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抗疫成功 美國疫情失控

「隔離，人權沒了；不隔離，人全沒了。」”Quarantine, no human rights; don’t quarantine, no human left.”

這兩句和新冠疫情一起流傳的俏皮話，許多人看了都會報以一笑。其實這兩句話當中隱含深刻的矛盾，並非只可一笑置之。

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抗疫防疫與維護人權之間的矛盾，一直引起廣泛關注和爭議。

武漢封城遏止疫情

最早爆發新冠肺炎的武漢市，今年1月下旬至4月上旬「封城」共76天。1月23日10時起，武漢的城市公交、地鐵、輪渡和長途客運全部停止運作，機場和火車站關閉。2月中開始，全市範圍內所有住宅小區實行封閉管理，居民無特殊原因不得踏出家門。世界衛生組織稱，這樣封鎖一座1100萬人口的大城市，在公共衛生史上前所未有。在封城期間，全市的超級市場各類日用品缺貨，醫院防護物資極度短缺，大量確診病人被迫在家隔離，結果傳染全家。

封城的極端措施卻有效遏止病毒在社區擴散；每日新增確診人數在2月中旬達到高峰，之後開始回落，3月中下降至個位數。4月8日武漢解封，居民生活逐漸回復正常。更重要的是，武漢封城制止了病毒繼續從這個號稱「九省通衢」的華中樞紐城市向全國各地傳播，換來了全國抗疫的主動。中國公認是全世界遏止疫情最快最有效、經濟復甦最早的國家。

可是，武漢封城被很多西方傳媒視為特大醜聞；在封城期間，以至在解封之後，許多評論認為，人們最應該關注的，並不是病毒從武漢傳出來的風險，而是1000萬人的基本權利被剝奪，他們當中只有極少數是病毒傳播者。

加強監控人民反對

當世界各地政府採取不同的抗疫措施，規定社交距離、強制隔離檢疫、追蹤傳播源頭等，不少人權組織和政治社會學者提出警告：要提防政府利用抗疫作為加強對人民監控的藉口。他們指出，因為抗疫，個人的活動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個人的私隱正受到前所未有的侵犯；不但在威權管治的國家是這樣，民主國家也有同樣的趨勢。他們擔心，人們在疫情下接受了政府加強對個人的監控，這將成為新常態，疫情過後仍不會改變；個人過去享有的自由和權利，有一部分將永遠失去。

這警告在西方社會裏很容易獲得共鳴。生命誠可貴，健康價亦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這是西方社會普遍擁抱的價值觀念，何況很多人根本不覺得新冠病毒會威脅他們的生命。疫情爆發以來，西方國家不時有人批評政府抗疫不力，但更多的意見是反對政府推行的抗疫措施限制了人民的自由。反隔離、反限聚、反口罩的示威遊行場面經常在新聞報道出現，剛過去的周末便有多宗。

美國是全世界最強的民主國家；印度是全世界最大（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這兩個國家在發達程度、風俗文化、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以至飲食習慣各方面都有很大差異，但論疫情的嚴重程度卻是難兄難弟：確診新冠肺炎的總人數和每天新增個案，兩國都佔了世界第一和第二位。這和兩國的政治不無關係。

檢測計劃無法照搬

特區政府推行為期兩周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今天結束。這計劃開展期間，香港第三波疫情已逐漸消退，所以至少沒有出現「愈檢愈爆」的尷尬局面；然而政府也不敢說計劃「圓滿成功」，因為接受檢測的人數，跟專家先前說的要令計劃有效的檢測數字實在相差甚遠。有些人把計劃稱為「全民檢測」；其實市民接受檢測的比例不到「全民」的四分之一。計劃不能說是「無用」，但顯然收不到全民檢測的效果。

全民檢測對遏止疫情的有效性，已在內地多個城市得到證明。例如黑龍江牡丹江市今年5月感染個案突增，當地政府實施全民檢測，7天內檢測超過65萬人，篩查出19名無症狀感染者隔離觀察，成功遏止疫情。北京今年6月爆發第二波疫情，憑着每日檢測近50萬人，26天內回復零感染。這些經驗說明，全民檢測可以大大縮短因抗疫而要停止社交接觸和經濟活動的時間。

全民檢測的功效，在於它在極短時間內找出所有隱形傳播者，以杜絕社區傳播。但要真正做到「全民」檢測，非強制不行。特區政府自始至終強調「普及檢測」是自願性質，因為明知強制措施不可能在香港推行。但是，參加檢測計劃畢竟要花點時間，費點工夫，還可能要冒點風險，對接受檢測的個人又沒有明顯的利益；如果不是反對派不斷對計劃攻擊抹黑，激起建制陣營中人積極參與，接受檢測的人數恐怕更少。

這也突顯了「兩制」的差異。不論實踐證明中國的抗疫措施有多成功，這些措施都不可能在西方國家推行；香港也不可能照搬。

中國抗疫的成功，美國和印度疫情的失控，香港的「張弛有（失？）度」，給人們多一個角度去思考兩制的長短優劣。

原刊於《am730》，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曾鈺成

香港政策研究所副主席。2008至2016年出任香港立法會主席，曾參與多屆立法會地區直選。現擔任培僑書院和培僑中學校監及培僑小學校董。1968年在香港大學畢業後，於培僑中學任教，後擔任校長。香港大學教育文憑及碩士。1992年與一群志同道合人士成立民主建港聯盟，並出任創黨主席，2003年改任會務顧問。回歸前，積極參與香港過渡期工作，曾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成員，並擔任全國政協委員。2002-2008年擔任行政會議成員。