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離,人權沒了;不隔離,人全沒了。」”Quarantine, no human rights; don’t quarantine, no human left.”
這兩句和新冠疫情一起流傳的俏皮話,許多人看了都會報以一笑。其實這兩句話當中隱含深刻的矛盾,並非只可一笑置之。
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抗疫防疫與維護人權之間的矛盾,一直引起廣泛關注和爭議。
武漢封城 遏止疫情
最早爆發新冠肺炎的武漢市,今年1月下旬至4月上旬「封城」共76天。1月23日10時起,武漢的城市公交、地鐵、輪渡和長途客運全部停止運作,機場和火車站關閉。2月中開始,全市範圍內所有住宅小區實行封閉管理,居民無特殊原因不得踏出家門。世界衛生組織稱,這樣封鎖一座1100萬人口的大城市,在公共衛生史上前所未有。在封城期間,全市的超級市場各類日用品缺貨,醫院防護物資極度短缺,大量確診病人被迫在家隔離,結果傳染全家。
封城的極端措施卻有效遏止病毒在社區擴散;每日新增確診人數在2月中旬達到高峰,之後開始回落,3月中下降至個位數。4月8日武漢解封,居民生活逐漸回復正常。更重要的是,武漢封城制止了病毒繼續從這個號稱「九省通衢」的華中樞紐城市向全國各地傳播,換來了全國抗疫的主動。中國公認是全世界遏止疫情最快最有效、經濟復甦最早的國家。
可是,武漢封城被很多西方傳媒視為特大醜聞;在封城期間,以至在解封之後,許多評論認為,人們最應該關注的,並不是病毒從武漢傳出來的風險,而是1000萬人的基本權利被剝奪,他們當中只有極少數是病毒傳播者。
加強監控 人民反對
當世界各地政府採取不同的抗疫措施,規定社交距離、強制隔離檢疫、追蹤傳播源頭等,不少人權組織和政治社會學者提出警告:要提防政府利用抗疫作為加強對人民監控的藉口。他們指出,因為抗疫,個人的活動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個人的私隱正受到前所未有的侵犯;不但在威權管治的國家是這樣,民主國家也有同樣的趨勢。他們擔心,人們在疫情下接受了政府加強對個人的監控,這將成為新常態,疫情過後仍不會改變;個人過去享有的自由和權利,有一部分將永遠失去。
這警告在西方社會裏很容易獲得共鳴。生命誠可貴,健康價亦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這是西方社會普遍擁抱的價值觀念,何況很多人根本不覺得新冠病毒會威脅他們的生命。疫情爆發以來,西方國家不時有人批評政府抗疫不力,但更多的意見是反對政府推行的抗疫措施限制了人民的自由。反隔離、反限聚、反口罩的示威遊行場面經常在新聞報道出現,剛過去的周末便有多宗。
美國是全世界最強的民主國家;印度是全世界最大(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這兩個國家在發達程度、風俗文化、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以至飲食習慣各方面都有很大差異,但論疫情的嚴重程度卻是難兄難弟:確診新冠肺炎的總人數和每天新增個案,兩國都佔了世界第一和第二位。這和兩國的政治不無關係。
檢測計劃 無法照搬
特區政府推行為期兩周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今天結束。這計劃開展期間,香港第三波疫情已逐漸消退,所以至少沒有出現「愈檢愈爆」的尷尬局面;然而政府也不敢說計劃「圓滿成功」,因為接受檢測的人數,跟專家先前說的要令計劃有效的檢測數字實在相差甚遠。有些人把計劃稱為「全民檢測」;其實市民接受檢測的比例不到「全民」的四分之一。計劃不能說是「無用」,但顯然收不到全民檢測的效果。
全民檢測對遏止疫情的有效性,已在內地多個城市得到證明。例如黑龍江牡丹江市今年5月感染個案突增,當地政府實施全民檢測,7天內檢測超過65萬人,篩查出19名無症狀感染者隔離觀察,成功遏止疫情。北京今年6月爆發第二波疫情,憑着每日檢測近50萬人,26天內回復零感染。這些經驗說明,全民檢測可以大大縮短因抗疫而要停止社交接觸和經濟活動的時間。
全民檢測的功效,在於它在極短時間內找出所有隱形傳播者,以杜絕社區傳播。但要真正做到「全民」檢測,非強制不行。特區政府自始至終強調「普及檢測」是自願性質,因為明知強制措施不可能在香港推行。但是,參加檢測計劃畢竟要花點時間,費點工夫,還可能要冒點風險,對接受檢測的個人又沒有明顯的利益;如果不是反對派不斷對計劃攻擊抹黑,激起建制陣營中人積極參與,接受檢測的人數恐怕更少。
這也突顯了「兩制」的差異。不論實踐證明中國的抗疫措施有多成功,這些措施都不可能在西方國家推行;香港也不可能照搬。
中國抗疫的成功,美國和印度疫情的失控,香港的「張弛有(失?)度」,給人們多一個角度去思考兩制的長短優劣。
原刊於《am730》,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