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字的雛型

華夏文字由壁畫到陶文刻劃多為象形圖案，在半坡、龍山、高郵所發現的陶文距今約6000年，比甲骨文早了約1200年。雖然，陶文上的符號至今仍無法辨釋，但從字的排列方式及「符文」以直線為主、橫平豎直的結構，專家們多認為是漢字的源起。

夏代發現的器物以紋飾為主，雲雷紋、眼紋、蛇紋、獸面紋等，題材多與鬼神相關。夏亦有以骨甲占卜的習慣，但從出土的甲骨上並未發現如商代的卜辭文字，至今仍未有發掘出夏代較完整的文字紀錄，而陶文至今只發現數十種，陶文最多的一件文物也只有11個刻劃，這些刻劃流暢，獨立、排列也有規則，應是當時記錄用的文字符號，但內容是什麼則仍待專家們去研究。

上世紀30年代在長江下游良渚遺址發現的隨葬物品則以玉器為主，出土的240餘件器物中也有刻劃的符號，專家們曾辨別出如「鳥」、「燕」、「封」、「山」等十多個與在大汶口發現陶罐上符號相似的代表性符文，專家多認為良渚符文或許是商代甲骨文的先驅，是中國文字的雛型。

甲骨文

商代留下的文字紀錄當以清代戲劇性發現的甲骨文最有研究價值，甲骨文內容多是商代王室占卜的文字紀錄，其中有解釋干支的曆法資料、有商代占卜的制度及卜辭的辭例、有祭祀鬼神的陳述，當中涉及的人物、典禮制度、方國、地名都可對照《尚書》、《春秋》、《史記》的內容，對上古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價值。

從隸定甲骨文的研究中，可總結出甲骨文造字的方法包括了象形、指事、會意及假借等。甲骨上的文字很多是先寫後刻的，從結字、用筆及章法去分析，甲骨文因用刀刻，故多用直線，曲線也以短的直線組成，用刀直起直下，線條多呈中粗、兩端略尖的特徵。甲骨文結字以長方形為主，也有方形結構，呈現對稱的美，一字不同的部件有不同位置的揖讓安排，展現出書家的藝術造詣。甲骨文篇章行款明確，行與行間疏密有致，文字大小錯落，前後呼應，密者安排緊湊，字數少者又空靈穩妥，天真爛漫，別有情趣。

鍾鼎文與楚帛書

商代中期冶煉青銅器的工藝發展迅速，由原來粗獷的動物紋飾變得細緻密集，獸面、雷紋、地紋、回紋、花紋等作裝飾。商代早期青銅器刻有文字的不多，主要是族徽或族名，晚商時期鑄有文字的青銅器漸多，至今己發現的約1300多個。西周是金文廣泛應用的年代，鑄造的青銅器記述周天子的重要事跡，也有的是周天子賜與功臣的器皿。西周的青銅器幾乎紀錄了文獻中所有的周天子，是研究西周歷史、政治、制度、土地、戰事的第一手資料。

金文是鑄鼎時已在母範上刻削的文字，母範多以陶土燒成，故金文較肥厚，彎筆與團塊較多，雄渾而端整。西周至昭穆後期，隨着鑄進技術的發展，金文的筆劃粗細漸趨勻稱劃一，起筆與收筆都以渾為主，行距與字距趨於相約的方格模式，書體結構嚴謹、端正、典雅。東周王室衰微，列國諸侯多自制銅器，書法亦因地域與氏族而出現不同的色彩。齊、魯等國維持西周時風格，字體稍作長方形，筆劃變曲線為直線，嚴整而勁峭。秦、晉、虞等國以秦最盛，是秦統一後書同文所用小篆的原型，古樸而雄渾。楚、吳、越等國的金文與齊、秦有較大的分別，楚國文字修長、圓轉、流暢、自由奔放，裝飾性強，且具蟲、鳥形，是鳥蟲篆的雛型。

除了金文，考古發現的楚帛書與竹木簡都是墨跡，帛書排行整齊，行、字距基本相同，在規範整齊中又見天真自然的韻趣，帛書字體扁平、對稱，用筆圓潤流暢，輕重有變化，點劃間頓挫分明，展示書者對文字藝術的靈巧及處理。楚帛書記載了天象、災變、四時運轉、月令禁忌、楚國風俗、陰陽五行及天人感應與不同的史料，對古史、古文字研究有重大的意義。

〈華夏文化的載體〉6

鄧兆鴻

退休小學校長。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士、碩士。1971年入職，1985年任校長至2005年退休。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教育大學兼任講師，教授課程包括：學校行政、課程發展及管理、擬任校長培訓課程、中層管理人員行政課程、訓導及輔導人員培訓課程等。研究興趣包括教師教育、學校行政及發展、學生輔導工作、素質保證等。教育評議會創會會員、執行委員；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創會主席。曾任香港教育研究學會周年研討會籌備委員會委員、香港教育行政學會執行委員、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理事兼教育政策委員會主任、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第五，六屆委員等。退休後頗沉迷於中國文化藝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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