題中國是否能在短時間內有辦法對付？

這一系列問題對於如何處理中美貿易戰非常重要。儘管改革開放40年中國的經濟建設，確實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在技術層面，基本上還是西方技術的應用，現在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中國製造」。二戰以後，德國和日本等國家的經濟起飛，的確是建立在「德國製造」和「日本製造」上，但中國不是，中國只是「中國加工」和「中國組裝」。在弄清楚了自己的家底之後，才能理性評估中國與美國的關係。

在一定程度上，貿易戰不可避免，但必須是非常有限的貿易戰。中國可以在農產品或者汽車等一些可以找得到替代進口的領域打貿易戰，在很多技術領域則沒辦法打，因為中國本身就沒什麼技術。農業產品的替代進口比較容易找。汽車方面，日本和德國等擁有技術，中國可以轉而向這些國家進口。

美國頁岩油技術的飛速發展，意味着美國能源出口能力的增加。中國可以加大對美國能源的採購與投資，因為在美國不願意向中國出口高科技產品，而其他商品不足以平衡中美兩國的貿易赤字的情況下，目前看只有大宗能源能平衡赤字。而貿易赤字恰恰正是特朗普在中美關係中最看重的東西。

在貿易戰中必須注意發揮多邊主義的作用。這次美國正式啟動貿易戰後，中國第一時間把美國告到世界貿易組織（WTO），起訴美國的徵稅措施，這個方向是有建設意義的。習近平最近也多次強調多邊主義，中國會變得更加開放。中國接下來會加快汽車、金融方面的開放。此外，中國可能需要考慮互聯網行業的對外開放，讓更多的技術和資本進入中國市場。

中國互聯網僅僅是美國技術的應用，沒有太多原創性的技術。中國加快開放互聯網市場，哪怕在最初階段，西方在國內互聯網市場佔領多一點，但至少中國自己還會有份額，並且通過真正的競爭來發展自己的原創性技術。如果繼續按照目前的趨勢發展下去，中國互聯網市場原創性技術都會掌握在美國手裏，5年或10年以後中國的互聯網就更加困難了。對互聯網保護了那麼多年，並沒有導致原創性技術的出現。其實，汽車業的發展也說明了這一點。起初時期需要保護，但成長一段時間以後需要開放和競爭，否則就不會有進步。

更重要的是要加快建設中國國內內部的開放平台，例如粵港澳大灣區和海南自貿區都應該是重點建設對象。在這些內部平台上一定要有力度、有深度的改革政策，由中央政府來統籌。和其他國家和地區建立自由貿易區需要時間，並且不在中國的掌控之下，但這些內部自由貿易平台完全在中國自己的掌控之下。一定要使得這幾個內部開放平台對國際優質資本具有強大的吸引力。

內部改革也要加快，尤其在知識產權方面。知識產權的保護不僅僅是為了應付西方的壓力，更是要為中國企業本身提供技術創新的有效機制。沒有知識產權的保護，企業就不會有創新的動力。同時，既然中國從國際市場獲得技術，就要教育企業接受國際規則。中興事件的經驗教訓要認真總結。

總體上說，雖然中國市場對於美國非常重要，但一旦冷戰開始，對安全的考量就會佔據美國對華關係的主導地位，美國會為了安全而不得不放棄中國市場。美國可以去開發其他市場，但如果中國被排擠出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之外，或者中美之間經貿脫鉤，就會是「修昔底德陷阱」的開端。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